冷志军老了。
这是他自己先觉出来的。以前进山，背着一百多斤的猎物，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气都不带喘的，走上一天一夜也不觉得累，睡一觉就缓过来了，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的。现在不行了，背个三四十斤的东西，走几步就喘，胸口像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腿也酸，腰也疼，肩膀也受不了，走一趟山得一整天，回来就得躺炕上歇半天，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缓不过来了。
他不服老，可身子骨不骗人。那些年攒下的老伤，一到阴天下雨就犯，膝盖疼得走不了路，肩膀酸得抬不起胳膊，腰跟折了似的，直不起来也弯不下去，怎么待着都不舒服。胡安娜给他熬了草药，用热毛巾敷，用红花油揉，折腾半天能好一些，可过几天又犯了，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他知道，这是那些年在山里跑、在海里泡落下的病根，寒湿入骨了，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养回来的，可能这辈子都好不了了，得带着进棺材。
可他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那些年，那些苦，那些累，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把他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把他从一个啥也不懂的愣头青变成了一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本事人，把他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有房有地有存款的体面人。那些苦没白吃，那些累没白受，那些伤没白落，每一分付出都有了回报，每一滴汗水都浇灌出了果实。
他六十二了。头发全白了，不是花白，是全白，像冬天山顶上的雪，白得彻底，白得干净，白得没有一丝杂色。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像刀刻的一样，眉心的那道竖纹尤其深，像一条干涸的河床，横亘在两座山丘之间，突兀得很，也显眼得很。他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粗，可没以前有力气了，握东西的时候手会抖，端碗的时候手会抖，连夹菜的时候手都会抖，抖得厉害的时候菜都夹不住，得两只手捧着碗才能吃。
胡安娜也老了，头发也白了，腰也弯了，走路也没以前利索了，可她比冷志军强些，还能干活，还能操持家务，还能纳鞋底、腌咸菜、做各种好吃的。她的手还是那么巧，针线活还是那么好，做的衣裳还是那么合身，缝的补丁还是那么整齐，连最挑剔的人看了都得竖大拇指。她的眼睛不行了，花了，看东西得戴老花镜，不戴就看不清楚，针穿不进去，线认不准，信也看不了，得凑到窗户底下，借着亮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慢得很，可她看得认真，看得仔细，一个字都不肯落下。
冷潜前两年走了，八十八岁，算是喜丧。走的那天晚上，月亮很圆很亮，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他躺在炕上，拉着冷志军的手，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没说出来，喉咙里发出一些含混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出不来也下不去。他的眼睛看着窗外，看着那轮圆圆的月亮，看着月光洒在院子里，洒在那棵老杨树上，洒在圈栏上，洒在大毛二毛和点点的身上。他看了好一会儿，嘴角微微往上翘了翘，翘了一个小小的弧度，算是笑了，然后闭上了眼睛，手松开了，呼吸没了，走得很安详，很平静，像睡着了一样。
林秀花哭得死去活来，哭了好几天，嗓子都哭哑了，眼睛哭得通红，肿得像两个桃子，可她挺过来了，没倒下，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日子照过。她说老头子走了是享福去了，不用再受累了，不用再受罪了，她替他高兴。可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下着下着又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反反复复的，像个疯子。
林秀花现在跟冷志军和胡安娜住在一起，住在东屋，炕烧得热乎乎的，被褥也厚实，饿不着冻不着。她的身子骨还行，能吃能睡，就是脑子不太好了，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清醒，糊涂的时候不认识人，连冷志军都认不出来，喊他“大哥”，喊胡安娜“大姐”，好像他们是外人。清醒的时候又什么都记得，记得冷潜年轻时候的样子，记得冷志军小时候淘气摔破了膝盖，记得冷小军出生那天下了多大的雪，记得那些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连冷志军都记不太清楚了的陈年旧事。
大毛前年死了，老死的。它的牙掉光了，吃不动草了，瘦得皮包骨头，站都站不稳了，成天趴着，眯着眼睛，喘着粗气，像是在回忆什么，又像是在等待什么。死的那天早上，胡安娜去圈栏喂它，发现它已经硬了，眼睛闭着，嘴角还挂着一丝草沫子，像是在吃草的时候走的，走得很安详，没什么痛苦。胡安娜蹲在圈栏边上哭了一场，冷志军把大毛埋在了后山，跟冷潜的坟挨着，埋完了站在坟前抽了一根烟，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回来。
二毛还活着，也老了，走不动了，成天趴着，跟大毛活着的时候一样。它有时候会抬起头来，朝着大毛坟的方向看一会儿，眼睛里湿漉漉的，像是有眼泪，又像是没有，看一会儿就低下头去，继续趴着，继续眯着眼，继续喘着粗气。
点点也老了，老得不成样子了。它的鹿角已经不长了，原来那些分岔也磨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像两根枯树枝插在头上。角上的红布条还在，胡安娜每年过年的时候给它换新的，红彤彤的，在风中飘着，像一团小火苗，又像一面小旗帜。它走不动了，成天趴着，吃草都得胡安娜送到嘴边，把它扶起来，让它靠着墙，一口一口地喂。它吃得很慢，嚼得很费劲，牙齿不好使了，草在嘴里磨了半天才咽下去，可它吃得很认真，很努力，好像在告诉自己——我还活着，我还能吃，我还能活。
大灰二灰也老了，毛色发灰了，不像以前那么亮了，眼睛也浑浊了，看不太清楚了，走路的时候经常会撞到东西，撞到门框撞到树撞到墙，撞了也不叫，绕过去继续走。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院子里疯跑了，不再你追我赶闹成一团了，不再汪汪叫着迎接每一个来串门的人了。它们成天趴在门口，眯着眼睛，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听什么声音，听主人的脚步声，听主人的说话声，听那些熟悉的、听了十几年的、怎么也听不够的声音。
冷志军每次从外面回来，大灰二灰都会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摇着尾巴，走到他跟前，用脑袋蹭蹭他的腿，然后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他，好像在说“你回来了，我们一直在等你”。他蹲下来，摸摸它们的脑袋，挠挠它们的耳朵根子，它们就眯着眼睛，一脸享受的表情，舌头伸出来，哈哧哈哧地喘着气，像是在笑，又像是在说“好舒服，再多挠一会儿”。他蹲在那里，摸着两只老狗，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扩散，慢慢地弥漫，慢慢地充满整颗心脏，暖暖的，软软的，又酸酸的，涩涩的，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不紧不慢的，跟以前一样，又跟以前不一样。一样的是日出日落、春种秋收、柴米油盐，不一样的是人少了，热闹少了，那股子朝气蓬勃、热气腾腾的劲儿没有了。家里安静得像一潭死水，偶尔有人来串门，说几句话，热闹一阵，人走了又安静了，安静得像坟墓一样。
冷小军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在一家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每天跟农民打交道，下乡、进村、去田间地头，教农民怎么种地、怎么施肥、怎么防病虫害，干的是跟土地有关的事情，跟他学的专业也对口。他干得不错，领导器重他，农民也喜欢他，说他这个大学生跟别的不同，不摆架子，不说官话，能吃苦，能下地，能跟农民打成一片，像个干实事的人。
他在省城租了房子，一间不大的单身公寓，在城西一个老旧的小区里，六楼，没电梯，每天爬上爬下的，累得够呛。房子不大，一室一厅，四十来个平方，家具也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都是房东留下的，旧是旧了点，可还能用，凑合着过呗，又不是不行。厨房里有灶有锅有碗，他学会了做饭，虽然做得不太好，可饿不死自己，煮个面条、炒个鸡蛋、炖个汤，凑合一顿是一顿，不讲究。
他每个月的工资不算高，可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他把攒下的钱寄回家里，让冷志军和胡安娜花，别省着，该吃吃该喝喝该买买，辛苦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可冷志军和胡安娜哪里舍得花？把钱存起来，存折上的数字越来越大，可他们还是穿旧衣裳、吃粗茶淡饭、过苦日子，好像不花钱的日子才是好日子，好像攒钱的日子才是正日子。
冷小军一年回来两三次，春节回来一次，国庆回来一次，有时候暑假也能回来一次，待不了几天就走了，来去匆匆的，像一个过客，像一个旅人，像一只候鸟，在这个家住几天，又飞回那个城市的巢里去了。每次回来，他都觉得家又老了一些，父亲又老了一些，母亲又老了一些，院子又旧了一些，那些陪伴他长大的动物们又老了一些，有些已经不在了，永远地不在了。他心疼，可他没办法，这就是日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这一辈子必须面对的东西——离别、衰老、死亡，谁也逃不掉，谁也躲不过。
这一年秋天，冷志军去了一趟海边。他已经很久没去了，身子骨不行了，走不动了，去一趟海边得折腾大半天，来回一天，回来就得歇两天，得不偿失。可他想去，想去看看那片海，想去听听海浪声，想去闻闻那股咸腥味儿，想去跟孙村长说说话，喝顿酒，叙叙旧。
孙村长也老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比冷志军还多还深，像一张揉皱了的纸，怎么捋都捋不平。他的腰也弯了，背也驼了，走路也得拄拐杖了，可精神头还行，还能在码头上站一会儿，抽根烟，看看海，看看那些来来往往的游客和渔船。度假村已经承包给别人了，他干不动了，就在家里管管账，收收钱，享享清福，日子过得倒也自在。
两个老头坐在码头上，抽着烟，看着海，都不说话。海还是那片海，蓝汪汪的，一眼望不到边，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好像时间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好像这片海永远不会老，永远这么年轻，永远这么有活力，永远这么慷慨地给予，又永远这么沉默地等待。海风吹过来，带着咸腥味儿，湿漉漉的，黏糊糊的，贴在脸上很不舒服，可他们习惯了，从小就习惯了，从第一次跟着大人来赶海就习惯了，习惯了就离不开了，就像离不开这片土地、这片山林一样。
“志军，你还记得不？那年你第一次来海边，从海里捞上来那些大海捞瓷，卖了十几万，把我都看傻了。”孙村长吐出一口烟，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海平线，海平线上有一艘渔船，小小的，像一片树叶飘在水面上，晃晃悠悠的，随时都会被海浪吞没。
“记得。咋不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捞着好东西，兴奋得一宿没睡着，翻来覆去的，脑子里全是那些青花花的瓷片子，一片一片的，在水底下亮闪闪的，好看得很。”冷志军也吐出一口烟，烟雾在海风中散开，瞬间就被吹得无影无踪了，像那些年的日子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留都留不住。
“那时候你还年轻，浑身是劲，下海一待就是半天，上来换口气又下去了，跟条鱼似的。现在不行了，老了，走不动了，连码头都得拄着拐杖走了。”孙村长说着叹了口气，把烟掐灭了，烟头扔进海里，嗤的一声，冒了一小股白烟，瞬间就被海浪吞没了，“咱都老了，不中用了，以后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冷志军没接话，把烟也掐了，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角，不知道是擦眼泪还是擦汗，反正擦了好几下，擦了又擦，擦得眼角都红了，红得像兔子眼睛，亮晶晶的，湿漉漉的。
远处的海面上，有一群海鸥在飞翔，白色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片片洁白的帆在天上飘。它们一会儿飞得很高很高，高得几乎看不见了，一会儿又俯冲下来，扎进海里抓鱼，抓到了就叼着鱼飞起来，嘎嘎地叫着，得意得很，好像在跟同伴炫耀自己的本事。
回程的路上，冷志军又在山里转了一圈。他走得很慢，拄着一根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像一只老乌龟在爬。山里的路他还是熟悉的，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哪里有个坑，哪里有个坡，哪里有个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像刻在脑子里一样，这辈子都忘不了。
林子还是那个林子，树还是那些树，高高的，密密的，遮天蔽日的，阳光从树缝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子，亮晶晶的，好看得很。落叶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棉花上，沙沙地响，像在跟他说话，又像是在唱歌，唱的是那些年的故事，那些赶山打猎的故事，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那些他年轻时的勇敢和莽撞。
他走到一棵大松树下面，停下来，摸着粗糙的树皮，抬头看着树冠。这棵树他认识，他年轻的时候就在这儿歇过脚，那时候这棵树还没这么粗，还没这么高，还没这么老。几十年过去了，它长粗了，长高了，长老了，他也老了，头发白了，腰弯了，走不动了，可它还在这儿，还在长，还在活，还在看着一代一代的人从它身边走过，从年轻走到年老，从生走到死。
他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颗松塔，黄褐色的，鳞片张开了，里面的松子已经落了，只剩下一个空壳，轻飘飘的，像一只没有灵魂的躯壳。他把松塔放在手心里，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小心地揣进了兜里，拍了拍，确认不会掉出来。他想把这颗松塔带给冷小军，让他看看，让他知道，山里的东西，哪怕是一颗空松塔，也是有故事的，有生命的，有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