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欣找到我住处时是周四的黄昏。她从港大档案室查到了Edward chan这个名字，在一份1992年的租约副本里，地址栏写着南丫岛榕树湾大街三十七号二楼，画室。租期三年，月租八百块，签租人一栏的签名是英文E. chan，笔画简省到几乎只剩轮廓。
她带来了一份复印的租约和一张泛黄的码头货运单。货运单上的日期是1992年6月，货物栏写着画框五箱，油画颜料若干，发货地址填的是赤柱。收货人正是Edward chan，收货地址就是那间画室。
赤柱发的货。林惠欣把货运单推到我面前，指尖点着那行印刷体的发货地址，日期是1992年6月。月明在通道里拍下照片是那年的春天。时间对得上。
我收好地图和照片，跟着林惠欣去了南丫岛。渡轮从中环开出后不久就能看见榕树湾的轮廓了，那些依山而建的矮房子沿着海岸线层层叠上去，屋顶的颜色被海风和日头晒得发白，有些已经褪成近乎粉红的水泥色。码头边泊着几艘白色的私家游艇，比长洲的渔船干净体面得多，但那股海腥味是一样的，顺着风钻进鼻腔里。
榕树湾大街三十七号是一栋三层的唐楼，外墙刷成淡淡的芥末黄，二楼阳台种满了九重葛，紫红色的花藤垂下来，遮住了半边铁窗。一楼是一间咖啡馆，门面不大，橱窗里摆着几只手工陶杯和一盆干了的多肉植物。推门进去时，风铃叮当响了几声，吧台后面一个戴着厨师帽的年轻男人抬起头来，手里的抹布还搭在肩上。
两位？
林惠欣把复印的租约放在吧台上。我们想打听一下这间画室的事。1990年代初，这里二楼租给过一个姓陈的先生。
老板姓许，三十出头，说话带着点Abc的口音，据说这家店是他三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他把抹布放下，歪头看了看那张租约复印件，皱了皱眉。我爸以前提过，二楼原来是个画画的人住的。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这店开了以后把二楼改成了储物间，有些旧东西还在里面。
他领我们上了楼。楼梯很窄，转角处堆着几个落满灰尘的纸箱，箱子上用马克笔写着之类的字。二楼的空间比我想象的要大，一面是整面朝南的窗，窗框是墨绿色的铁质，漆面起泡剥落。另两面墙刷成了浅灰色，墙面上留着深浅不一的钉孔，还有几块比周围颜色浅的矩形印记，是画框挂过多年留下的形状。
这些旧东西我本来想扔，但一直没时间收拾。许老板指了指靠墙堆着的一摞东西，歪歪斜斜的，有画框、纸卷、几只用旧了的颜料管。他弯腰搬开上面的杂物，露出下面一个尺寸不大的木框，框面朝下扣着，灰尘积了厚厚一层。
我蹲下来，用手拂去灰尘。木框的漆面是深栗色的，边角有些开裂，露出底下浅色的木纹。框里嵌着一块画板，画板上裱着一张素描纸，纸上画的是速写，炭笔线条粗放而准确。
速写的内容是一男一女站在一座灯塔前面。女人是月明。即使是炭笔的简略勾勒，我也一眼认出了她——那微侧的头颅和微微上扬的下巴弧度，还有她搭在身前的手势。她穿着一条长裙，裙摆被风吹出波纹状的褶皱。站在她身边的是个男人，身量很高，穿着一身军装式的制服，宽肩窄腰，但脸上是一片被涂黑的炭痕，粗重而潦草，像是有人用拇指蘸了炭粉狠狠地抹上去，抹了一遍又一遍，把纸面的纤维都磨毛了。
男人的左臂垂在身侧，右臂搭在月明的肩上。那只手画得异常仔细，指节分明，指甲形状清晰，甚至能看出拇指内侧有一道细小的疤痕。手背上有两枚环状的印子，该是戴过戒指留下的印痕，但戒指本身没有画出来。
林惠欣凑过来，目光在速写和租约之间来回移动。这个男人会不会就是Edward chan？
有可能。我把画框翻转过来看背面。背面的纸板是用图钉固定的，图钉已经生了锈，有一枚歪了出来。我小心地把图钉拔开，纸板松动后露出画框的背板夹层。夹层里有一张叠得极薄的纸，纸面发黄，质地柔软，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展开来，是月明的字。笔迹比地图上的要潦草急迫，有些字母的尾巴拖得很长。
chan，你走后我回去找了三次。第三次我下了分岔口，看见那块碑。碑上的字不是我认识的任何一种文字。但碑的基座被人凿过，露出来的底下一层是汉字。有三个字，我拓下来了，但这张纸后来丢了。
我怀疑你早就知道。那些东西不是自然存放在那里的。是你父亲那一批人运进去的。你有钥匙，你有地图，你甚至给那条通道装了通风管。但你没告诉我全部。
你告诉我你是画家。你来香港写生。你在赤柱遇见我，说你喜欢我画的那幅灯塔。你让我站在灯塔前面给我画速写。那个下午阳光很好，你画的线条很轻，像是不舍得用力。但后来我才明白，你那天一直在看我的背后。你看的是那座灯塔。
如果你回来，可以来大澳找我。我住在最靠近水面的那间棚屋里。如果你不来，那这些字就是写给我自己看的。
落款没有日期。
我拿着那张纸的手有些发颤。许老板站在门口，抱着胳膊看我们翻这些东西，脸上的表情介于好奇和局促之间。这张画你们要的话可以拿走。反正也是以前的东西，我留着没用。
我谢过他，小心地把速写和那张字条收好。下楼的时候林惠欣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木板楼梯在脚下发出有节奏的声响。经过转角时我看见墙壁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字体秀气，是月明的笔迹：
南丫岛的月亮比赤柱的圆。
我愣了一下，用手机拍下来。林惠欣在楼下喊我，我快步走下去。
咖啡馆里放着一首老歌，粤语的，女声唱得缠绵又清醒。我们在靠窗的位置坐下，许老板端来两杯柠檬水，玻璃杯外壁凝着细密的水珠。林惠欣把那张速写平摊在桌面上，用杯子压住两个角，不让窗外进来的风吹动。
Edward chan穿的是英军制服。她指着画上那个被涂黑的人形，肩章的位置和样式看不太清了，被炭涂得太厚，但腰带的扣环是军用的那种扁平扣，我有印象。
我盯着那张被涂黑的脸。炭粉涂得很深，底下的线条完全被覆盖了，但仔细看能发现炭粉并非均匀一层，有些地方被刮过，像是涂黑之后又用刀片刮掉了一部分，然后重新涂上。这个动作重复过多次，痕迹层层叠叠。
月明跟他是什么关系？林惠欣问。
我想起银姨说过的话，月明十五岁开始就在赤柱的布莱克家进出。那个宅子在山腰，灯塔在海边，中间隔着不远的距离。如果Edward chan是当年驻扎在赤柱的英军某个人物，他们在1992年相遇并不奇怪。但那张速写里的姿态太亲密了，那只搭在肩上的手，还有月明笔下那张字条的措辞。
月明叫他chan。我把字条也摊开，不是Edward，不是陈先生，就是chan。她跟这个人很熟，熟到可以用单字称呼。但他走的时候她不知道，他离开的方式让她措手不及，所以她写你走后我回去找了三次
林惠欣沉默了一会儿。他走了以后，她才开始去那条通道的深处。第一次去只是拍那些文物，后面几次就是去找跟他有关的东西。那块碑，凿过的基座，底下的汉字。
她说她拓了那块碑上的字，但纸丢了。我摇摇头，丢了，还是给了人？她给周水生的包裹里只有地图。给银姨的照片里没有碑文。她把跟那个碑有关的东西单独处理了。
咖啡馆的窗台上摆着一盆九重葛的枝条，枝条伸到窗外去，被午后日光照成半透明的红紫色。我望着那些在微风中轻轻颤动的花瓣，忽然想起银姨说月明刚到港大读书时选了历史系。她选的不是艺术，不是文学，是历史。也许她就是想去弄明白那些碑文上的字，也许她遇到了根本读不懂的东西，才需要从更根本的地方重新学起。
许老板走过来，给我们的杯子续了水。我顺口问他是否知道他父亲关于这间画室租客的其他事。他想了想，拿起吧台上的手机翻了翻，说：我爸以前提过一句，说那个画家搬走的时候很突然，很多东西都没带走。这些画框和颜料都是他留下来的。我爸说那个人的房租其实还多付了两个月，但人再也没回来过。
什么时候搬走的？
应该是九三年初。我爸说是新年之后不久，天气还挺冷的。
1993年初。月明写下那张字条，说你走后我回去找了三次。三次都是1992年的事。1993年春天来临之前，Edward chan离开了香港，或者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月明把他的速写留在南丫岛的画室里，自己回了大澳，从此定居在水上的棚屋里。她没有把这幅画带走，像是故意留下来，等着后来的人在某一天把它从画框背面翻出来。
我和林惠欣在咖啡馆坐到太阳偏西。榕树湾的午后有一种慵懒的安宁，街上偶尔走过几个遛狗的外国人和推着婴儿车的本地阿婆，海风从敞开的门吹进来，带着退潮后滩涂的腥味。林惠欣用一个透明文件袋把速写和字条装好，又把租约复印件和货运单放进去。
你打算去赤柱找那个灯塔吗？她问我。
地图上说入口在灯塔基座下面，要退潮的时候去。我看着窗外逐渐变成金粉色的海面，但我不确定现在去了还能找到什么。1992年到现在，三十多年了。那个地方就算没被封死，恐怕也早被潮水侵蚀得不成样子了。
林惠欣用手指轻轻摩挲着文件袋的边缘。月明把地图交给了周水生，把底片沉到了海里，把速写留在了南丫岛。她做了这么多事，就是为了让那些线索能够被拼起来。如果我们不拼，她就白做了。
风吹进来，把桌面那张速写的复印件吹得一角掀起来。画上那个被涂黑了脸的男人，他的身姿挺拔而静默，搭在月明肩上的那只手画得那么仔细，连疤痕都一根线条一根线条地描了出来。月明花了多少时间看那只手，才能画到这种程度？她画那张字条上的字时，又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写下那一句如果你回来，可以来大澳找我？
天快黑了。我们把桌上的东西收好，起身离开咖啡馆。榕树湾大街的路灯陆续亮起来，昏黄的灯光照着那些斑驳的墙面和生锈的铁门。走到码头时回头望去，三十七号那栋芥末黄色的唐楼已经融进夜色里，只有二楼阳台的九重葛花影还隐约可辨。
渡轮来了。我们上船，船舱里开着空调，冷气扑在脸上有些刺骨。林惠欣靠窗坐着，手机屏幕的光照亮她专注的侧脸。她正在查资料，搜的是赤柱灯塔 历史驻港英军 1990年代 人员名单之类。搜索结果零散而贫乏，大部分的条目点进去都是重复的简述。
我望着窗外的海。南丫岛的轮廓在黑暗中渐渐模糊，灯塔的灯火在远处的海岬上亮起，一明一灭，节奏缓慢。我想起Edward chan给月明画的那张速写。他让她站在灯塔前面，自己坐在几米之外，用炭笔把她的身影和身后的塔楼一起留在纸上。那天的阳光落在月明的脸上，海风把她的裙摆吹向一侧。他画得很慢很仔细，手指上沾满炭粉。
也许他当时已经知道自己要走了。也许那幅速写是他的告别。而月明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所以她写下那些字，把字条藏在画框背面的夹层里，把画框留在那间画室。她没有带走它，就像她没有带走那段记忆一样，让它们一起留在那个有九重葛和铁窗的房间里，等着南丫岛的月亮一遍遍地升起来，照亮那面灰墙上的钉孔和褪色的印痕。
船到中环时，码头的灯光刺得人眼睛发疼。林惠欣收好手机，对我说：我先回学校了。周末有空的话，我们一起去赤柱看看。潮水表我查一下。
我点头。她走上天桥汇入人流，瘦削的背影很快被霓虹灯和车灯吞没。我站在码头出口，手里拎着装满复印件和照片的帆布包。海港的水面被城市的灯光染成五颜六色，倒影晃动着，像是海底下还有另一个发光的城市。
我摸了摸包里那幅速写的边角。Edward chan的脸被涂黑了，但那具挺拔的轮廓还在，那只搭在月明肩上的手还在。我忽然想知道月明后来有没有再去南丫岛。她在那间画室里住了多久，画了多少张画，又在哪一天决定关上那扇墨绿色的铁窗，头也不回地离开，从此只在大澳的棚屋里画海和天空的交界线。
1992年的春天过后，她的生命里多了一条地下通道、一尊封了眼的铜佛、一块刻着她读不懂的文字的碑，还有一个在速写里把她的侧影画得那么轻、那么淡的男人。她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把这一切分散出去，沉进海水和记忆的深处。
而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打捞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