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洲的渡轮码头比长洲小得多，不过一条水泥栈桥伸进水里，栈桥尽头搭着个铁皮顶的候船亭，亭子里贴着褪色的船期表，纸角被海风掀起又落下，啪嗒啪嗒地响。码头旁边泊着一艘蓝底白边的木船，船尾的发动机用防水布盖着，布面上积了一层灰白的鸟粪。
我找到老黎的时候，他正蹲在船头抽烟。七十三岁的人了，背还是直的，只是颈后那块肉松弛下来，堆成一道褶皱。他眯眼看我走过来，先把烟屁股在船帮上摁灭，再把烟蒂塞进口袋里，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做惯了的。
银姨打电话来说了。他开口，嗓音粗粝，带着常年吸海风的人特有的那种哑，你要问九三年的事。
我在船头另一侧坐下，栈桥下面海水晃动，泛着午后的碎光。老黎从船舱里摸出一只搪瓷缸子，倒了些茶递给我，茶色淡得像清水，飘着几片碎茶叶。他自己没喝，重新摸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一口，烟雾被海风撕碎了吹向后方。
那晚我记得。他说，刮东北风，不算大，但潮水有点乱。赤柱码头那边晚上一向没人等船，我那天是送一个钓鱼的老客回香港仔，返程经过赤柱，本来不停，但我看见码头上站着个人。
他说那个人站在码头尽头的灯柱下面，路灯坏了，只剩底座上一圈暗黄色的光晕。她抱着一样东西，用一块深色的布裹着，乍一看像是行李。但老黎把船靠近了才看清，那是个婴儿。
女人三十出头的样子，披着一件男人的军大衣，大得不像话，下摆拖到膝盖下面。她脸很白，嘴唇是紫色的，头发被风吹得贴在颊上。她看见我的船，没喊，就是往前走了两步，站在栈桥最边沿的地方，脚趾头已经探出去了一半。
老黎把船靠过去。女人上了船，没有讲价，只是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塞给他，比他平时跑一趟的收入多出两三倍。她抱着婴儿坐在船尾的矮凳上，面朝着赤柱的方向，婴儿裹在那块深色的布里，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点点翘起的发梢。
船开出多远我记不清了，大概过了一半海程的时候，她忽然哭了起来。老黎把烟灰弹进海里，那个哭声啊，不是嚎啕大哭，就是从嗓子眼里一点点挤出来的那种，呜呜的，像是什么东西堵着出不来。她一边哭一边用国语说了一句话，我听得懂，我回不去了。说了几遍，后来渐渐小下去，变成一些含混的句子，粤语和国语掺着，听不真切。
我问他，那个女人有没有说要去坪洲的那里。老黎摇头，说到码头她就下去了，抱着婴儿，裹着那件军大衣，沿着海傍路往岛内走。坪洲那会儿夜里连路灯都不多，她走进黑暗里就没影了。
她颈上挂了个东西。老黎抬手比了比锁骨的位置，一根红绳，坠子是黄铜色的，小小的，圆形，上面有几个凸出来的齿。我当时以为是某种首饰，后来回想，那东西看着像什么机器上的零件。
快门零件。我在心里默念，没有打断他。
老黎把第二支烟点上。烟雾里他的面孔变得有些模糊，皱纹像地图上的等高线一样层层叠叠。那个女人后来我在坪洲街上又见过一次。隔了大半年吧，天气转热了，她没穿那件军大衣了，换了件碎花的短衫，怀里还是抱着那个婴儿，站在一家杂货店门口买米。我路过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认出来，又低下去翻口袋找零钱。
她住在坪洲？
租了靠海那边一间村屋。老黎用夹烟的手往东南方向指了指，那年月坪洲空房子多，没人住，租金便宜。她住了大概一年多吧，后来搬走了，没人知道搬去哪里。那间村屋后来又租给过几户人，有南亚的工人，有做陶艺的年轻人，现在好像又空了。
我问他那间村屋还在不在。老黎想了想，说他可以带我去看看。
坪洲的小路蜿蜒狭窄，两边种着老榕树，树根垂下来像一道道褐色的帘子。老黎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但是很有节奏，那双塑胶拖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啪嗒啪嗒响。我们穿过一片废弃的工厂区，几栋红砖厂房已经塌了半边，铁窗框弯折成古怪的角度，里面黑黢黢的，爬满了藤蔓植物。
村屋在岛南侧一片坡地上，门前有一棵歪脖子的木瓜树，树上挂着几颗青绿色的果子，被海风吹得摇摇晃晃。屋子是两层的混凝土结构，外墙刷的白石灰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和红砖。二楼的窗户用木板钉死了，一楼的门锁着，锁是新的，但门框上方的墙缝里长出了一丛蕨草，绿得鲜亮。
就是这里。老黎站在木瓜树旁边，抬头看了看二楼那扇钉死的窗，她当时住楼下，二楼空着。我有一回送货路过，看见她在门口晾小孩的衣服，小得跟手绢似的，用几个木夹子夹在一根铁丝上。
我绕着屋子走了一圈。屋后有一小块空地，长满了齐腰的野草，草丛里露出半截生锈的铁皮桶和几块碎瓦片。空地的边缘有一道矮石墙，石墙外面就是海了，海水在墙脚处拍打着褐色的礁石，发出持续不断的闷响。
我蹲下来拨开草丛。靠近墙根的地方，泥土的颜色比周围深一些，像是被反复踩踏过。我用手扒了扒浮土，指尖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挖出来看，是一枚生了铜绿的扣子，圆形，直径约莫一厘米，表面的纹路已经模糊不清，但隐约能看出是某种制服的式样。
老黎凑过来看了看，没说话。
我把铜扣用纸巾包好放进口袋。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沾了泥，海风把野草吹得伏下去又立起来。远处的海面上停着一艘货轮，甲板上堆着集装箱，红蓝相间的，像一座浮动的积木城。
回码头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夜船上的情景。1993年10月，入秋了，海风冷起来了。月明（如果那个女人是她的话）抱着婴儿站在赤柱码头那盏坏掉的路灯下面，身上披着一件男式的军大衣。大衣很大，大到下摆拖到膝盖，可能是Edward chan留下来的，可能是她走的时候从某个地方拿的。她怀里那个婴儿包在深色的布里，婴儿的脸被遮住了，只有发梢翘在外面。
她上船之后面朝赤柱坐着。船离开了码头，赤柱的灯火渐渐变成一小团一小团的光晕，然后连成一片模糊的光带，最后缩成海天交界处一粒微弱的星。她就在那个时候哭了，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说了那句我回不去了。
回不去哪里？会不去那条地下通道？回不去那个站在灯塔前给她画速写的男人身边？还是回不去那个1992年春天以前的自己，那个背着画夹在大澳棚屋间穿行的十五岁少女？
我跟着老黎走回码头。坪洲的午后安静得出奇，除了风声和海浪声，就只有远处某户人家看电视的声响，断断续续的，像隔了几层水传上来的。码头边老黎的船还泊在原地，防水布被风掀开一角，露出底下发动机的黑色外壳。
老黎在船边站定，又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没点。他看着远处的海面，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那个女人后来有一次在坪洲的茶餐厅里跟人吵过架。我也在，隔了两桌。跟她吵架的是个男人，讲英文的，洋人。那男的说了一句话，她听完就不出声了，站起来走了。男的在后面喊她，喊的是，就一个字。
我猛地抬头。
老黎把烟从嘴里取下来，用拇指和食指捏着，转了半圈。我当时没多想，今天你来找我问她的事，我才把这两件事串起来。那个女人，大概就是你找的那个月明。
我问他那个洋人长什么样子。老黎想了想，说长得高大，肩膀很宽，头发是深褐色的，穿着件灰绿色的夹克。年纪看起来四十上下，说话的腔调带点口音，但粤语很流利。他喊了一声，然后就没再追。那个女人头也不回地走了，抱着那个孩子，走得很快。
那会不会是Edward chan？1993年深秋，他回来了？还是他根本没有离开？如果他回了香港来找月明，为什么月明要跑？为什么她在船上哭着说我回不去了？
我在码头边的水泥墩上坐了很久。老黎没催我，他坐回船头，把那只搪瓷缸子里的凉茶倒进海里，又重新给自己沏了一杯。坪洲的下午一寸一寸地过去，日头从头顶挪到西边的山头，把码头铁皮顶的影子拉成一道狭长的菱形，覆盖在水面上。
那个婴儿，我开口问，后来怎么样了？
老黎端着茶缸子，茶杯口的热气一缕缕升上来。我那大半年后见她那次，孩子还抱着，长大了一点。后来就不知道了。她搬走的时候没什么动静，屋子里的东西几乎都留下了，隔壁的阿婆说她走得急，像是临时决定的。
他顿了顿，又说：但有人后来在码头捡到过一条红绳子，就是那种拴坠子用的细红绳。绳子很旧了，褪成了粉白色，放在码头的长椅上。谁也不知道是谁放的，放了几天被风吹到海里去了。坠子没看见。
红绳褪成粉白色，断了，或者被人解下来了。铜质的快门零件不见了。她把那个吊坠拿掉了，也许扔进了海里，也许收起来了，也许交给了某个人。那枚快门零件是链子上最后的一环。照片，底片，速写，地图，然后是快门零件本身。月明把有关那条通道的一切一件件拆散，最后把自己也拆散了，分散到香港不同的离岛上去，只剩下一个抱着婴儿在深夜渡船上哭泣的剪影。
我爸老黎送我回码头。他站在船边朝我摆摆手，说了句后生女，天不早了，趁天黑前走吧。我上了返程的渡轮，坐在舷窗边，望着坪洲的轮廓逐渐缩小、变淡。那棵歪脖子的木瓜树还在村屋门前站着，树影在海风中轻轻摇晃。
船舱里只有零星几个乘客，有一个老太太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铜扣，摸到那些被腐蚀得凹凸不平的纹路。如果Edward chan穿过军装，那这枚扣子可能就是他大衣上的。月明抱着婴儿上了船，披着那件军大衣，大衣上掉了一颗扣子，落在坪洲村屋后的草丛里，三十年后被我的手从浮土下挖了出来。
渡轮驶过南丫岛的时候，天色开始暗了。西边的云被太阳的余晖烧成金红色，海面也染了一层暖光，像是从底下点燃了什么。我忽然想，如果1993年的那天夜里月明在船上没有哭，她会不会一直留在赤柱？如果Edward chan后来真的来坪洲找她了，她为什么会跑？那个婴儿是谁的，如今又在哪里？
这些疑问像那些海面上的碎光一样，亮一下，又暗下去，亮一下，又暗下去。船在黑暗中前行，舷窗外的海变得深不可测。我靠着椅背闭上眼睛，耳边仿佛又响起老黎描述的那个哭声，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呜呜的，在海风中断续飘散。
我回不去了。她说的是国语，字正腔圆的国语。她从小在澳门长大，十岁到香港，在布莱克家帮佣的母亲身边长大。她的国语该是跟谁学的？也许跟Edward chan学的，也许他们在一起时，她就用国语跟他说话。
我又摸了摸那枚铜扣。握在手心里凉凉的，边缘的铜绿蹭在掌纹里，留下一道淡绿色的痕迹。坪洲的灯火已经看不见了，渡轮加速驶向港岛方向，船尾拖出一长条白色的浪花，在黑暗中格外醒目。我把铜扣收进帆布包最里层的口袋，和月明十五岁的照片、南丫岛画室的速写放在一起。
这些东西又多了新的一件。月明的一生被拆成这么多碎片，散落在不同的岛上，等着有人把它们收拢起来。我收拾了这么久，终于拼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一个在地下通道里发现了秘密的年轻女子，一个与她相遇又离开的男人，一个在深夜渡船上被海风裹住的身影，还有一个裹在深色布里、只露出翘起的发梢的婴儿。
渡轮靠岸时，我站在码头的人流里，忽然觉得自己仿佛也成了月明散布出去的某一部分。她把自己的故事交到了我手里，像把一封没有收信人地址的信塞进漂流瓶。而我现在做的，就是把这封信打开，把里面的字一行一行读出来。
海港的夜风迎面吹来，我裹紧外套，汇入中环码头的人潮。帆布包里的铜扣贴着书写的纸面，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远处的摩天轮亮着彩灯，缓缓转动，像一个巨大的、悬在空中的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