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澳到长洲没有直航的船。我先搭渡轮回屯门，再转快船过海。那日天色阴晦，海面铺了一层铅灰色的绸缎，船头切开水面，浪花翻卷成奶白色又迅速归于沉寂。我坐在上层甲板靠窗的位置，手里捏着银姨临别时写给我的纸条，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地址：周水生，长洲西堤街十七号。
纸条上的字迹是银姨用铅笔写的，笔画粗短，带着老年人特有的颤抖。西堤街靠近码头，是长洲最老的街巷之一，两旁的房子大多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样子，骑楼柱子上贴着褪色的街招和神符。我到的时候正是午市，街上飘着鱼蛋和虾酱的咸香气，有一家茶餐厅门口摆着几笼冒着白气的糯米鸡，老板娘叼着牙签在收银台后面看电视。
西堤街十七号是一间矮小的两层铺面，楼下卖渔具，门口挂着几张绿色的尼龙渔网，在午后的闷风里微微晃动。铺子里没人，我喊了两声，后门才传来脚步声。一个黑瘦的男人走出来，五十岁上下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子卷到肘部，露出小臂上纵横的旧疤痕。他的眼睛很亮，像经年的海水磨过的那种亮，看人时微微眯起来，仿佛在估量风向。
找谁？他的声音不大，但清楚。
您是周水生？我把纸条递过去，银姨让我来找您。有关月明的事。
他接过纸条看了一眼，没有立刻还给我，而是捏在指间来回揉搓了几下，纸面起了皱。银姨身体怎样？
还好。她说您一定知道一些事。
周水生把那团纸条塞进裤袋里，转身往铺子里面走。进来坐。我先把手里的活收尾。
铺子后门通向一个小天井，天井里堆着成捆的麻绳和几口大铁桶，里面泡着渔网。周水生蹲在一个木盆前，手里拿着梭子，正在补一张破洞的网。他补网的动作很熟练，梭子穿过网眼，线头被扯紧，打结，剪断，一气呵成。旁边摆着一只搪瓷杯，杯里的茶已经凉了，茶叶沉在杯底，叶片发黑蜷曲。
我在门槛上坐下，看他补完那张网。大概有十几分钟，我们谁都没说话，只有梭子穿过尼龙线时发出的轻微摩擦声，和天井外面巷子里的流动小贩叫卖糖水的喊声。长洲的中午是慢的，连风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挪过来。
月明什么时候把这个包裹给你的？我把银姨告诉我的关于包裹的事说了出来。
周水生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梭子悬在半空。他抬眼看了看天井上方的天空，灰白色的云正在移动，投下一块块模糊的阴影。2003年。三月底，那天刮南风。
他说，月明是搭下午的慢船来的。她在长洲码头下了船，沿着海傍道走，肩上挎着一个布包，和平时来的时候一样。但那天她没有先去看那些她爱画的渔船桅杆，而是直接走到了西堤街。
我那天也是在补网。周水生低头继续手里的活，梭子又开始穿梭，刚过清明，那年的鱼汛不好，网破了好几处。她进来的时候我背对着门，听到脚步声回头，看见她站在门口，整个人像是被风吹来的，头发乱蓬蓬的。
月明把布包放在渔网堆上，从里面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用红线缠了三道。水生哥，这个你替我收着。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他，眼睛盯着那些挂在墙上的鱼钩，一个一个地数过去，像是要把它们的样子都记住。如果以后有人来找你，姓陈的，你就把这个给他。
姓陈的？周水生放下梭子，我问她，是姓陈还是别的什么？她说就是姓陈，一个从大陆那边过来的姓陈的人。到那时候，你就知道该给他了。
他把牛皮纸信封接过来，掂了掂，不重。里面是什么？
地图。月明说完这两个字就不再多说。她在铺子里坐了一会儿，喝了半杯凉茶，就走了。周水生送她到码头，她上船的时候回头朝他摆了摆手，什么也没多说。从那以后，她再没来过长洲。
你也再没见过她？
见过。周水生把补好的网叠起来，叠成整整齐齐的方块，我在电视上见过她。几年前有个什么节目拍大澳，镜头扫过那些棚屋，有个女人坐在门口画画，虽然看不清脸，但我认得那个姿势。她画画的时候老是歪着头，用左手撑着脸。
牛皮纸信封一直被他收在铺子阁楼的铁箱里，压在几本渔船维修手册和一本旧黄历底下。他上楼去取，楼板在脚下嘎吱作响。我听见他打开了铁箱的锁，又合上，脚步声从楼梯上下来。
信封比我预想的旧。牛皮纸已经发脆，边角开裂，用透明胶带粘过。红线缠了三道，打的结是水手常用的平结，要解开需要把线头一抽，整条线就松脱下来。我解开它的时候，指尖碰到了那些被反复摩挲过的纸面，暗处留着浅浅的油渍，大概是汗水蒸发后留下的痕迹。
里面是一张对折的纸，厚实的绘图纸，泛着象牙色的旧。展开来，大约两尺见方，上面是月明用铅笔手绘的地图。线条细密而准确，应该是用了尺子和圆规，比例尺标在右下角，写着约一比二百。地图的中心是一座灯塔的平面图，圆形基座，旁边用蝇头小字标注了方位和尺寸。基座底下画了一条虚线，蜿蜒延伸，穿过一片标注为旧防空洞的区域，然后分岔成三条更细的虚线，分别标着通往海边未知。
塔灯基座的位置画了一个小小的箭头，写着：铸铁盖板，锈蚀严重，需撬棍。
周水生凑过来看了一眼，又把头缩回去，像是那些线条烫眼睛。你收好了。他说，月明既然把它交给了你，那就是你的。
我没有立刻收起地图，而是翻过来看背面。背面也画了东西，是几张剖面示意图，画的是地下通道的纵向结构，有拱顶有侧壁，某些位置标着蝙蝠栖。笔迹比正面的地图潦草些，像是补充的记录，铅笔的线条在某个地方忽然中断，留下一个半成品的弧形。
天井里的光线暗了些，云层压得更低了。周水生起身去关窗，怕边天时雨打进来。他关好窗，站在窗前背对着我，忽然开口：月明那丫头，从小就觉得自己欠了什么。
欠什么？
他转过身来，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声音沉了下去。她说她在那个地下通道里看见的东西，不应该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但她又不敢让太多人知道，怕那些东西被打扰。所以她就拍了照片，画了地图，把东西分了几处放着。她说，这样就算自己哪天出了什么事，总还有人记得那些东西的存在。
我问他，月明有没有跟他讲过通道里到底有什么。周水生摇摇头，走到天井角落的水龙头边，拧开开关洗手。水声哗哗地流了一阵，他关了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珠。
她只跟我说过一件事。2002年夏天，有一次她来长洲划渔船，晚上我请她吃饭，在小馆子里喝了点酒。她喝了酒话就多了，忽然说起那个通道里的铜佛。她说那尊佛的眼睛是闭着的，但是当你用手电从侧面照过去，就会看到眼皮底下有一道细细的缝，缝里有黑色。
黑色的什么？
她没说。她只是说，那尊佛是被人故意封了眼的。不是工匠做的，是后来的人，用一层薄薄的蜡封住，又上了色，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那天用手电照了很久，突然明白那些蜡底下封着的，是另一双眼睛。
我沉默了一阵。那她有没有想过，把蜡剥开看看？
她说她不敢。周水生从窗台上拿起一支烟，叼在嘴里，没点。她说有些东西，你看明白了它的表面就够了。再往深里看，就不知道看见的是什么东西了。
雨终于落下来。长洲的雨来得快，豆大的雨点砸在天井的锌铁皮棚顶上，发出密集而沉闷的响声。周水生把那只搪瓷杯里的凉茶倒掉，重新泡了一杯热茶递给我。茶叶在沸水里慢慢舒展，浮起又沉下，杯口升起一缕白气。
月明那包裹交给我之前，她其实还来做过一件事。周水生坐到我对面，两手搁在膝盖上，那大概是2001年，她把一卷东西用油纸包了，绑上石头，沉到我们长洲码头外面的海里去了。
沉海？
她说那是几张照片的底片。她怕放在哪里都会被人找到，索性沉到水里去。海那么大，谁找得到？她特意选了一个我们长洲渔民都知道的礁石位置，说以后万一要去，还能潜下去捞。
我猛地看向那张地图。周水生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不像笑的表情。不是铜佛，不是那张地图。就是一些底片。她说她拍完那些照片之后，又回去过一次，在通道深处拍了第二卷。那一卷她没有冲洗，直接收起来了。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就连底片一起沉了。
她为什么要把那些底片沉海？
周水生没有直接回答。他掏出打火机，啪地一声打着，火苗凑近烟头，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慢慢出来，在天井的潮湿空气里散开。月明有句话说，有些东西被看见一次就够了，第二次就会变成别的东西
我低头看着膝盖上摊开的地图，铅笔线条在昏暗的光线下变成深灰色，那些虚线像血管一样向四面八方延伸。地图的左上角有几行很小的字，我一直没注意到，此时凑近了看，是月明写的：
入口一：赤柱灯塔基座下，铸铁盖板。入口二：布莱克宅旧花园，已毁于火。三条通道走向：一往东北约四百米，已塌；二往西南临海，出口不明；三为主道，深入约六百米后分岔，分岔口有碑，碑文待考。
雨声渐渐小了下去，天井上方的云层裂开一道缝，透下一束稀薄的光。周水生灭了烟，把烟蒂摁进一个空罐头盒里。你打算怎么办？去找那个入口？
我把地图小心地折起来，放回牛皮纸信封里。信封的折痕已经很深了，像是被反复打开和合拢过无数次。月明在把这份地图交给周水生之前，她自己大概也对着它看了很多遍，反复修正那些线条和标注，最后才封了口，缠上红线，交给了她信得过的人。
我还没想好。我说的是实话。长洲的午后雨声渐歇，巷子里重新响起小贩的叫卖声，糖水摊的甜味混着雨后泥土的气味从门外渗进来。周水生站起来，走到门口看了看天色，说雨停了，我可以去码头赶下一班船。
我站起来道谢，走到天井门口时又回头。周水生已经重新蹲下，拿起另一张破网开始修补。梭子在他手里又动了起来，一上一下，麻利又沉稳。他没有回头看我，只是背对着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混在梭子的节奏里：
你如果真要去那个灯塔，记得看准潮水。退潮的时候去。那片礁石退潮会露出水面，涨潮就淹了。
我走了出去。长洲的街巷湿漉漉的，积水映着天色和骑楼的倒影。我穿过西堤街往码头方向走，路上经过一家卖海味干货的铺子，门口晾着成串的干鱿鱼，在微风里轻轻碰撞。空气里有浓重的虾酱味和淡淡的煤油味，像是这座岛屿的呼吸。
码头边泊着几艘渔船，船身的油漆斑驳，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船尾插着红色的三角旗，旗尾被海水浸成了深褐色。我站在栈桥尽头等船，怀里揣着那个牛皮纸信封，隔着衣料能感觉到纸面微微的硬度和棱角。
海面上浮着雨后的碎光，一漾一漾的。远处有一艘小舢板正在收网，船上的两个人影一前一后地拉动绳索，动作整齐得像在跳一种古老的舞蹈。我看着他们，忽然想起月明。她曾无数次坐着渡轮经过这片海域，画夹夹在腋下，手里或许正捏着那份地图的一角，反复思量那些线条和虚线所代表的，究竟是她应该记住的东西，还是她应该忘记的东西。
慢船靠岸了。我上了船，找了一个靠舷窗的位置坐下。船离岸时，长洲的轮廓在雨后的薄雾中渐渐变淡，西堤街那些低矮的房子和骑楼缩成一片灰蓝色的模糊色块，很快就被水面上的雾气吞没。
我再次打开信封，抽出那张地图。船舱里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光线有些发绿，照得地图上的铅笔线条泛着幽幽的反光。灯塔基座下的那个箭头旁边，月明在铸铁盖板四个字后面，又补写了一行极小极小的字：
盖子内侧有字，我凿过但看不清。可能是三个字，也可能是五个。石灰糊过。
船身轻轻摇晃，海面上起了些浪，白沫在舷窗外面翻滚又消散。我把地图收回信封，闭上眼睛。船舱里有人在打盹，有人在吃烧卖，塑料袋窸窸窣窣地响。船头切开浪花的声响很有规律，像是时间本身在均匀地流逝。
我摸了摸衣袋里那张月明十五岁的照片。她的侧脸朝着阳光，海风吹动她额前的碎发，十五岁的眼睛里有一整个尚未到来的世界。而她后来遇见的那些东西，那些地下通道里的铜佛和碑文，那些被她画在纸上又封进信封里的线条，那些沉在长洲海礁底下的底片，它们都是那个世界的延伸，或者是那个世界对她投来的回望。
渡轮驶过南丫岛的时候，天色彻底放晴了。阳光从西边的云层缝隙中直射下来，把海面照成一块一块的金色拼图。我看着那些光斑在海浪上移动，心里忽然想起周水生最后那句话。他说月明从小到大都在做一件事——把那些她觉得重要的东西分散到不同的人手里，不同的地方去。照片给了银姨，地图给了自己，底片沉进长洲的海底。
她像是一个在沙滩上埋藏珍珠的人，埋完之后退后几步，看看那些坑洞被潮水一一抹平，然后转身离开，再也不回头。
船到中环码头时，黄昏已经来了。我上岸，汇入下班的人流，脚步声被城市的喧嚣吞没。那张地图在我的包里安安静静地躺着，像一件缩小了的、折叠起来的秘密。我走在天桥上，望着下面车灯汇聚成光的河流，忽然明白了一个我一直没想通的事：
月明把这些东西分散出去，不是为了藏。她是在等。等一个姓陈的、或者不姓陈的人，穿过那些分散的线索，把每一条虚线重新连起来。她把地图交给了住在长洲的渔民，把照片留给了大澳的银姨，把底片沉进了只有渔民才知道的礁石下面。而她自己，坐在那间悬在水上的棚屋里，日复一日地画着海水和天空的边界，像是在画一种等待的形状。
我回到住处，把牛皮纸信封和那张照片放在一起，收进了抽屉深处。窗外的香港岛灯火通明，海港里泊着夜游的船，彩灯在船身上绕了一圈又一圈。我坐在黑暗里，手心还留着那张地图的触感，粗糙的纸面，铅笔划过的微微凹痕，还有地图边缘被反复翻阅而磨出的毛边。
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去赤柱。
但我知道，在我决定之前，那个灯塔会一直站在那里。潮水涨了又退，退了又涨，铸铁盖板在地下的黑暗中沉默地等待。而那个藏在灯塔基座下的入口，那条月明曾经走过又走出来的通道，也还在那里。铜佛闭着眼，蜡封的缝隙之下，还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