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适龄劳动力都被编入不同的生产建设队伍，按劳分配基本生活物资。有专门的技术人才负责机械维护、武器保养、工程建设、医疗教育和通讯。基地甚至开办了简易的学校，教授孩子们中文、数学和基本常识；设立了医疗站，由逃难来的医生和护士负责，药品则由陈启通过秘密渠道持续补充。
一个自发形成的、以物易物为主的小型集市在居住区边缘出现，交换着各人手艺制成的物品、采集的山货或分配后剩余的物品，活跃了经济，也满足了多样化需求。周文泰等人则组建了由精干人员组成的“内卫队”和“外勤队”，负责内部治安、边境巡逻和对外侦察联络。
“根”基地——或许这个称呼已经不太适合这片日益庞大的聚居地了。经过近一年的爆炸式发展，这个隐藏在加里曼丹雨林深处的华人社群，人口已逾五万，占地范围扩展了数倍，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生产、防御、教育和生活体系。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求生的“基地”或“避难所”，而是一个事实上的、拥有自身运转逻辑和武备力量的微型社会。
规模的膨胀必然带来治理复杂度的飙升。最初周文泰等人建立的、基于战时需要和个人威望的简单管理架构，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不同来源人群的习惯差异、利益分配引发的零星纠纷、生产部门间的协调问题、以及日益庞大的自卫武装力量的统合与纪律维护，都需要更明确、更系统、更具公信力的规则来维系。
更关键的是，一种模糊却日益强烈的“身份认同”问题开始浮现。这五万余人来自南洋各地，甚至包括少数非华裔的融入者，他们因排华浪潮或各种原因汇聚于此，得到了庇护与生计。但他们是谁？是暂时避难的离散者？还是这片雨林土地的永久居民？他们与故国、与所在国、与这片实际占据的土地，是什么关系？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这些问题，如同地下暗河，在平静的表面下涌动，考验着这个新兴社群的凝聚力与未来潜力。
陈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与需求。他知道，单靠他个人的权威和物资的持续输入，无法长久维系一个庞大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时候，为这片雨林中的“奇迹”，注入制度的灵魂，勾勒未来的蓝图了。这个想法，在他心中酝酿已久，而苏家，尤其是苏老的到来，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和必要的智识支持。
在一个春雨淅沥的夜晚，陈启召集了核心层会议。与会者除了周文泰、韩武等元老，还包括了苏老、苏庆良，以及几位在难民中脱颖而出的、有管理经验或声望的人物。
会议地点设在营地中央新建的、最宽敞坚实的木结构议事厅内。油灯将众人的影子投射在粗糙的木板墙上，随着窗外雨声摇曳。
陈启开门见山：“诸位，今天我们聚集在此，不是为了讨论明天的口粮或防御哨位。我们要商讨的，是关乎我们所有人，以及未来可能加入我们的更多同胞，长远命运的根本大计。”
他环视众人，声音沉稳有力：“我们在这里，从无到有，建起了家园，凝聚了人心，拥有了力量。但我们现在像什么？像一个放大了的部落？一个临时拼凑的营地？还是一个……有自己意志和未来的共同体？”
“东主的意思是……”周文泰隐约猜到，但不敢确定。
“我们需要一部根本大法，”陈启一字一句地说，“一部能明确我们是谁、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如何管理自己、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与外界关系的章程。或者说，一部我们自己的‘宪法’草案。”
“宪法？”那位前报纸编辑倒吸一口凉气，“这……这岂不是要……立国？”这个词太敏感，也太沉重。
苏老抬起眼帘，眼中精光一闪，缓缓道：“未必是立国。可以称之为‘自治章程’、‘共同体约法’。但其性质，确实是为一个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确立最高治理规则的根本文件。春秋有‘约法三章’，汉高祖借此定关中；西欧中世纪有城市特许状，市民借此得自由。我们身处异域，求存图强，确需一个纲领，凝聚共识，规范行事，以谋久安。”
苏老的话，为陈启的想法提供了历史的合法性与理论的支撑。众人陷入了沉思。立国？他们不敢想，也觉得不现实。但一部自治章程，一个明确的共同体规范，听起来既是必要的，也似乎……是可能的。
“我们需要一个名字，”陈启接着说，“一个能概括我们身份和现状的名字。‘基地’太小，‘聚居地’太散。我提议，暂称‘南洋华人自治领’。‘南洋’点明我们所处地域和主要族群来源；‘华人’是我们的文化血脉纽带；‘自治’表明我们的现实诉求——在不寻求独立建国的前提下，争取最大的自我管理权利；‘领’字，既可指领地，也有引领、带领之意。”
“南洋华人自治领……”众人低声咀嚼着这个名字。它不张扬，却自有一股沉静的力量和明确的指向。
“好！”那位侨校校长首先赞同，“有名则言顺，有约则行易。我们需要这样一部章程，让新来者知道规矩，让居住者明白权利与义务，让管理者有章可循，也让外界……至少能看懂我们是什么。”
会议确定了方向：起草《南洋华人自治领宪章（草案）》。由陈启总揽，苏老、苏庆良、前编辑、校长等人组成核心起草小组，周文泰、韩武等人负责提供实际情况和安全保障。起草过程必须高度保密，仅限于核心圈知晓。
真正的挑战，在具体条文的拟定中才开始显现。这不仅仅是文字工作，更是不同理念、不同利益、不同背景的碰撞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