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原则的争论就异常激烈。苏老代表传统知识精英，强调“礼法并治”、“德主刑辅”，主张章程应体现华族优良文化传统和道德教化，认为这是凝聚人心、区别于蛮夷的根本。而周文泰等实干派更看重“效率”和“秩序”，认为条文应简洁明确，便于执行，重点在于保障生产、分配公平和防卫安全。那位工会出身的代表则更关注普通劳动者的“权利保障”和“福利分配”。韩武等军方人物则隐晦地强调“武力”的最终保障作用和军事系统的“特殊地位”。
陈启作为主持者和最终仲裁者，展现了高超的平衡艺术。他首先确立了宪章草案的总体基调：“以生存与发展为第一要义，以华人文化传统为精神纽带，以公平效率兼顾为治理原则，以集体安全为根本保障。”
具体条文的起草更是字斟句酌，常常争论至深夜。
关于“自治领”的性质和最终目标，草案写道：“南洋华人自治领，系基于共同文化渊源、历史遭遇与现实生存需要而自然形成之华人聚居与自治共同体。其宗旨在于：保障成员之生命、财产、自由与发展权利；维系与弘扬中华文化之优秀传统；促进领地之生产建设与社会和谐；在不违反所在国法律及国际公义之前提下，争取并维护合法之自治权益。本自治领不寻求领土主权独立，其长期目标在于成为联系故土、扎根南洋、促进族群发展与文化交流之稳定平台。”这段文字几经修改，既明确了自我定位，又刻意淡化了政治敏感性，将目标引向文化、经济和社会层面。
权力架构的设计是核心中的核心。苏老等人倾向于某种“贤人会议”或“长老顾问”模式，强调德望与学识。周文泰等人则认为需要明确的行政首长和职能部门。军方则希望有独立且较高的地位。
最终草案设计了一套混合而颇具特色的体系：
最高权力机构：设立“全民议事会”，由各生产单位、居住片区、职能部门按比例推选代表组成，负责审议重大决策、批准预算、监督行政。这借鉴了代议制，也考虑了基地的实际组织形态。
行政执行机构：设立“总理事”，为最高行政长官，由全民议事会推举产生，负责日常行政管理、对外交往和紧急状态指挥。总理事下设各“部”，分管具体事务。陈启毫无疑问是首任总理事的不二人选。
咨询与监督机构：设立“元老顾问团”，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者及卸任总理事等组成，对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并有一定程度的道德监督和宪章解释权。这安抚了传统精英，也增加了制度的弹性。
防卫力量：“自治领防卫军”定位为领地的保卫者，隶属于总理事领导，但其高级军官任命需经全民议事会认可，军费预算独立审议，并规定“防卫军不得干政”，但同时明确其在抵御外敌、维护内部紧急秩序时的特殊权限与责任。韩武被内定为首任防卫军指挥官。
关于居民权利与义务，草案既规定了基本的生命权、财产权、劳动获得报酬权、接受教育和医疗的权利，也强调了遵守领地法律、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军事训练、维护集体利益等义务。特别加入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和“尊重不同来源居民之习俗，促进融合”的条款。
经济制度方面，草案确立了“以集体所有与个体经营相结合”的原则。核心生产资料归“自治领”全民所有，由生产部统筹管理；鼓励家庭和小组承包经营、发展手工业和小型商业；内部实行贡献记分与实物分配相结合的制度，并允许有限的内部市场交换。
文化教育方面，明确规定华语为通用语，鼓励学习所在地语言；设立学校，教授中文、数学、科学及生产技能；保护和传承中华传统节日、礼仪、艺术；同时以开放态度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
起草过程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期间，外界并非风平浪静。印尼当局对境内出现如此规模的“非法武装聚居地”并非毫无察觉，只是因其位置偏僻、伪装良好，且印尼国内政局依然混乱，才未大规模清剿，但侦察和小规模试探时有发生。这也反过来促使起草小组意识到，一部能够凝聚内部、规范防御、明确对外姿态的章程是多么紧迫。
当《南洋华人自治领宪章（草案）》的最终稿，以工整的毛笔字誊抄在特制的防水纸张上，摆在议事厅长桌上时，所有参与起草的人都心潮澎湃。这不仅仅是一叠文字，它是五万人在雨林中挣扎求存、渴望秩序的结晶，是一个微型社会试图从混沌走向规则的尝试，也是陈启将个人权威初步转化为制度架构的关键一步。
草案尚未公布，更未经过“全民议事会”的正式审议。但它如同一颗定心丸，也如同一幅蓝图，让核心层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共识和方向。
苏老抚摸着纸页，感慨万千：“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在这南洋雨林之中，竟参与了如此一件……或许可称‘开基立约’之事。虽不敢言传后世，但于当下此地，或许真有安定人心、指引前路之效。”
陈启望着窗外雨林无尽的绿色，心中并无多少激动，只有更深的思虑。宪章草案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在于适应、在于应对未来不可知的变化。但它毕竟是一个开始，标志着“根”基地从一个强人庇护下的避难所，向一个有明确规则和共同目标的“自治领”迈出了第一步。这条路注定崎岖，但有了这份共同约定的蓝图，至少前行的方向，不再是一片迷茫。雨林深处的建国之路，在这份墨迹未干的宪章草案中，悄然显露出最初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