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是被木料锯开的声音惊醒的。
呲——嘎——
声音粗粝有力，混着李副官沉稳的吆喝：“扶稳了！对，就这个角度！”
我睁开眼，天刚泛起鱼肚白。
背上的伤经过一夜休养，虽然还疼，但已从火辣辣的灼痛转为沉闷的钝痛。我慢慢坐起身，披上外衣，走到窗边。
窗外，李副官正带着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忙活。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旧木料，正在锯成整齐的板条。昨天还空荡荡的窗户下方，已经搭起了一个三尺宽、四尺长的木质平台雏形，结构方正结实。
傅文佩站在一旁，手里端着碗热水，想递给李副官又不敢打扰，脸上带着几分无措和感激。
“妈。”我推开窗。
傅文佩回过头，见我醒了，忙说：“依萍，吵到你了吧？李副官说早点动工，今天就能弄好。”
“不吵。”我说，“李叔叔想得周到，是该有个像样的门面。”
李副官听见声音，抬起头，抹了把额头的汗：“依萍小姐醒了？这平台下午就能完工，我再钉两个挂样品的架子。油漆我昨晚就调好了，鹅黄色，清爽，一会儿就能刷。”
“辛苦李叔叔了。”我顿了顿，“工钱和料钱……”
“别提钱！”李副官摆摆手，声音低了些，“这些木头都是仓库里废弃的边角料，我找管事要来的，没花钱。油漆也是用剩下的零碎调的。我就出点力气，你们娘俩能把日子过起来，比什么都强。”
他说这话时，眼睛没看我，手里继续摆弄着木板。但我知道，这话里压着十几年的情分和愧疚。
当年他酒后失言得罪了军阀的副官，是傅文佩在陆振华面前跪了一夜，磕头磕得额头渗血，才保住他一家老小没被赶出上海，只降为普通马夫。这份恩情，他一直记着。
我没再坚持。有些债记在心里，以后慢慢还，用别的方式。
洗漱完，我坐到桌前，把昨晚翻译好的稿子摊开，又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专业术语都标注了英文原文，句式调整得符合中文习惯，格式工整得像印刷品。刘老板要是再挑剔，那纯属找茬。
刚把稿子整理好，门外就传来方瑜轻快的声音：“依萍！开门呀！”
我起身开门。方瑜站在晨光里，穿着浅灰色的学生装，围着条红围巾，脸颊被风吹得红扑扑的。她手里提着个油纸包，香味已经飘了出来。
“这么早？”我侧身让她进来。
“给你送早饭！”方瑜把纸包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四个金黄酥脆的蟹壳黄，“刚出炉的，快趁热吃！你肯定还没吃！”
蟹壳黄的香味混着芝麻和猪油香，在清冷的早晨格外诱人。傅文佩正好走进来，连忙说：“这怎么行……方瑜，你自己留着吃……”
“阿姨，您跟我客气什么！”方瑜不由分说塞了一个到傅文佩手里，又递给我一个，“快吃快吃！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可是带着好消息来的！”
我接过蟹壳黄，咬了一口。外皮酥脆，内馅咸香温热，确实是用心做的。
“什么好消息？”
方瑜神秘兮兮地从书包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眼睛亮晶晶的：“我昨天回学校，按你说的，跟几个要好的同学说了你们开裁缝铺的事。你猜怎么着？当场就有四个人要下单！”
她把本子推到我面前，上面用工整的钢笔字记着：
王淑慧（高三）：月白色短袖旗袍，领口镶珍珠扣，预算八元。
陈美娟（高二）：墨绿色长旗袍，绣金线兰花，预算十二元。
周丽华（高三）：改旧式袄裙为新式连衣裙，预算三元。
赵太太（周丽华母亲）：五十岁寿宴礼服，料子自备，工钱面议。
我看着这几行字，心里快速算了笔账。
前三个订单加起来二十三块钱，除去布料成本——如果客人自备料子就更省——净利润至少十五块。赵太太的礼服工钱另算，那种定制的价格不会低。
“方瑜，”我抬起头，“谢谢你。”
“谢什么呀！”方瑜摆摆手，又从书包里摸出个小布袋，倒出几块银元和铜板，叮叮当当地落在桌上，“喏，这是定金。王淑慧给了三块，陈美娟给了五块，周丽华给了一块五。赵太太那边，周丽华说她妈妈下午亲自过来看。”
傅文佩看着桌上那些钱，手微微发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也有些意外。我知道方瑜会帮忙，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实质进展。
“方瑜，”我把钱推到傅文佩面前，转头问，“工期跟她们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方瑜点头，“普通款式十天，复杂绣花的十五到二十天。她们都同意。”
“好。”我站起身，“妈，你今天上午就去买料子。月白色、墨绿色的绸缎各扯五尺，再买些镶边用的素缎和珍珠扣。钱从定金里出，记得要发票。”
傅文佩还有些恍惚，被我这么一说，才回过神来：“现在……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我把钱塞进她手里，“趁李叔叔在，让他陪你去。布料市场那边人多手杂，有个男人跟着安全些。”
傅文佩握紧手里的钱，重重点头：“好，我这就去。”
她换上那件最体面的深蓝色夹袄，仔细理了理头发，又检查了一遍钱袋，才跟着李副官出了门。
方瑜看着她的背影，轻声说：“依萍，你妈妈……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我重新坐下，拿起第二个蟹壳黄，“以前她觉得离开陆家活不了，现在发现，离开陆家，反而能活出个人样。”
方瑜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依萍，你也变了。”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结实了。”方瑜看着我，眼神清澈，“像棵树，以前是被人栽在盆里的，现在自己把根扎进土里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吃完早饭，方瑜要去上学了。临走前，她想起什么似的，从书包里又掏出一份折叠整齐的报纸：“对了，今早的《申报》，你看看副刊。”
我接过报纸，展开。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申报》副刊第三版，“读者论坛”栏目。
第一篇，加粗的黑体标题：
《论“孝道”新解：当父权沦为暴力的遮羞布》
作者：黑豹
我的呼吸停了一瞬。
这么快就登出来了？
我快速扫过文章内容，和我昨天寄出去的一字不差。编辑甚至在文末加了一段按语：“本文观点犀利，直指时弊，值得读者诸君深思。本栏欢迎理性讨论。”
“怎么样？”方瑜凑过来，压低声音，“我早上买报纸时一眼就看到了。这文章……是你写的吧？”
我没否认：“怎么看出来的？”
“这语气，这用词，还有这骂人的劲儿，除了你还有谁？”方瑜声音更低了，“依萍，你胆子真大。这文章要是被陆伯父看到……”
“看到又如何？”我把报纸折好，放进抽屉，“他还能冲到报社，逼问主编‘黑豹’是谁？就算他真查，上海滩写文章的人多了，笔名而已，谁查得清？”
方瑜想了想，噗嗤一声笑了：“也是。不过依萍，你这笔名起得真好，‘黑豹’，又凶又飒，跟你现在一模一样。”
送走方瑜，我把报纸重新摊开，又仔细看了一遍那篇文章。
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那些上辈子只敢写在日记里、埋在心底的话，现在就这样公之于众，被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看到。
这种感觉很奇妙。
像是把一颗石子投入一潭死水，你不知道会激起多大的浪，但至少，水面不再平静了。
下午一点，我准时带着翻译好的稿子去了刘记租书店。
刘老板正戴着老花镜核对账本，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看见我进来，他摘下眼镜：“来了？稿子呢？”
我把厚厚一叠稿纸递过去。
刘老板接过，翻了几页，又戴上眼镜，仔细看了几处专业术语的翻译。半晌，他点点头：“翻得不错，术语准确，句子也通顺。洋行那边要得急，我这就让人送过去。”
他拉开抽屉，数出三块银元，叮当一声放在柜台上：“尾款。”
我收起钱：“谢谢刘老板。以后有类似的活，随时找我。”
“嗯。”刘老板应了一声，顿了顿，又说，“依萍，有句话我得提醒你。”
“您说。”
“你那个笔名……‘黑豹’。”刘老板压低声音，花白的胡子微微抖动，“今天早上《申报》那篇文章，我看了。写得是痛快，但也扎眼。陆司令在上海滩，毕竟不是无名之辈。你小心些。”
我没想到连刘老板都猜到了。
“我会小心的。”我说，“谢谢刘老板提醒。”
从租书店出来，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拐去了四马路上的邮局。昨天寄信时，我看到门口贴着招贴：邮局招募临时抄写员，按件计酬，工作时间灵活。
我现在需要一切能赚钱的机会。
邮局的办事处里挤满了人，排队汇款的、寄包裹的、买邮票的，喧闹嘈杂。我找到负责招募的职员，是个四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面色严肃的男人，胸口别着“文书科张”的铜牌。
“张先生，我想应聘抄写员。”
男人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透过镜片打量我：“识字？字写得怎么样？”
“识字，字迹工整。”我把随身带的笔记本递过去，“您看。”
男人接过本子，翻了几页，脸色缓和了些：“字确实端正。不过我们这活儿要求高，不能有错字，不能涂改，一天至少要抄完一百封标准信封。你能做？”
“我能。”我说得斩钉截铁。
“那行，试用三天。”男人从柜子里拿出一沓空白信封和一份手抄的地址名录，“这是今天的量。抄完检查无误，按每封两个铜板算钱。下午五点前交回来。”
我接过东西：“谢谢张先生。”
抱着那沓信封和名录回到家时，傅文佩已经回来了。
她正站在新搭好的平台前——平台已经刷上了鹅黄色的漆，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鲜亮。她手里拿着一块月白色的绸缎，对着光仔细看料子的纹理，手指轻轻摩挲着缎面。
李副官在一旁钉最后两个挂架，叮叮当当的声音很有节奏。
“妈，料子买回来了？”
傅文佩回过头，脸上带着难得的、舒展的笑容：“买回来了。你看这绸缎，是杭州来的真丝，光泽多好。还有这墨绿色的，厚实，适合做冬装。珍珠扣我也挑了，大小匀称，光泽也好。”
她把料子一样样摊开在平台上，动作轻柔得像在展示宝贝。
“一共花了多少钱？”
“月白色的每尺四毛五，墨绿色的每尺五毛二。各五尺，加上镶边料和扣子，一共花了……六块三毛。”傅文佩说得有些小心翼翼，从怀里掏出折好的发票，“发票在这儿。依萍，这价钱……合适吗？”
我接过发票看了看，点点头：“合适。这个价能买到这样的料子，李叔叔帮忙讲价了吧？”
李副官在一旁嘿嘿一笑：“正好认识那家铺子的掌柜，给了个熟人价。”
“辛苦李叔叔了。”我把从邮局接的活放到桌上，“妈，你先忙着，我这儿有点抄写的活，赶着今天做完。”
“你忙你的。”傅文佩说，语气里有了底气，“我先把料子裁出来。王同学那件月白色的，我想在袖口绣几枝淡粉色的梅花，你说好不好？”
“好。”我说，“你决定就行。你的手艺，我信得过。”
傅文佩笑了，眼睛弯成月牙，眼角细密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我开始抄写信封。地址名录上是密密麻麻的人名和住址：宁波路某某号、霞飞路某某里、闸北某某弄……大多在上海，也有少数寄往外地的。这活儿枯燥，但确实简单，只需要专心和耐心。
笔尖在信封上游走，一个个工整的楷字排列开来。抄到第五十个时，手腕已经有些酸了。我停下来活动手指，抬头看向窗外。
平台已经彻底完工了。鹅黄色的漆面干了大半，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李副官钉好的两个木架也刷了同色的漆，等干了就能挂样品。傅文佩正把月白色的绸缎铺在平台上，用画粉小心翼翼地划线。
她做这些时，背挺得笔直，神情专注，手上动作稳当利落。
这个样子的她，和昨晚那个缩在墙角哭泣的女人，简直判若两人。
人果然是需要一点盼头的。
有了盼头，脊梁就能挺起来，眼睛就能亮起来，手就能稳起来。
我低下头，继续抄写。笔尖沙沙，一个个名字、一条条地址在纸上生长出来。这些陌生人的信件，将带着我抄写的地址，去往上海各处，或许还会去往更远的地方。
而我的路，也从这间陋室、从这个鹅黄色的平台、从这些抄写的信封开始，一点点铺展开来。
傍晚五点钟，我抄完了最后一封信封。一百封，整整齐齐摞在桌上，墨迹已干。
我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这才抱着它们去了邮局。
张先生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看见我准时回来，有些意外。他接过信封，快速抽查了十几封，点点头：“不错，字迹工整，没有错误。明天继续？”
“继续。”我说。
他从钱盒里数出两百个铜板——串成了两串，每串一百个——递给我：“今天的工钱。明天还是这个量，同样的要求。”
我接过沉甸甸的铜板：“谢谢张先生。”
走出邮局时，天已经擦黑了。街上亮起了路灯，黄包车夫们点起了车头的煤油灯，像流动的萤火在暮色中穿梭。
我把铜钱揣进怀里，贴着那三块银元的翻译费，沉甸甸的踏实。
回到家时，傅文佩已经做好了晚饭。不再是稀得照见人影的米粥，而是实实在在的白米饭，配一碟清炒青菜，还有一小碗中午剩下的、热过的排骨汤——那是李副官中午非要留下来吃饭时带来的。
“依萍，回来了？快吃饭。”傅文佩盛好饭，摆好筷子。
我们面对面坐下。煤油灯的光晕染开一小片暖黄，照着桌上简单的饭菜。
“妈，”我端起碗，忽然说，“今天抄信封挣了两百个铜板，合两块银元。加上翻译费的三块，方瑜带来的定金九块五，我们手里现在有十四块五。扣除买料子的六块三，还剩八块二。”
傅文佩握着筷子的手顿了顿，眼睛在灯光下亮得惊人。
“八块二……”她喃喃重复，随即又摇摇头，“不，不能这么算。那定金是要做衣服的，料子钱已经花了，工钱还没挣呢。”
“工钱早晚会挣到。”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我是说，妈，你看，我们离开陆家才一天多，手里就有了八块二的活钱。陆家每个月施舍二十块，还要看王雪琴脸色，听陆振华训斥。我们靠自己，两天就挣了小一半。”
傅文佩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重重点头：“嗯。”
她扒了一口饭，嚼得很慢，很认真。咽下去后，她才轻声说：“依萍，妈以前……太没用了。”
“以前的事不提了。”我说，“从今天起，咱们往前看。”
吃完饭，我帮傅文佩收拾碗筷。她烧了热水，我们简单洗漱后，各自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背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但心里一片清明。
窗外传来打更的声音，梆梆梆，悠长而苍凉，穿过1936年上海冬夜的寒气。
我闭上眼睛。
今天抄写的一百个信封里，有一个地址我记得特别清楚：愚园路1136号，顾宅。
那是上海西区的高等住宅区，花园洋房，梧桐成荫。住在那里的，非富即贵。
我的文章今天登在了《申报》上。
我的裁缝铺明天就要正式开张。
我的翻译费已经到手。
我的抄写工作有了稳定收入。
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还微不足道。
但我知道，从我把那本苦情日记撕碎、扔进炭盆烧成灰的那一刻起，陆依萍的人生，就已经按下了彻底的重启键。
陆家？
那不过是我上辈子选错的存档点。
这辈子，我要自己写剧情，自己定规则，自己走到结局。
而那个结局，绝不会是哭哭啼啼地死在雨夜里。
绝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