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刚过，运河两岸的柳梢就抽出了嫩黄的芽。林砚站在淮阴段的河堤上，看着工匠们给最后一段石墙勾缝，手里的账册被春风吹得哗哗响。沈砚跑过来，手里举着个麻布口袋，里面装着新收的工票存根，兴奋地喊：“林郎中，最后一批工票核完了！半年下来，总支出刚好七十五万两！”
林砚接过口袋，指尖划过那些泛黄的纸页。每张工票上都按着指印，有的模糊，有的清晰，像无数双眼睛在看着他。他想起腊月里那个雪夜，李四攥着工票在公示棚外哭，想起王大叔举着算盘跟刘三理论，想起村民们围着大白板核对工钱时的认真——这些账页上的数字，从来都不是冰冷的符号，是千万人用血汗攒下的实在。
“把账册理出来，咱该回京了。”林砚把工票存根放进箱子，锁扣“咔哒”一声合上，像给这段日子画上了句号。箱子里还装着“修河省银明细”，是他和沈砚、王诚熬了三个通宵算出来的，材料省了十五万两，人工省了二十万两，杂支省了十五万两，每项下面都粘着采买发票、工票存根，厚厚一摞，压得箱子沉甸甸的。
出发前，王大叔带着几个村民来送行，手里捧着块新凿的石碑，上面刻着“清河法修河，银省五十万，民安”。老石匠摸着石碑笑：“这字刻得深，能存一百年，让后人都知道，有个林郎中，把修河的银子算得比自家的还细。”
林砚摸着石碑上的字，忽然想起刚到工地时，有人说“农家子懂什么修河”，如今这石碑上的字，就是最好的回答。他给村民们深深作了个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盯着账、守着规矩才省下来的。”
船离码头时，两岸站满了人，手里都举着工票，像举着自己的日子。李四嗓门大，站在最前面喊：“林郎中，到了京城别忘了，咱这工票上的指印，还等着您给皇上瞧瞧呢！”
林砚站在船头挥手，直到人影变成模糊的黑点，才转身进了舱。沈砚正对着省银明细傻笑：“林郎中，您说皇上见了这账册，会不会真给您记功？”
“记不记功不重要。”林砚翻开明细，指着“杂支省十五万两”那页，“你看这‘茶水钱’，以前修河要报两万两，咱让各村自己烧茶，只花了五千两，省下的一万五，够给三个县买春耕的种子。这才是省银子的用处。”
沈砚看着那行字，忽然懂了：“原来省下来的不是银子，是百姓的日子。”
船行得慢，林砚就每天在舱里核账。有天翻到“石料采买账”，见王诚在苏州青石的发票背面画了个小笑脸，旁边写着“比官价低两成，没让奸商坑了”，忍不住笑出声。这些日子，连木讷的王诚都学会了在账上做记号，那些小笑脸、小铃铛，藏着多少人对这账本的上心。
快到京城时，沈砚忽然紧张起来：“林郎中，这省银明细会不会太细了？连买麻绳的两文钱都记着，皇上会不会觉得咱小家子气？”
“细才好。”林砚指着账本上的麻绳支出，“两文钱虽少，积少成多就是两万两，够修十座小桥。百姓的日子，不就是这么一文一文攒起来的？”他想起娘常说的“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原来治理天下，和过日子没什么两样，都得在细处用心。
到京那天，周延亲自在户部门口等。老尚书看着那口沉甸甸的箱子，不等林砚说话就笑：“我就知道，你准能给我带个惊喜回来。”
“不是惊喜，是实在。”林砚打开箱子，把账册一本本递过去。周延翻到“材料省十五万两”，见上面贴着各地的比价单，苏州的青石、杭州的石灰、徐州的木料，每样都标着“官价”“市价”“实购价”，红笔圈出的差价一目了然。
“这石料，你竟比了七个地方的价。”周延指着比价单上的红圈，“以前的采买官，能比两个地方就不错了。”
“多跑三个地方，就省出三万两。”林砚拿出张石料场的照片，是沈砚用西洋镜拍的，“这是苏州的石料场，咱派王诚守了半个月，看着他们从山里凿出来、过磅、装车，一点空子都没给他们钻。”
周延看着照片上忙碌的人影，忽然叹了口气：“以前总说‘官不与民争利’，可这利若被贪了，受损的还是百姓。你这账册，是给天下的官吏立了个规矩——百姓的钱，一分都不能动。”
次日一早，周延就捧着账册进了宫。御书房里，皇帝正看江南的春耕奏报，见他来便问：“林砚回来了？那五十万两，真省出来了？”
“何止五十万。”周延把账册放在案上，“半年修了一半运河，只用了七十五万两，全程一百五十万两足够，比原预算省了整整五十万两！”他翻开省银明细，“您看这材料账，连每块石头的运费都记着；这人工账，每张工票都有指印，半点掺不了假。”
皇帝拿起账册，指尖划过“采买发票双人签字”“工票按指印”几处，忽然笑了：“这林砚，果然把农家子的实在带到了户部。”他一页页翻着，见杂支里连“灯笼油”都记着“各村自备，省三千两”，忍不住击节：“好！以前修河，总说银子不够，要加税、要征粮，百姓怨声载道。如今有这账册，谁还敢说‘修河必贪’？”
翻到最后一页，皇帝见粘着张工票，上面是李四的名字，指印模糊却用力，旁边写着“五十文，足”。他拿起工票对着光看了看，忽然问：“这李四，就是你说的那个被克扣工钱的村民？”
“是。”周延点头，“后来他当了工段的监工头，每天盯着记工票，比谁都认真。他说‘这账上的字，比圣旨还管用’。”
皇帝把工票轻轻放回账册，目光落在“民监，胜过十监工”那行字上——是林砚写的，字迹力透纸背。他沉默了半晌，忽然叹道：“以前总以为，治天下要靠严刑峻法，如今才懂，让百姓自己盯着账、守着规矩，比什么都管用。”
周延趁机奏道：“林砚不仅省了银子，更立了个法子——以后不管修河、筑路，都按这‘三法’记账，让百姓监督，天下的银子，至少能省三成。”
“准了。”皇帝合上账册，语气郑重，“把这账册印出来，发往各省，让所有官吏都学学，什么叫‘为官一任，当算清百姓的账’。”他看着周延，忽然笑了，“你说这林砚，该赏些什么？”
“陛下忘了？他是农家子，上次您赏他锦缎，他还说穿惯了青布衫。”
皇帝朗声笑了：“朕倒要见见，这把账算得比谁都精的农家子，到底是个什么样。”
周延回到户部时，林砚正在核“修河剩余银钱调度表”，见他来便问：“账册呈上去了？”
“呈上去了，陛下赞不绝口。”周延拍着他的肩，“说要见你呢。”
林砚却没抬头，指着调度表上的“五十万两”：“我想把这银子分了，二十万给西北买粮种，二十万给江南修粮仓，剩下十万存着备荒。您看行不行？”
周延看着表上的字，忽然想起林砚刚到户部时，有人说他“太死板”，如今这死板，却是天下最缺的实在。他拿起笔，在调度表上签了字：“就按你说的办，这银子本就该用在百姓身上。”
夕阳透过窗棂，照在账册上的“五十万两”上，泛着温暖的光。林砚合上账册，忽然觉得心里很踏实——就像在清河老家，把秋收的粮食入了仓，知道明年的日子有了着落。
他想起运河两岸的村民，想起石碑上的字，想起那些带着指印的工票。这五十万两，从来都不是省出来的数字，是百姓对朝廷的信任，是账本上的规矩，是每个人心里的亮堂。而他能做的，就是把这份信任、这些规矩、这点亮堂，好好守着，让天下的账，都算得明明白白，让百姓的日子，都过得踏踏实实。
次日进宫前，林砚把那本粘着工票的账册放进了箱子。他知道，皇帝要见的，从来不是他这个农家子，是这账册上的实在，是千万人用指印盖下的、对好日子的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