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钧继续道：
“师座，您要抓我，可以。可您得给我一个罪名。一个说得过去的罪名。”
李栓柱咬着牙：
“带走！”
几个卫兵上前，把赵秉钧押走了。赵秉钧走的时候，回过头，看着那几个连长，说了一句：
“弟兄们，我做的事没有错。你们要记住，军队是国家的，不是哪个人的。”
那几个连长低着头，不敢看他。
赵秉钧被抓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师。
当天晚上，三团二营的几个连长联名给李栓柱写信，要求释放赵秉钧。
信里说，赵营长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传播的是中央的精神，抓他就是跟中央作对。
李栓柱气得把信撕了。
可事情没有结束。第二天，又有两个连队写了类似的信。
第三天，三团的其他营也开始有人议论。
有的说赵秉钧冤枉，有的说李栓柱搞军阀作风，有的说二十三军是张阳的私人武装，不是国家的军队。
这些话，像野草一样，越传越广，越传越离谱。
与此同时，郑孝先也被钱禄抓了。郑孝先比赵秉钧还硬气，被抓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冷冷地看着钱禄。那目光里，有不服，有轻蔑，也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钱禄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可还是没有放他。
韩子清那边出了意外。贺福田派人去抓他的时候，他跑了。
不是逃跑，是跑到重庆去了。他给贺福田留了一封信，信上说：
“师座，我没有做错事。我去重庆，找中央党部的人评理。如果中央说我错了，我回来领罪。如果中央说我对，您就不能抓我。”
贺福田拿着那封信，手都在抖。
韩子清跑掉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二十三军炸开了锅。
那些跟他一起搞学习小组的人，有的慌了，有的愤怒了，有的更加坚定了。
他们觉得，韩子清没有做错事，是被逼走的。张阳和那几个师长，是在压制进步思想，是在搞军阀独裁。
八月二日，一六三师有十几个军官联名给张阳写信，要求停止对军官的迫害，要求尊重中央的精神，要求军队国家化。
八月三日，一六一师三团二营的士兵集体拒绝出操，理由是“赵营长被抓了，我们没有长官带”。
八月四日，一六二师郑孝先的那个营，有人偷偷在营房墙上贴了标语，写着“军队国家化”、“效忠领袖”、“反对军阀割据”。
张阳看着那些报告，脸色铁青。
他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本以为，抓几个人，收一批材料，就能把那些思想压下去。
可现在，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激化了矛盾。那些本来半信半疑的人，因为抓了赵秉钧、郑孝先，反而信了。
那些本来不关心的人，因为看到了标语、听到了议论，也开始关心了。
他想起那天晚上，冯承志问他的话：
“张叔叔，那些书里讲的道理，对吗？”
他当时说，那些道理是对的。
可现在，那些类似的道理正在他的部队里蔓延，像野火一样，烧都烧不尽。
他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夜色，一动不动。宜宾城的灯火在夜空中闪烁，工厂的烟囱在月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远处传来零星的狗叫声，叫了几声，也停了。
窗外，夜色越来越深。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宜宾。
一六一师三团的营房里，两个军官正面对面站着，脸涨得通红，拳头攥得咯咯响。
一个叫周世安，中尉连长，刚从峨眉山回来的，腰板挺得笔直，下巴抬得老高。
一个叫黄绍成，上尉副连长，跟了张阳多年的老部下，脸上那道疤还是宜宾大决战时留下的。
周世安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人：
“黄连长，我不是说张军长不好。张军长对我们好，我晓得。可军队是国家的，不是哪个人的。这个道理，你懂不懂？”
黄绍成冷笑一声：
“懂？我懂个锤子！我只晓得，我当兵第一天，就是张军长的兵。我吃的饭，是张军长给的。我穿的衣，是张军长发的。我手里的枪，是张军长造的。你跟我讲国家？国家给我啥子了？”
周世安摇摇头：
“黄连长，你这个话，太短视了。张军长对我们的好，是国家给张军长的权力。没有国家，张军长啥子都不是。我们应该效忠的是国家，不是哪个人。”
黄绍成往前逼了一步：
“周世安，我告诉你。你再敢说张军长一句不是，老子对你不客气。”
周世安也往前逼了一步：
“我说的不是张军长的不是。我说的是道理。你不能因为张军长对你好，就把国家忘了。”
两个人越靠越近，鼻尖都快碰到一起了。
旁边几个士兵站在一旁，有的看着周世安，有的看着黄绍成，谁都不敢上前拉架。
一个叫吴子玉的少尉排长终于忍不住了，上前拉住黄绍成的胳膊：
“黄连长，别吵了。周连长不是那个意思。”
黄绍成甩开他的手：
“不是那个意思是哪个意思？他说张军长是军阀，你听见没有？他说张军长是军阀！”
周世安道：
“我没说张军长是军阀。我说的是，军队应该国家化。张军长也应该服从国家，服从中央。这个道理，有错吗？”
黄绍成一拳挥过去。
周世安躲了一下，拳头擦着他的耳朵过去，打在肩膀上。
周世安退了两步，站稳了，没有还手。
黄绍成还要打，吴子玉和另外几个士兵死死抱住他。
周世安站在那里，揉着肩膀，看着黄绍成，目光复杂。
“黄连长，你打我，我不还手。可道理还是那个道理。军队是国家的，不是哪个人的。”
黄绍成被拉走了，嘴里还在骂：
“周世安，你个狗日的，你再说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