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二十。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
周秉义把档案袋放在窗口。里面的东西很薄：一张纸，一份体检报告，一份职务说明。
窗口后的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翻了一遍。
“周主任，您这材料——”
“我知道不合规矩。”周秉义说，“但请你们先收。”
“收是可以收。”她把材料推回来一点，“但我要问一句：这份申请，是您自己写的，还是有人让您交的？”
周秉义的手指在柜台上停了一下。
“我自己写的。”
“那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她抬起眼，“您这个级别，主动辞呈交上来，第一步是报分管副书记，第二步是报书记，第三步是组织部谈话。谈话之前，您的所有出境记录、财产申报、家属从业情况，都要先过一遍筛子。您确定要现在走这一步？”
走廊里有脚步声。有人推着文件车过去，轮子轧在地砖上，声音很长。
周秉义把材料重新推回去。
“我确定。”
女人看了他两秒，抽出一份登记表。
“签字。一式两份。一份留我们这儿，一份给您回执。”
周秉义签了字。回执拿在手里，纸是温的。
他走出组织部大楼的时候，天阴着。风把台阶上的落叶吹得打转。他没坐车，顺着人行道往东走。走到第二个路口，手机响了。
是办公厅的老干事。
“周主任，您的辞呈，一处刚报到部里。部长说，先放一放。”
“放多久？”
“没说。”老干事顿了顿，“还有一句话，让我转告您：田书记说，辞职不是您现在能办的事。您先把该说的话说完，再谈走不走。”
周秉义停下脚步。
“田国富亲自说的？”
“亲自说的。”
电话挂了。周秉义站在路口，把那张回执折起来，塞进西装内袋。他没有往回走，也没有往前走，就站在那儿，直到绿灯灭了，红灯又亮起来。
上午九点四十。粤东，深圳。
陆亦可把耳机摘下来，推到脖子上。
“断了。”她说。
侯亮平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面前是三台显示器。屏幕上是一串通话记录，最后一行的时间是五月十四日凌晨三点十七分。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从昨天凌晨三点十七分之后，这张卡再没有打过任何电话，也没有接过。”陆亦可敲了一下键盘，“没有通话，没有短信，没有流量。基站最后一次定位在龙华一个城中村，然后就没有了。”
“卡呢？”
“卡还在，但不在他身上。”她调出另一张图，“今天早上六点，这张卡在东莞的一个便利店刷了一次，买了一包烟和一盒水。便利店的监控我看了——是个女的，三十多岁，戴帽子，脸看不清。”
侯亮平盯着屏幕。
“所以卡被人拿走了。”
“对。人没走远，或者走了但不带卡。”陆亦可转过身，“亮平，我说句实话：这个人不是自己跑的。他自己跑，不会这么干净。他会留一条后路，会想办法跟家里联系，会动钱。但他什么都没动——他在汉东的那张银行卡，余额还有八万六，一分没少。”
“谁帮他断的？”
“能帮他断成这样，只有两种人。”陆亦可说，“一种是专业的，一种是他背后的人。”
办公室里很安静。空调的风从头顶吹下来，吹得桌上的纸角微微翘起。
侯亮平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深圳的楼，玻璃幕墙反着白光。
“查那个便利店。”他说，“查那个女的。查她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给她的卡。还有——查郑处在汉东所有的社会关系，从他老婆到他小学同学，一个都不要漏。”
“明白。”
“另外，”侯亮平转过身，“给季昌明同志打个报告。我要对郑处采取边控措施，同时申请对他的直系亲属做保护性询问。”
“亲属？他老婆孩子在汉东。”
“对。”侯亮平说，“如果他是被人送走的，那他家里一定有人知道。如果他是自己跑的，那他家里一定有人在等他寄钱。不管是哪一种，都能问出东西。”
陆亦可点头，开始打字。打了几个字，她又停下来。
“亮平，有件事我得说。这个案子，我们追的是一个人。但这个人身上背着的，是一条线。线断了头，尾巴还在动。你往上查的时候——”
“我知道。”侯亮平说，“所以我不追尾巴。我回头找头。”
上午十一点。省委宿舍。
高育良接完电话，把听筒放回座机。动作很慢，像怕碰坏什么东西。
保姆在客厅擦桌子，看了他一眼，没敢问。
“小刘。”
“哎，高书记。”
“今天中午我不吃饭了。下午也不见人。谁来都说不在家。”
“哦。”保姆把抹布拧干，“那晚上的饭呢？”
“也不用了。”
他走进书房，关上门。
桌上摊着那本空白笔记本。四个字还在：“不知情。未参与。”下面的横线画得很直。
他坐下来，拿起笔，在那条横线下面又写了一行：
“周秉义已交辞呈。郑处联络中断。”
写完，他把笔放下，双手撑在桌面上，低着头。
两条线。一条是周秉义——传话的人，活着的、能说也能改口的人。一条是郑处——收材料的人，跑了的、永远说不清的人。
两条线在同一天断了。
这不是巧合。
他抬起头，看着书柜最底层那本《资治通鉴》。书脊有点歪，他没去扶。
周秉义交辞呈，是被逼的，也是被教的——教他的人知道，主动退比被推出去好。可主动退的前提是，你得还有东西可退。现在周秉义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句话，一句话说了就等于把自己钉死在这件事上。
而郑处那边更糟。断得太干净，干净得不像一个逃犯，倒像一件被处理掉的证物。
处理证物的人，不会让他好过。处理证物的人，要的是他闭嘴，不是郑处活着。
高育良站起来，走到窗前。雨停了，楼下花坛里的月季被打得一片狼藉，花瓣全贴在泥上。
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响了两声，挂掉。
等了一分钟，又拨。这次响了五声，对方接了，没说话。
“是我。”高育良说，“从今天起，不要再联系我。以前的事，一句都不要再说。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你从来没认识过我。”
对方沉默了两秒，然后是一个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嗯”。
电话断了。
高育良把手机放进抽屉，锁上。钥匙拔出来，握在手心里，握了很久。
下午两点。省纪委，第三谈话室。
门开了。周秉义走进来，还是那件白衬衫，袖子挽着。
陈主任坐在桌后，面前摊着一份纸。他看了一眼，又把纸推回去。
“周秘书，这份东西，我们不能收。”
周秉义站在桌前，没坐。
“为什么？”
“因为你交的不是辞呈，是态度。”陈主任抬起头，“你想用这个告诉我们，你没有对抗调查的意思。这个意思我们收到了，但它不能替代你要说的话。”
“我该说的已经说了。”
“你说了两句。”陈主任翻开笔录，“第一句，高育良让你去看方志远。第二句，你带的话是‘安心养病，待遇照旧’。这两句是真的，我们核过了，是真的。”
他把笔放下。
“但我们还有一件事没问完。去年十月十七日，省检院办公室收发登记上，有一份文件袋，签收人是郑处，送件人写的是‘周’。那份东西，是什么？”
谈话室里只有空调的声音。
周秉义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慢慢收紧。
“是一份会议纪要的复印件。”
“关于什么？”
“关于某个案子的时间安排。”
“哪个案子？”
“我不知道。”周秉义抬起头，“信封没封口，我看了一眼，是几页纸，上面有几个手写的圈。我没看完，也不敢看完。”
“谁给你的？”
“高书记办公室。”
“高育良本人？”
“……是他的秘书交给我的。说是高书记让送的。”
陈主任的笔在纸上停住。
“你刚才说，是高育良让你送的。”
“话是他的秘书转的。”周秉义的声音低下去，“但我知道是谁的意思。”
“你知道，但你没有证据。”
“没有。”
陈主任合上笔录纸，靠回椅背。
“周秘书，我今天跟你交个底。郑处跑了。昨天凌晨跑的，跑得很干净，干净得不正常。我们现在怀疑，他不是自己走的。”
周秉义的脸白了一下。
“那……”
“那你的处境，比昨天更坏了。”陈主任说下去，“因为现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郑处是自己跑的，他手里有东西，他会说出来，说到哪一步不知道。第二种，郑处是被人送走的，送走他的人不需要他说话，只需要他消失——而你是这条线上唯一一个还在汉东、还能开口的人。”
墙上的钟走了一格。
“你交辞呈，是想退。”陈主任说，“可你现在退不了。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把你记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见过的人，全部说出来。说得越早，你说出来的东西越值钱；说得越晚，它就越像编的。”
周秉义坐在椅子上，很久没动。
然后他开口，声音很轻：
“信封右上角，写了两个字。”
陈主任的笔重新落回纸上。
“什么字？”
“‘亮平’。”
下午四点五十。城投集团，苏砚舟办公室。
老周把一沓复印件放在桌上。
“四十三份合同，全部复印完了。巾城那边下午三点签收的。”
“嗯。”
“还有一件事。”老周站在桌前没走，“楼下那辆黑奥迪，走了。”
苏砚舟抬起头。
“什么时候走的？”
“十分钟前。走的时候车上多了一个人，司机没看清脸。”
苏砚舟把笔放下，拉开抽屉，翻开备忘录。翻到昨天那一页，在最后一行后面补了一句：
“5月18日16:40，车辆离开，载一人离去。”
写完，他合上本子。
“老周。”
“哎。”
“你觉得，一辆车在我楼下停两天，是为了盯我，还是为了等我出门？”
老周愣了一下。
“这……有什么区别吗？”
“有。”苏砚舟说，“盯我的人，想知道我去哪。等我出门的人，想让我知道他在。”
老周没听懂，但也没敢问。
“那……要不要跟丁市长说一声？”
“不用。”苏砚舟把备忘录锁回抽屉，“丁市长现在有更麻烦的事。这点小事，我自己记着就行。”
老周出去了。门关上。
苏砚舟靠在椅背上，摸出手机。私人号上有两条未读。一条是赵德明：“暴风五十二块三，量还在缩。”
另一条是林华华：“你今天忙吗？”
他看着第二条，看了很久。然后打字：“忙。怎么了？”
发出去三秒，对方回过来：“方志远老师的女儿今天来院里了。说她爸爸走了。”
苏砚舟的手指停在屏幕上。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早上。侯处当时在医院。”
“嗯。”
他又打了一行，删掉。又重新打：
“她那本笔记，交出去了吗？”
隔了很久，回过来一行字：
“交了。但我看了一眼最后一页。上面写的不是钱的事。”
“写的什么？”
这一次，隔得更久。久到苏砚舟以为她不会回了。
“写着‘别停在赵德柱’。”
苏砚舟把手机扣在桌上。
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楼下停车场空了一块，就是那辆黑奥迪停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