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挖角电话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星期三下午打到传达室的。那天下午车间里一切如常——注塑机有节奏地吐出天蓝和落日橙两色外壳，女工们在插件线上把西德电容逐只编进托盘，阿明在实验台前独立绕他这个月第五十枚线圈。绕到第三十七圈的时候他的手指在骨架上轻轻抖了一下——就是阿强第一次断线的那个位置——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把左手虎口往前推了小半毫米，铜丝稳住了。他继续绕完剩下的十圈，把线圈装进测试座，q值跳到八十二。他转头看了一眼身后，阿强正站在实验台另一头调试新到的台湾晶体管特性曲线，没有看他，但嘴角有一点极淡的弧度。
福伯接的电话。传达室那部黑色拨盘电话响了三声，他放下搪瓷缸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一个讲粤语的男人声音，语法生硬，用词客气但腔调里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疏离。对方自称是日本松芝株式会社人事课长代理，说贵厂有一位名叫阿强的师傅，之前申请过我司技术员职位，面试已通过，入职手续一直没有办理，想问一下他近期的意向。对方说的那个职位，福伯记得——阿强在把辞职信撕成两半之前去面试的那家，月薪是他在创世纪的三倍，福利包括单人宿舍、交通补贴、每年两次赴东京总部技术培训。这种培训名额在当时的香港电子业界是金字塔尖上的东西，通常只有日资大厂的核心技术人员才有资格参加，普通华籍技工连报名表都拿不到。
福伯把电话挂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电话记录本上做登记，只是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把缸子放回桌上，缸底碰到桌面的声音比平时沉。他望了一眼实验台方向——阿强正好走过来传达室拿新到的铜线样品，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卷刚从防潮柜里取出来的线盘。线盘上的标签贴着到货日期，正是今天。阿强没有进来，只是在门口站了片刻，然后转身走回实验台，继续调试那批台湾晶体管的特性曲线。他的脚步不快不慢，和平时去仓库取料、去注塑车间送骨架的步速一模一样，像是在反复踩准一个他已经量了很久的节奏。
福伯隔着传达室半开的窗户看着阿强走回实验台。他没有叫住他，只是把搪瓷缸端起来抿了一口凉茶。茶在缸子里已经放了快一上午，早就不冒热气了，但他还是把它喝完，然后翻开电话记录本，在那通电话的时间栏旁边画了一个极小的圆圈——这是他多年来记录重要电话的习惯，圆圈代表“不记录内容，只标记时间”。
那天晚上，车间里的工人陆续走了。注塑机的液压泵停止低鸣，插件线上的女工们收拾好编带盘和防潮盒，阿明把当天绕的线圈按编号排进抽屉里，跟阿强说了声“强哥我先走了”，然后推着自行车出了厂门，车后座绑着方洁瑛托他带给天桥画室的几卷画纸。日光灯管一排一排地熄灭，最后只剩实验台上那盏老台灯还亮着，绿色玻璃灯罩被白炽灯泡烤得微微发热，光线聚成很亮的一圈落在防静电桌垫上。桌垫上摆着两枚刚绕好的中周变压器，q值一枚八十七、一枚八十九，旁边是翻开的线圈工艺手册——封面上的铅笔字还是方洁瑛大半年前一笔一画写上去的，书脊已经被翻得起毛，用透明胶带粘了好几层。
阿强一个人坐在实验台前，开始做一件事。
他先把万用表的表笔从探头上拆下来，用酒精棉擦干净表笔尖端的氧化物，再把表笔线绕成标准的环形收进抽屉。绕线的时候他习惯性地用手指比了一下环形的直径，绕出来的圈不大不小正好能套进抽屉里他专门放表笔的那一格。然后是剪刀——他把剪刀拆开，用细油石重新磨过刃口，磨到能在灯光下看到一条极细的银线，再合上剪刀试了一下，剪断漆包线时发出的脆响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干净。绕线圈的骨架按型号大小重新分类——小号骨架放抽屉左边，大号放右边，特殊规格的放在中间那个带盖的铁盒里，每一格的标签都用铅笔重新描了一遍。标签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字迹歪扭但每一个数字都清清楚楚，和车间日志上的笔迹如出一辙。
最后是那把螺丝刀。
他从抽屉最里面把那把螺丝刀拿出来。这把螺丝刀是他刚进李家电器厂第一个月领的工具。木柄被他的手磨得发亮，刀杆上有一道曾经被他摔弯过的浅弧形痕迹——那是在绕线圈失败后他失控摔在实验台上的，后来他用台钳把刀杆夹直，再重新淬火，刀杆上留下了几道没法磨掉的淬火蓝斑。此刻他把刀杆用细麻布擦得干干净净，对着台灯看了很久，看着那道蓝斑在光下微微反光，然后把螺丝刀放回抽屉原来的位置，和万用表表笔、剪刀排成一条直线。
做完这些，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的车间记录纸。纸是厂里统一印的那种，米黄色底，印着浅绿色网格线，每一格的间距是两毫米，本来是用来画电路草图的。他把纸摊平，拿起铅笔。
写得很慢。他的字从来不算工整——小学没念完就去读技校那几年，所有笔记都是照着黑板上的电路图描下来的，写出来的字总是大小不一、行距歪扭。撕辞职信那次他只写了半页不到就撕了，丢进废料桶里被福伯捡起来压平还给他。他这辈子写过最长的文字是车间日志上的线圈测试记录，每一行都不超过十个字。但这天晚上他在一张新的记录纸上写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字。写错的地方他没用橡皮擦，只是把整行划掉，在下面重新写。
他写道——
“李生：
我决定把松芝的职位推掉。不是嫌钱少——他们的价在九龙塘随便哪家电子厂都找不到，够我养我妈、给我老豆换个有电梯的屋邨，还有剩。
我在你这里学到的，不只是怎么把线圈绕到八十几。以前我在旧厂做维修，机器坏了就换零件，零件坏了就再换，没人教过我零件为什么坏。你第一天来就让我自己绕变压器，你说市面上买不到好的我们就自己做。我那会在心里笑了很久——我一个技校没毕业的、在车间角落里修了五年机器的人，你让我自己绕中周。后来绕了多少次才成功，那些断掉的铜线我都留着，收在实验台底下那个纸箱里。
全香港没有一家电子厂会在绕线圈记录本旁边专门放一本手势分解图。也没有人会为了一个技校跑出来的维修工，专门请一个画画的人来画他该怎么用手指。阿瑛画那套手势图的那阵子，我以为她只是帮你忙。后来她把图送到宝安，第一批六十个学员全都照着那套图学会了绕线圈，我才知道那不是帮忙——那是把我也当成了一个可以被记下来、被教给别人的人。
有些东西不写进合同。绕线圈的时候你跟我说铜线不是丝线，不会顺着你的手自己转弯——这句话是你教我的。后来我带阿明，我把这句话告诉了他。他绕到四十几圈的时候手抖得厉害，我说你不要想着铜线，手感在虎口，不是指尖。他稳住了。他稳住的和我第一次绕成时是同一个位置。
这些话都不在合同里，但比合同重得多。”
他把铅笔放下，把字条从头到尾默念了一遍。然后他把字条压在示波器旁边——示波器的探头还夹着一枚昨晚绕好的中周，q值在屏幕上稳定跳动着八十九。他在字条下面垫了那本线圈工艺手册，封面朝上，翻到方洁瑛画的那张绕线圈手势分解图，把一枚从早期试制废品里拆下来的磁芯压在图旁边。这枚磁芯是他第一次绕到q值八十九时，从骨架上小心翼翼退下来留作纪念的。他还从抽屉底翻出那张宝安第一届学员结业合影——一群年轻人站在技校门口的合影，每人手里都举着一只刚绕好的中周线圈。他站在后排最左边，手里举着线圈，嘴角有一点不明显的弧度。他把这张照片也压在字条旁边。
做完这些，他站起来，走到实验台后面的铁柜前面。铁柜门上被他半年前砸出的那道凹痕还在，他用手掌在上面按了一下。然后他走到窗边。窗外九龙湾的夜色沉静如墨，远处货轮的桅灯在黑暗中缓缓移动。他在这面窗户前面站了很久很久——从刚进厂时他还是个每天下了班就躲在这里练基本功的十六岁学徒，到现在他带着几十个徒弟绕了上万圈线圈。
第二天早上。李家港比平时更早走进车间。他习惯每天先到实验台前检查前一晚的线圈测试数据，然后才去书房处理物料清单。他走到实验台前，看到了那张字条。他站住，拿起字条从头到尾默念。念到“不是帮忙——那是把我也当成了一个可以被记下来、被教给别人的人”这一句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念完。他把字条放下，拿起旁边那本线圈工艺手册，翻到扉页，看着方洁瑛写的那行书名和日期，又看了看压在旁边的磁芯和宝安学员结业合影。他看了一眼窗外——天还没有完全亮透，启明星挂在老位置，在东南方低低地悬着，光度比大半年前似乎更亮了一些。
他拿起笔，在字条背面写了一行字：“阿强，你的名字已经在宝安培训教材第一页，和手册编在一起。以后每一批学员都会看见。李。”
他把字条放回实验台上，压在示波器和线圈之间。然后他转身走向书房。七点刚过一点，阿强推门进来，看了一眼实验台，字条还在老位置，背面多了那行字。他把字条拿起来看了看，把它对折好放进工具箱最上面一格。那枚淬过火的旧螺丝刀还放在抽屉里原来的位置，他拉开抽屉看了看，把螺丝刀拿起来翻了一面放回去。他坐下来，拿起一个刚从防潮柜里取出的新骨架，夹上台钳，手指按在骨架上——虎口往前推半毫米，铜丝在他手里稳稳地穿过第一道凹槽，开始绕新一天的第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