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班的筹备工作比预想中顺利。郑校长从技校应届毕业生里挑了六十个人，全是电子和机械专业。方工推荐了两个徒弟来做助教，一个是二十岁的小廖，刚从技校毕业不久，手很快，李家港给他示范一次万用表测q值，他第二遍就记住了所有步骤，连表笔的角度都模仿得一模一样。另一个是他的本家侄女方敏，二十三岁，是无线电厂里唯一能独立绕线圈到四十圈以上的女工。方工私下跟李家港说，这丫头平时话不多，但绕线圈的时候像换了个人，手上的铜丝听话得像绣花线。
第一批绕线圈用的漆包线从香港运到宝安，是阿强亲自挑的。他把库房里每一盘线都拉了一段在灯下检验，不允许有半点漆皮不均。方洁瑛通过天桥画室的关系找了几个相熟的女工，都是制衣厂里做针线活的熟手。她只问一个问题：“你怕不怕眼睛累？不怕就来。”她从香港带去的线圈样本和那套绕线手势分解图解，成了宝安培训班绕线组的第一份“教材”。
临走前那天晚上，方洁瑛在画室里整理带去内地的包裹，把绕线圈的手势分解图按步骤编号，每一步旁边都用铅笔标了苏州话的音译，旁边再加一句粤语对应——她怕自己不会说普通话，那边的学生听不懂粤语。福伯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红豆沙：“方姑娘，你忙得晚饭都没吃。”方洁瑛接过碗，低头吃了一口，抬头看福伯还在旁边站着。“福伯，你还有事？”
福伯摸摸上衣口袋，然后从里面掏出一个存折，放在她桌上。存折很旧，封皮已经磨得发亮，边角用透明胶带粘了好几层。方洁瑛打开一看，里面的数字让她愣了好几秒。
“福伯——”
“这是我全部的积蓄，”福伯说，“在李家做了四十多年，少爷的爷爷给我存了一笔养老钱，少爷的父亲又加了点。现在少爷在内地开培训班，到处都要用钱。我知道厂里现在账上不宽裕，我这里……”
“福伯，”方洁瑛把存折推回去，“李生不会收你这个钱的。”
“我知道他不会收，”福伯把存折又推回来，干瘦的手按在本子上，“所以我给你。你先收着，到了那边万一急用——给工人买水也好，买盒饭也好，总有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一个老头子，吃住都在厂里，没什么花钱的地方。这些钱放在我这里，还不如放在你们年轻人手里。”
方洁瑛看着那只满是老茧的手，没有再说推辞的话，只是把红豆沙喝完，站起来给福伯鞠了一躬。“福伯，等培训班办起来，我要把这里每一个人都教会，”她把存折收进随身带的布包里，“让他们以后提起绕线圈，就想到咱们李家电器厂。”
福田培训基地正式开课那天，方洁瑛把福伯的存折锁进宿舍抽屉最里面的角落，钥匙贴身放好。
被福伯触动的，不只是方洁瑛。
第一个月培训结束的时候，阿强在车间里宣布了一个决定：以后每个月抽两天，义务去宝安讲课。“技校的学生底子不错，但有些人没摸过真正的示波器，上课学的东西跟实际用的东西对不上。我带他们从实物开始拆，拆一台旧收音机，比翻十本书都管用。”
有人问：“强哥，你去内地讲课，日本那边不是白挖你了？三倍工资，人家现在还在等你回话。”阿强把那枚绕了两百多次才成功的中周变压器放在桌上，“我留在这里不是没地方去。李生答应我一件事——所有型号、所有工艺、所有参数，不对自己人保密。我在这里学到的每一件新本事，都可以教给下一批年轻人。宝安那边也这样，咱们怎么学的，他们就怎么教。”
他顿了顿，把那枚变压器举起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原处——放在整个实验台唯一没有油污的位置上。“我就是想让那些技校出来的人知道，拆开收音机，里面的东西不是只有日本人会做。”
九月的某天傍晚，方洁瑛从宝安返港休整。她带回来一本培训班学员的笔记，工工整整地抄着焊接八步、线圈手势口诀，封底内页还用铅笔描了一朵不成形的紫荆花。阿强翻完之后把笔记本还给方洁瑛，自己去实验台前默默站了一会儿，然后翻开他那本车间日志，找到记录第两百三十一次中周变压器试验的那一页，在旁边用铅笔记了新的一行字：“宝安学员笔记，九月。有六个人第一次绕线圈就绕到了四十圈以上。不是我们比日本人笨，是以前没有人教。”
日志摊开在实验台上，李家港经过时瞥见了那一行字。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回到书房，打开爷爷的笔记本，在扉页的“科技救国”旁边也添了一行小字：“宝安第一届培训班结业。第一批六十人，全部达标。”落款是197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