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日记里那个第一次出现是在1992年4月。字写得很小，缩在页边距的角落里，像是不小心滴上去的墨水点。我一开始没注意，以为只是某个地名的缩写，直到它反复出现，每次都紧挨着这些词，我才意识到那是一个人。
G说必须把底片交出去。G今天来了画室，我没开门。月明不知道G是谁，但我不能告诉她。这些短句散落在1992年夏天的日记里，每一条都只有一行，像是父亲不敢把关于G的事写得太详细，生怕日记本被人翻开时一眼就看明白。他用钢笔写，写完了又用尺子在那行字下面划一道线，划得很重，纸面上留下一道凸起的压痕。
我把所有带的条目抄在一张纸上，按时间顺序排列。1992年4月到1993年2月，一共出现了十七次。最早的那次写在月明带父亲进入地下通道之后大约两周，父亲写道：G知道了。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今天来敲画室的门，说是顺路看看。他站在门口往屋里瞟了一眼，看见了桌上摊着的底片袋。他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但我能感觉到，他已经知道了。
1992年5月，G第二次出现：G今天发来一张纸条，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上面写了一个地址和一句话——底片放在这里，你会安全。纸条被父亲夹在日记本里，我翻到那一页时看见一张裁得整整齐齐的便签纸，浅蓝色的，上面是打字机打出来的字迹，没有署名。地址是赤柱某条巷子里的一间储物室，纸条的右下角打着一个小写的。
父亲没有照做。他在那张便签背面用红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字，然后把它又夹回日记本里。红墨水浸透了纸背，在下一页留下一个模糊的字倒影。
G在1992年夏天到秋天之间出现过更多次。父亲的记录越来越短，有时只有几个字，像是连写句子的力气都没有了。G又来了。他带了一个人。他说我拍的东西不是我的，是。然后到了1992年10月，出现了最长的一段关于G的记录：
G今天把话说明白了。他说那些通道里的东西不归任何人管，也不该被任何人知道。他说我拍的照片如果流出去，我和月明都会有麻烦。他说他可以帮我解决这件事——只要我把所有底片交给他。他坐在我对面，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领带打得很整齐。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窗外，像是在跟空气说话。我问他你是代表谁来的。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你不需要知道。然后他站起来走了。他走之后我检查了锁，发现门锁被换过了，是老式的那种黄铜弹子锁，比我原来那把结实。
这段记录之后，父亲开始做一件事。他把关于月明和地下通道的所有底片分成三份，一份放在了南丫岛画室的夹墙里，一份托人带去了银姨那里，还有一份——他自己贴身带着。他在日记里解释：如果G拿到其中一份，至少我还有另外两份。他不可能同时找到三个地方。
1993年1月，父亲写了关于G的最后一段话。那篇日记写得格外长，字迹比往常都要工整，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G说他愿意谈判。他说只要我把手里最后那份底片交出去，他和他的就不再追究。他还说月明的照片——我给她拍的那些——也要一起交。我问他为什么月明的照片也算。他说那里面有。我这才明白，G要找的不是那些文物照片，他找的是月明这个人被拍下来的所有影像。他不知道月明住在哪里，不知道银姨是谁，不知道大澳那间棚屋的位置。但他知道月明跟我有关系，而我的相机记录过她。他想把一切跟她有关的影像全部收走。这样就算将来有人想查，也查不到她头上。
父亲最后没有交出底片，也没有交出月明的照片。他把那些东西藏得更深了。1993年2月之后，G在日记里消失了。但父亲在1993年3月写了一行字，字迹几乎是草书，难以辨认，我反复读了四五遍才看明白：G走了。或者说，我走了。他要的东西我一样没给，但他似乎无所谓了。今天在码头看见一个人，背影很像他，但不是。也许他放弃了我。也许他从来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只是个按快门的。
G就是在这个时候从父亲的生活里彻底消失的。但他从我的生活里浮了出来——通过父亲留下的那些只言片语，通过那个在笔记本里反复出现又反复被划掉的字母。
我把这些发现整理好之后去找了林惠欣。她听完我的描述，从电脑里调出一张照片——就是上次在庙街找到的那张老照片。照片拍的是1993年庙街夜市的一个场景，一档卖旧相机的摊子前面站着几个人，摊主阿财叼着烟正往架子上摆一台海鸥双反。阿财身后两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瘦削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色外套，侧身对着镜头，脸被阿财举起的胳膊挡去了大半。
林惠欣把照片在电脑屏幕上放大。那个男人的轮廓被像素格分割成模糊的色块，只能看出肩膀窄而平，下颌线条利落，头发剪得很短，接近平头。他的站姿有一种说不出的僵硬，像是本能地警惕着镜头，又像是刻意让自己站在阿财的遮挡范围内。
我试了人脸复原软件。林惠欣打开另一个窗口，屏幕上出现一张经过算法处理的面部重建图，因为原始照片太模糊了，我只能用轮廓和阴影数据做推测。做了二十多版，最后筛选出三个最可能的结果。
她把三张重建图并排放出来。中间那张是一张中年男人的面孔——高额头，颧骨微微凸起，眼窝深陷，下巴方正。那双眼睛的位置有一片阴影，软件没能还原出眼神，但整个骨架的分布模式让我猛地站了起来。
我跑回住处，把樟木箱里那张速写的翻拍照片找出来。南丫岛画室的那张速写——月明站在灯塔前，身边穿军装的男人被涂黑了脸。我把速写翻拍和电脑屏幕上的复原图放在一起比较。被涂黑的部分覆盖了整个面部，但脸颊的弧度、下颌的转折、额头的宽度，还有肩膀到脖颈的连接角度——全都吻合。
速写里被涂黑的那个男人，就是庙街照片里站在阿财身后的那个人。
所以Edward chan画的那个人是G。我盯着屏幕，感觉喉咙发紧。他画月明的时候，G就在旁边。或者他画完之后，G要求他把自己涂掉。或者他自己涂的——为了防止G的脸被人认出来。
林惠欣把复原图保存下来，放进一个写着的文件夹。如果G是英军的联络人，那他1993年出现在庙街并不奇怪。庙街当时是各种灰色交易的集散地，相机、胶卷、底片这些东西都有渠道出售。他可能是在找月明或者你父亲留下的东西。
我重新打开父亲1992年10月的那篇日记。G坐在父亲画室里谈条件的时候，穿的是灰色西装，领带整齐，说话不看人。父亲说他的姿态像是代表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来的。而照片里的G——如果复原准确的话——穿着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深色外套，站在一个旧相机摊子旁边，像一个路过的、不值得多看一眼的普通人。
他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坐在画室里谈判的灰色西装，一副是站在庙街人群里销声匿迹的深色背影。月明见过哪一面？她知不知道那个站在灯塔旁让她站在前面画速写的穿军装的男人，就是后来威胁父亲交出底片的人？她知不知道速写里那个被涂黑的脸，在她离开南丫岛之后还出现在庙街的旧相机摊子旁边，像一个猎人在追踪猎物的踪迹？
林惠欣把复原图的文件发到我手机里。我拿着手机走到窗边，窗外是灰蒙蒙的港岛下午，雾从海面涌上来，把远处的楼房吞掉了一半。手机屏幕上的那张脸正对着我，高额头，深眼窝，下巴方正。一个普通到极致的男人，普通人到看一眼就会忘记，普通到父亲只能用代号来记住他。
但问题还在——他把月明的那封信交给了那个人。如果那个人就是G，那月明当年写给父亲的那封信，最终落到了G手里。而G在信里读到了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也许那封信就是他一直在找的东西——月明亲笔写下的某些话，关于地下通道的位置，关于她取走了什么，关于她父亲沈清和与那批文物的关系。也许父亲把那封信交给G的那一刻，月明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我放下手机，重新翻开父亲的日记本。1995年最后一篇的那一行字又浮现在眼前：我不该把月明的信交给那个人。笔画的颤抖里藏着的东西，此刻我才真正明白——他交出去的不仅是一封信，是月明对他全部的信任。从那个黄昏开始，有些事情就彻底不可挽回了。他把最不该交的东西交给了最不该给的人。
窗外的雾越来越浓了。我关上手机屏幕，那张复原的面孔在熄灭的瞬间从视野里消失。但我知道他还在。他在父亲1992年的日记里、在1993年庙街的照片里、在那幅被涂黑了脸的速写背后——在所有那些父亲试图抹去但没能抹掉的角落里，那个代号为G的男人仍然站在那里，像一个无法聚焦的影子。而父亲用了半辈子去逃离他，月明用了半辈子去藏匿自己，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却用三十多年的碎片，重新把他拼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