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卫东是被冻醒的。
七月盛夏,他却浑身发冷,像是刚从冰窖里爬出来。耳边传来压抑的啜泣声,还有父亲沉重的咳嗽,一下,两下,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清晰。
他猛地睁开眼。
昏黄的灯光下,是斑驳的石灰墙,墙皮脱落处露出里面的黄泥。头顶是木质房梁,挂着蛛网。一张褪色的年画贴在墙上——那是个抱着鲤鱼的年画娃娃,1988年的。
1988年。
林卫东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他抬起手,看到的是年轻的手掌,虽然粗糙,却没有后来那些洗不掉的机油污渍和伤疤。
“卫东,你醒了?”母亲周桂兰红肿着眼凑过来,用粗糙的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还难受不?妈去给你倒碗水。”
“不……不用。”林卫东的声音干涩。
他撑起身子,环顾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房间。十平米的小屋,挤着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和一个掉漆的衣柜。桌上摊着几张纸——那是高考成绩单。
离大专线差3分。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是的,昨天他收到了成绩单,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天。而今天白天,父亲在纺织厂车间被机器砸伤了腿,厂里说是“操作不当”,医药费只给报一半。
明天,大伯一家就会上门,美其名曰“商量”,实则是要过继妹妹晓雪,用换来的彩礼给堂哥娶媳妇。
前世,他懦弱地同意了。然后便是母亲哭瞎的眼,父亲憋闷的病,妹妹嫁了个酗酒打人的丈夫,而他为了多赚点钱,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最后在2025年那个寒冷的冬夜,被催债的电话逼得从出租屋楼顶一跃而下。
“卫东,你别想不开。”周桂兰抹着眼泪,“考不上就考不上,妈再去找找活……”
“妈。”林卫东打断她,声音异常平静,“我爸的腿怎么样了?”
“在医院躺着呢,医生说至少要躺三个月。”周桂兰的眼泪又掉下来,“厂里说这算工伤,可赵副厂长咬死了是你爸违规操作,只给报一半的医药费。还有三个月工资……怕是也悬。”
赵金宝。
林卫东眼中寒光一闪。这个纺织厂的副厂长,贪了不知道多少,后来在九十年代初严打时被判了十五年。可他现在还逍遥得很,克扣工伤工人的医药费,中饱私囊。
“医药费要多少?”
“先交了二百,后续还要三四百……”周桂兰的声音越来越低。
家里总共就三百块钱存款,是留着给晓雪交学费的。妹妹考上了市重点高中,一学期学费就要一百二。
“还有晓雪的学费……”周桂兰说不下去了。
林卫东下床,走到桌前,拿起那张成绩单,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撕成碎片。
“卫东,你……”
“妈,我不复读了。”林卫东转过身,看着母亲憔悴的脸,“这个家,从今天起,我来扛。”
周桂兰愣住了。她看着儿子,明明还是那张年轻的脸,可眼神却不一样了。那种深沉、那种决绝,不像个十八岁的孩子。
“你说什么傻话,你一个孩子……”
“我不是孩子了。”林卫东走到墙边,撕下那张1988年的日历。7月18日,星期一。
他记得很清楚。三天后,滨城纺织厂有一批出口转内销的瑕疵布要处理,因为颜色不均,被外贸公司退了货。厂里急着脱手,五毛钱一米都没人要。
可三百公里外的温州,有个姓陈的商人正在高价收这种布——不是做衣服,是做拖把、抹布,转手就能卖一块二。
这个信息,是前世很多年后,他在酒桌上听一个老纺织厂的人说的。那人喝多了,拍着大腿说:“1988年那批布,我要是知道能卖到温州,早发财了!”
“妈,家里还有多少钱?”
“就……就三百块,是你妹妹的学费……”
“借我两百,三天后我还你四百。”林卫东的语气不容置疑。
“卫东,你到底要干什么?”
“赚钱。”林卫东从桌上找出一支铅笔,一个破本子,翻开第一页,写下标题:
《1988-1995机遇备忘录》。
他一边写一边说:“妈,你相信我。我爸的医药费,晓雪的学费,还有这个家欠的所有债,我都会还上。但你要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明天一早,你去厂里找王叔。”林卫东说的王叔是父亲的老工友,前世对林家多有照顾,“就说我爸的医药费实在凑不齐,问他能不能帮忙弄一张处理布的批条,有多少要多少。记住,私下说,别让赵金宝知道。”
“批条?你要那批布干什么?那布有问题,卖不出去的……”
“卖不出去,是因为没卖对地方。”林卫东写完第一页,合上本子,“妈,你信我一次。”
周桂兰看着儿子,看了很久。这个从小内向、成绩中不溜、遇事只会往后退的儿子,此刻眼里有光。那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光,像黑夜里的火把。
“好。”她咬了咬牙,“妈信你。”
她转身,从床底的铁盒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钞票。最大的面值是十元,更多的是五元、两元,甚至还有毛票。
她数出两百元,递给林卫东的手在抖。
林卫东接过钱,握在手心。这钱还带着母亲的体温,也带着全家的希望。
“还有。”他说,“明天大伯来,什么都别答应。就说,等我回来。”
“你大伯那人……”
“我知道他是什么人。”林卫东的声音冷下来,“所以才要等我回来。”
周桂兰看着儿子,突然觉得有些陌生,但更多的是心安。这个家,终于有个能拿主意的男人了。
窗外传来鸡鸣声。
天快亮了。
林卫东把钱揣进兜里,那本《机遇备忘录》贴身收好。他走到窗前,推开吱呀作响的木窗。
1988年夏天的晨风带着燥热吹进来,远处纺织厂的大烟囱冒着黑烟,工人们正骑着自行车往厂里赶。自行车的铃声、人们的吆喝声、广播里的早间新闻声,混杂在一起。
这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一个凭票供应的时代,一个万元户就能上报纸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遍地黄金的时代。
价格双轨制、国库券差价、股票认购证、房地产起步、乡镇企业崛起……未来三十八年,哪一年没有机遇?哪一刻没有风口?
而他,带着三十八年的记忆,回来了。
“卫东,你先吃点东西。”周桂兰端来一碗稀饭,里面卧着个鸡蛋。
林卫东接过碗,三两口吃完。鸡蛋很香,是家里老母鸡下的,平时舍不得吃,都要攒着换钱。
“我出去一趟,中午回来。”
“你去哪?”
“找刚子。”
刚子姓王,叫王刚,是林卫东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前世,林卫东被人追债打断腿,是刚子把他背到医院,垫了医药费。后来刚子去南方打工,在工地出事,人没了。林卫东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这一世,他要带着兄弟一起闯。
刚子家住在巷尾,父亲早逝,母亲在街道糊纸盒,家里比林卫东家还穷。林卫东到的时候,刚子正在院里劈柴。
“卫东?你咋来了?”刚子光着膀子,一身腱子肉,汗珠在晨光下泛着光。
“找你发财。”林卫东开门见山。
刚子笑了:“发个屁财,我这一身力气,也就劈劈柴。”
“有力气就行。”林卫东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这钱你先拿着,给你妈买点肉。”
刚子愣住了:“你哪来这么多钱?”
“借的。三天后还。”林卫东把钱塞他手里,“跟我去趟温州,跑一趟,赚的钱对半分。”
“温州?那么远……”刚子犹豫了,“我妈一个人……”
“就三天。顺利的话,后天晚上就能回来。”林卫东看着他的眼睛,“刚子,你信我不?”
刚子盯着林卫东看了半晌,突然咧嘴笑了:“信。从小你就没坑过我。”
“那就收拾东西,一会儿火车站见。记得带上身份证,不,介绍信。”
“介绍信我上哪弄去?”
“街道开,就说去南方探亲。”林卫东早有准备,“你表哥不是在温州吗?就说去看他。”
刚子挠挠头:“我哪有表哥在温州……”
“现在有了。”
两小时后,林卫东和刚子站在滨城火车站前。
绿皮火车喷着白汽,站台上挤满了人。大包小包的行李,挑着担子的农民,背着铺盖卷的工人,还有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
这是一个流动的时代,一个躁动的时代。
林卫东握紧手里的车票。滨城到上海,硬座,二十七块钱一张。
“卫东,咱们真去温州?”刚子还有点恍惚。
“先去上海。”林卫东目光坚定,“到了上海,你就知道了。”
火车鸣笛,缓缓启动。
林卫东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心里默默计算。
两百元本金,五十元给了刚子,一百五十元买车票、吃饭。到上海后,用剩下的钱收购国库券,然后直奔温州。
如果记忆没错,现在上海的国库券收购价是票面价的92%,而温州的收购价是100%。八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多,但只要能周转得快……
等等。
林卫东突然坐直身子。
他记得更清楚的一件事是:就在这个月,上海和温州的国库券差价一度拉大到15%。不是因为市场,是因为信息差——温州那边有个单位急需变现,开出了高价。
具体是哪一天来着?
7月20日。对,就是后天。
“师傅,能开快一点吗?”林卫东对着窗外轻声说。
火车轰隆,载着两个年轻人,驶向未知的远方。
也驶向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