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的冬天，关外的寒风似乎比往年更加刺骨。
北京城的维新气象，并未能驱散远在沈阳的皇太极心中的野心。
己巳之变的失利，让他深刻认识到，强攻北京城防严密、且内部凝聚力有所增强的明军，代价过于高昂。
这位雄主迅速调整了战略，将目光投向了明朝另一个致命的软肋——辽东防线本身，以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政治矛盾。
崇祯四年春，沉寂了一年多的后金铁骑再次出动。
但这一次，皇太极没有西进蒙古，而是挥师东向，兵锋直指辽西走廊上的战略要冲——大凌河城。
大凌河城位于锦州东北数十里，是明军向前突出的一个重要据点，由总兵祖大寿（此时已因袁崇焕下狱而更加受到朝廷“关注”）之侄祖大弼驻守。
此城规模不大，但位置关键，它的存在，如同楔子般牵制着后金对锦州、宁远方向的行动。
皇太极选择此地，意图极为明显：围点打援，消耗明军辽东精锐，并试探明朝朝廷与辽西将门之间那脆弱不堪的信任关系。
战报传至京师，朝野震动。然而，与己巳之变时普遍的恐慌不同，此次朝堂之上，竟隐隐泛起一种诡异的气氛。
以成国公朱纯臣为首的部分勋贵和与之勾结的言官，再次活跃起来。
他们没有直接反对出兵救援，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辽西将门，尤其是祖大寿。
“陛下，大凌河孤悬在外，祖大弼兵力单薄，祖大寿坐拥重兵于锦州，为何不即刻出兵救援？莫非其心……”
“辽西将门，世受国恩，然养寇自重、跋扈不臣之心久矣！朝廷近年来倾尽国力供给辽饷，然其战绩几何？如今见危不救，其心可诛！”
“臣听闻，辽将素与虏酋有私下往来，此前袁……哼，如今看来，只怕是冰山一角！”
这些言论，阴毒而诛心。
他们巧妙地利用皇太极围困大凌河、祖大寿救援必然谨慎的事实，大肆渲染辽西将门的“不可靠”，试图在皇帝心中埋下更深的猜疑种子。
更深层的目的，则是借此攻击背后支持辽西军饷、并试图将标准化等新政推广至辽东的沈渊——若辽西将门不可信，那么依托他们进行边防改革岂不是与虎谋皮？
朱由检听着这些议论，脸色阴沉。
他能“听”到这些官员心中，并非真正的忧国忧民，而是夹杂着对辽西将门掌控巨额军饷的嫉妒，以及借机打击沈渊新政的险恶用心。
然而，袁崇焕的阴影始终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对边将的猜疑几乎是他的本能。
此刻，祖大寿任何迟缓的举动，都会在他心中被放大。
“陛下，”沈渊在平台召对时，态度明确而坚决，“大凌河必须救，祖大寿亦必须用！”
他分析道：“皇太极此举，正因忌惮我京师防务加强，故而改变策略，意图剪除我辽西羽翼，动摇宁锦防线根本。若大凌河失陷，祖大寿见死不救之罪名坐实，辽西军心必然瓦解，届时锦州、宁远危矣！整个辽东防线或将崩溃！”
“然，救援不可浪战。”沈渊话锋一转，“皇太极巴不得我军主力出城，与其野战。臣建议，急令山海关总兵何可纲、蓟镇总兵吴襄等部，向锦州方向靠拢，以为声援，牵制虏兵。命祖大寿稳守锦州，寻找战机，以解大凌河之围，但切不可贸然全军出击，堕入虏酋圈套。”
他看向朱由检，语气凝重：“陛下，此刻至关重要的是朝廷对祖大寿的信任！需陛下亲笔下旨，勉励祖大寿，许其临机决断之权，重申朝廷对其信任不疑！绝不可听信离间之语，自毁长城！”
朱由检沉吟不语。沈渊的策略老成持重，但他心中对边将的猜忌，以及对朝中那些“忠言”的顾虑，让他难以决断。
此时的锦州城内，祖大寿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煎熬。
大凌河被围，守将是他亲侄，于公于私他都必须救。
但皇太极此次兵力雄厚，围城打援的意图昭然若揭。
他若倾巢而出，很可能正中对方下怀，导致锦州主力覆灭。
可若救援不力，朝廷那些文官的弹劾必然如雪片般飞来，他祖家很可能步袁崇焕的后尘！
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皇帝的旨意到了。
旨意中虽然要求他救援，但措辞间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催促和疑虑，并未给予他期望中的全权信任。
与此同时，他从京师旧部处得知，朝中正有人大肆攻击辽西将门。
这一切，都让祖大寿感到心寒齿冷。
最终，在巨大的压力和权衡下，祖大寿做出了一个看似稳妥，实则致命的决定：他派出部分精锐，由吴襄之子吴三桂率领，尝试性地向大凌河方向突击，试探后金军虚实。然而，这支偏师很快被以逸待劳的后金军击退。此后，无论大凌河城内如何告急，祖大寿再也未敢派出大规模援军。
大凌河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绝境中，坚守了数月。
城中粮尽，以至于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祖大弼最终在绝望中，杀死了坚决不降的何可纲（何可纲时任大凌河监军），开城投降。
大凌河陷落，守军精锐损失殆尽。
更重要的是，此战彻底暴露了明朝朝廷与辽西军事集团之间深刻的信任危机，以及面对后金新战略时的无力与失措。
消息传回北京，朱由检暴怒，却又无可奈何。
他无法苛责祖大寿“见死不救”，因为朝中的猜忌和自身的犹豫，也是导致救援不力的重要原因。
他只能将怒火倾泻在已经投降的祖大弼和战败的吴三桂身上，下令严惩，但这已于事无补。
成国公等人则暗自得意，虽然未能直接扳倒沈渊，但辽西将门遭受重创，沈渊试图倚重辽西推行边防改革的计划也受到沉重打击。
西暖阁内，朱由检颓然坐下，脸上满是疲惫与挫败。
“先生，朕……朕是否又错了？”
沈渊沉默片刻，缓缓道：“陛下，非战之罪，乃朝局人心之失。皇太极已非昔日只知蛮冲之虏酋，其用兵之狡，谋国之深，远超我等预估。经此一役，我朝如不能彻底整肃内部，凝聚共识，革新军备，则辽东……终将难保。”
大凌河的陷落，如同一记沉重的丧钟，敲响在明朝君臣的心头。
它预示着，与后金的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残酷和复杂的新阶段。
而明朝内部的倾轧与猜忌，正在成为皇太极最锋利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