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的岭南夏夜，风里裹挟着金属碎屑与汗水的咸腥。五金厂的冲压机发出永不疲倦的轰鸣，像一头吞嚼时光的巨兽。
老梅那时间才三十五岁，长年的夜班与金属粉尘，像铁锈般蚀入他的眼角眉梢。他的车床在车间最里角，那里噪声稍减，但闷热如蒸笼。他习惯了这方寸间的秩序，一直熬了将近二十年，换走了厂里的一批又一批新工人。
阿娟出生在深山坳，二十五六的年纪已经是2个小孩的妈，进入这家五金厂被分到老梅斜对面的抛光台。厚重的防护服罩着她纤细的身子，透明的面罩下，一双眼里还残存着山泉般的清亮，却也盛满了初来乍到的怯懦。老梅看见她被飞溅的铁屑烫得缩手，看见她被拉长训斥时低垂的、微微颤抖的脖颈。
一种久违的、近乎钝痛的情绪，在他沉寂的心底硌了一下。
他开始不动声色地照料。他“顺手”帮她调试不听话的夹具，“无意”将多领的劳保手套放在她台面。加班的深夜，他会沉默地扛起她那筐沉重的工件，走向仓库。交流是奢侈的，只存在于眼神的匆促交汇，以及她悄悄放在他工具柜上的一个洗干净的苹果，或是一碗在他检修机器时递来的、滚烫的糖水。
这无声的暖昧，在机油与铁腥味的车间里，如藤蔓般悄然滋生。他们像两株渴望暖意的植物，在不见天日的角落里，本能地相互探近，自始至终没有越出雷池。
如今老梅五十有三，在城郊这家五金厂干了快二十年，算是元老。他额头上刀刻一样的皱纹里，嵌着金属粉末，洗不净，像是焊在了皮肤上。老板信任他，不光让他管生产调度，仓库钥匙也串在他腰带上那串沉甸甸、叮当作响的金属环里。这信任，是二十年熬出来的，带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
阿娟也已经到了四十出头的年纪，以前瘦弱的身材像是熟透了的果子，饱满得工装外套都有些藏不住。她手脚不算麻利，流水线上老挨训，眼里便常汪着一汪水，看人时，那水光颤巍巍的，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她不想一直站在轰鸣的机器前，磨粗了手，熬干了力气。她想找个轻省点、钱也不少拿的活儿，比如仓库管理，或者质检。
自然而然地，她进一步靠近了老梅。老乡的身份是现成的借口，食堂吃饭时“偶遇”，说几句家乡的变化。老梅起初是谨慎的，腰间的钥匙串碰在一起，声音清脆，像是提醒。但他也是个男人，常年住在厂里宿舍，老婆孩子在老家，夜深人静时，那空落落的滋味并不好受。阿娟身上热烘烘的、带着廉价雪花膏香气的气息，像暖风一样吹拂着他干涸的心田。
第一次，是在仓库深处。
那天下着细雨，厂区里灰蒙蒙的。老梅借口清点新到的角钢，把阿娟叫了过去。高高的货架隔出狭窄的通道，空气里弥漫着橡胶和防锈油的气味。一捆捆用麻绳扎紧的金属材料投下沉重的阴影，角落里堆着废弃的纸箱和泡沫塑料。没有温存，只有急促的呼吸和压抑的闷响。阿娟的后背抵着冰冷的铁架，硌得生疼。老梅的手粗糙得像砂纸，动作带着一种久旷的蛮力。结束时，两人都有些狼狈。阿娟整理着衣服，低声说：“梅哥，仓库管理那个缺……”老梅系着皮带，腰间的钥匙哗啦一响，“嗯，我跟老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