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街三号院是个大杂院，住了七八户人家。晚上九点多，院里还有几户亮着灯。
孙副所长敲响了西厢房的门。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条缝，一个四十多岁、面容憔悴的妇女探出头，看见是公安，脸色顿时白了。
“赵桂枝同志，我们是派出所的。”孙副所长出示证件，“找你儿子铁蛋了解点情况。”
“铁蛋...铁蛋不在家。”赵寡妇声音发颤。
“去哪了？”
“去...去他姑家了。”
“哪个姑？住哪？”王副所长追问。
赵寡妇答不上来，眼神躲闪。这时，里屋传来细微的响动。
刘君山给张和平使了个眼色。张和平会意，走到窗前，借着屋里透出的光，看到窗台下的雪地上有几道新鲜的脚印——39码，前掌压痕深。
“他就在屋里。”张和平低声说。
孙副所长不再客气，推门进去。屋里陈设简陋，一张炕，一个柜子，一张桌子。炕上被窝鼓起一团，瑟瑟发抖。
“铁蛋，起来吧。”王副所长说。
被窝慢慢掀开，露出一个瘦小的少年，脸色惨白，眼神惊恐。他穿着件崭新的蓝棉袄，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扎眼。
“这棉袄哪来的？”王副所长问。
“我...我娘给我做的。”铁蛋声音小得像蚊子。
“什么时候做的？”
“前...前天。”
“多少钱？”
铁答不说话了，低头盯着炕席。
赵寡妇突然哭起来：“公安同志，铁蛋还是个孩子，他不懂事...求求你们...”
张和平走到桌前，发现桌下有个公文包的一角露出来。他弯腰捡起——正是韩福贵被抢的那个包，里面空空如也。
“这是你的吗？”张和平问。
铁蛋看到包，整个人瘫软了，眼泪涌出来：“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人被带回派出所。审讯室里，铁蛋低着头，一五一十交代了作案经过。
“我娘病了，发烧好几天，没钱买药。家里就剩两块钱，我去抓药，大夫说要三块...我在供销社门口转悠，看见那个老头从里面出来，公文包鼓鼓的...我就跟着他，进了胡同...”
“你知道这是犯法吗？”王副所长问。
“知道...可我娘快烧糊涂了，我没办法...”铁蛋泣不成声，“钱和票我都藏在家里炕洞了，就花了一块二买药，剩下的都没动...白糖和花生也在，我想留着过年给我娘补补身子...”
审讯室外，刘君山、张和平和几个居委会主任默默听着。马主任抹了抹眼角：“这孩子...平时挺老实的，见人都叫叔叔阿姨。赵寡妇一个人拉扯他不容易，男人死了，厂里就给了一次性补助，一个月就十五块抚恤金，赵寡妇还一直在吃药...”
“十五块？”张和平皱眉，“两个人怎么活？”
“可不是嘛。”刘主任叹气，“铁蛋初中毕业想找工作，可没单位要。街道安排他去煤场当临时工，干了两个月，煤场减员，又回来了。娘俩就靠那十五块，赵寡妇接点缝补的活，一个月挣个三五块...”
孙副所长从审讯室出来，脸色沉重：“都交代了。赃物全在，除了买药花的一块二，其他都没动。”
“他怎么处理？”刘君山问。
“未满十八岁，又是初犯，赃物基本追回...”孙副所长叹气，“按说可以教育释放。但这事闹大了，上面盯着呢。”
张和平突然开口：“刘队，王所长，我能跟铁蛋说几句话吗？”
两人对视一眼，点点头。
张和平走进审讯室。铁蛋看到他，更加紧张。张和平拉过椅子坐下，语气平和：“铁蛋，你念到初中毕业？”
“嗯...”
“成绩怎么样？”
“还行...数学最好，考过年级第三。”铁蛋小声说。
“喜欢物理吗？”
铁蛋愣了一下，点点头。
张和平看着他：“如果你有机会继续上学，想学什么？”
“我...我想学机械。”铁蛋眼睛里闪过一丝光，“我爸以前是钳工，我想像他一样...”
“那你更不该做这种事。”张和平说，“你父亲是工伤死的，是为国家建设牺牲的。你是烈士子女，应该活得堂堂正正，给你父亲争光。”
铁蛋的眼泪又流下来：“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错在哪？”
“不该偷东西...不该抢老人的钱...”
“还有呢？”
铁蛋茫然。
张和平放缓语气：“错在遇到困难，没有去找组织，没有去找街道、找居委会。你以为走投无路了，其实有很多人愿意帮你。赵主任、马主任、刘主任，她们知道你家的困难吗？”
“知道...”
“那为什么不去找她们？”
铁蛋低下头：“我...我不好意思...我娘也说，不能老麻烦别人...”
“这不是麻烦，这是社会主义的互助精神。”张和平站起身，“铁蛋，你才十六岁，路还长。这次的事，我们会如实向法院反映你的情况。但你自己要记住——无论多难，都要走正道。”
走出审讯室，孙副所长正跟几个主任商量：“赵寡妇的病得治，街道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们已经报上去了，申请困难补助。”马主任说，“就是手续慢...”
“先从我这儿拿十块钱，垫上。”王副所长掏出钱包，“不能让人病死。”
刘主任也说：“我家有退烧药，一会儿拿过去。”
刘君山拍拍张和平的肩膀：“案子破了，但心里不痛快，对吧？”
张和平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点点头。
“干咱们这行，经常这样。”刘君山点了根烟，“抓坏人解气，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坏人背后，是一整个家庭的无奈。铁蛋这孩子...可惜了。”
“他会判刑吗？”张和平问。
“估计不会，可能送去少管所教育一段时间。”刘君山吐出口烟，“关键看受害人家属的态度。明天我去找韩志刚谈谈，看他能不能谅解。”
回分局的路上，谁也没说话。吉普车穿过寂静的街道，路灯把树影拉得很长。
张和平想着铁蛋那双惊恐的眼睛，想着赵寡妇憔悴的脸，想着桌上那张初中毕业证书——数学年级第三。
如果没有这场变故，这个孩子也许能考上技校，成为他梦想中的机械工。可现在...
“和平，”刘君山忽然开口，“你今天表现很好。但我要提醒你，干公安时间长了，心不能太软。法是法，情是情，要分清。”
“我明白。”张和平说。
但他心里明白，有些事，不是分清就能释怀的。
这个冬天的北京，有人欢欢喜喜备年货，有人为了一斤白糖铤而走险。这就是1961年的现实，复杂而沉重。
车停在分局门口。刘君山下车前说：“明天写个结案报告。你主笔，把分析过程写详细，给队里留个学习材料。”
“是。”
张和平走进办公楼，刑侦队的灯还亮着。孙建国、赵大勇他们都在，见他回来，都围上来。
“张副队，案子破了吗？真是半大小子？”
“您那脚印分析太神了！怎么学的？教教我们呗！”
张和平看着这些年轻而热忱的面孔，忽然觉得，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他要抓坏人，也要尽可能地，不让好人变成坏人。
夜还长，路也长。但这条路，他既然选择了，就要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