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秋天，莆田的傍晚总是暗得很快。我和阿杰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天已经灰了，路灯还没亮，整条巷子都泡在一种将暗未暗的蓝灰色里。阿杰走在前头，书包只挂了一边肩膀，走着走着步子就慢下来，像在等什么人从后面追上来。他等了一会儿，又继续走，步子比之前更慢，像在让身后的声音追得更近一些。
那天他照例没等我。他说先走的时候声音很平，没回头，脚步声在空巷子里拖得很远，拐过墙角就不见了。我站在路口看着他背影被墙吞掉，心里想的是，明天等他好一点，再一起走。但他没有给我那个明天。
当晚十一点多，阿杰爸妈找到我家，说你下午跟他一起放学的，他到现在还没回来。他妈妈的手在发抖，握不住门框。我们正说着，她手机响了，接起来只听了两句，她整个人像被人从后面推了一下，倒退半步靠在墙上。电话是西山陵园打来的。值班的人说，有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坐在里面一座墓碑前，已经坐了很久，赶也赶不走，问他话也不答。
阿杰爸妈赶过去的时候，陵园里一盏灯都没亮。圆形的墓区在夜色里排成一层一层同心环，像一道道越缩越紧的旧门框。他们找到阿杰的时候，他坐在最里面一圈的墓碑前面，背靠着碑，两条腿屈着，手搭在膝盖上，头微微偏着，像在听旁边的人说话。他妈妈说他在说话，声音很低很轻，偶尔停一下，像在等回应，停了以后又接上，语气自然，像在跟一个就坐在他身边、没有离开过的人聊天。墓碑上贴着的照片是小月的，黑白的，十六岁，笑着，唇线没有被风雨磨淡。
那之后阿杰没有再回过学校。我过了好几天去他家看他。他妈妈开门的时候嘴唇绷着，像在忍着一句说不出口的话。他房间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唯一的光是门缝里漏进去的一线走廊灯。他坐在椅子上，背挺得很直，头发已经长得盖住了耳朵，像很久没有修剪过。我说你怎么不去上学，他说不想去，声音细了很多，像换了个人在回答我。我习惯性地伸手拍他肩膀，他猛地往旁边一缩，胳膊抬起来挡住脸，说你碰我。那个动作太快了，肩膀收得极紧，像在避开一个会灼伤他的触碰。我收回手站在原处，看见他缩回椅子里的坐姿——两腿并拢，手叠在膝上，像在维持一件已经很小、但还在被不断收进更小空间的轮廓。
那之后我没有再去看他。学校也没人再提他的名字。
三个月后我又去了一次。那天下午阳光很好，他房间的窗帘拉开了一半，光从缝隙里斜着切进来，照亮了半张桌面和桌上一把梳子。阿杰坐在窗前，头发已经过了肩膀，披在两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外套，不是男生会穿的款式。他对着镜子慢慢梳头，从发根梳到发梢，动作很慢，像在练习一个已经做了很多遍的动作。他转过头来看我的时候，手指还捏着一绺发尾，嘴角微微弯着。那张脸还是阿杰的脸，颧骨、眉骨、下巴的弧度，都没变。但他看我的时候眼皮先垂了一下才抬起来，目光的落点不在我的眉心，而在我的左肩上方的空气里，像在看我身后还有什么没有跟进来的人。
他说我不想出去玩了。声音细而平，尾音轻轻地上扬了一下，像一句旧话的余音。
我没有再说话，转身走了出去。门在我身后合上，锁舌弹回槽里的那一声，比平时长了一拍。
后来阿杰家搬走了，没人知道去了哪里。那个房间的窗户朝南，阳光好，傍晚的时候最后一缕光会从窗台边缘慢慢移走。我偶尔路过那条巷子，会抬头看一眼那扇窗，窗帘后来换了颜色，从深蓝变成了米白，有时候敞着，有时候拉着。再后来那扇窗的玻璃被人从外面敲碎过一次，换了一块新的，反光比原来亮，看不出屋子里面住了谁。我也再没有朝那个方向多停过一秒，因为我已经知道，有些门在你觉得还能推开的时候，其实已经被人从另一边合上了。合上以后，你只需要走过它，像走过所有不会重新打开的路，走过那道已经不再值得叩响的旧门，朝向街灯的延伸方向和树冠可抵达的边界，继续行走在你自己的、不再需要回头确认任何轮廓的街道上。那些已经合上的门，会在你的背后逐一寻找它们自己的失重。你只需保持步幅，继续走在下一段已经亮起的路灯下，不需要数自己经过了多少道不再开着的入口。你走过去了。门也合上了。像它们各自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