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三个锦囊。”我笑着说,“不是诸葛亮那种锦囊,是我写的三封信。”
李书记接过信,看了看信封。三个牛皮纸信封,分别写着“遇到困难时拆”“遇到选择时拆”“遇到机遇时拆”。
“浩娃子,你这是……”李书记不解。
“我把以后韩家村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想到了,也写了应对之策。”我说,“当然,世事难料,我的办法不一定都对。但您参考参考,总比没有强。”
李书记握着信,手有些颤抖:“浩娃子……你想得这么远……”
“因为韩家村就是我的家。”我真诚地说,“李书记,这四年来,您把我当亲儿子一样照顾。张婶、王大爷、柱子叔……村里的每个人,都对我好。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韩家村的恩情。”
李书记哭了,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哭得像个小孩子。
那天晚上,李书记把张婶、王大爷、柱子叔等村里的骨干都叫来了。我们在李书记家吃饭,一桌子的菜——炖鸡、红烧肉、炒鸡蛋、凉拌黄瓜……都是村里自产的。
饭桌上,我没说我走的事。我们畅聊韩家村的未来。
我说:“等过两年,咱们可以在村东头建个养老院,让村里的老人老有所养。”
李书记说:“对!还要建个卫生院,请个正经医生来。”
柱子叔说:“我想把养鸡场再扩大一倍,现在鸡蛋供不应求啊!”
张婶说:“加工厂可以开发新产品,我听说现在城里人爱吃饼干,咱们可以做鸡蛋饼干……”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热火朝天。我看着他们,心里既欣慰又酸楚。
欣慰的是,韩家村已经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我不在,他们也能把日子过好。
酸楚的是,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饭后,大家散去。李书记送我出门,走到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
“浩娃子,”李书记忽然说,“你还记得四年前吗?就是在这棵树下,你跟我说要养鸡。我当时还不信,觉得你个半大孩子懂什么。现在想想,我真是老糊涂了。”
“李书记,您可别这么说。”我拍拍老槐树粗糙的树干,“这棵树见证了多少事啊。以后我不在,您有事就跟它说,它听着呢。”
李书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浩娃子,你一定要回来看看。韩家村永远是你的家。”
“我一定会回来的。”我郑重承诺。
夜色中,我开车离开韩家村。从后视镜里,我看见李书记一直站在老槐树下,身影在路灯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第三天,我到了北京。
北京还是那个北京,但在我眼里,已经不一样了。四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子。现在,我是山西榆次地委的副专员,即将赴任香港华润公司的特别助理。
但所有这些身份,在一个人面前,都不重要。
下午三点,我们相约在北京师范附中校园南门。四年前,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遇见林雪晴。
那天她穿着蓝色列宁装,梳着两条麻花辫,在一个转角处我们碰了一个满怀。她说话时眼睛亮晶晶的,声音清脆得像铃铛。我一眼就记住了她。
现在,四年过去了。
我按照后世的记忆,布置了一个简单的求婚现场。没有鲜花——1965年的北京,鲜花是奢侈品。没有蜡烛——大白天的点蜡烛太奇怪。但我准备了一样东西。
下午三点半,林雪晴准时出现了。
她今天穿着浅灰色的确良衬衫,黑色长裤,还是梳着两条麻花辫。四年时间,她从一个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清华大学的助教,但那双眼睛,依然清澈明亮。
“浩哥!”她看见我,笑着跑过来,“你到北京了?怎么不提前告诉我,我好去接你。”
“想给你个惊喜。”我笑着说,心跳却莫名加快。
“什么惊喜?”林雪晴好奇地打量四周,“你约我在这儿见面……?”
我深吸一口气,“雪晴,你还记得这里吗?”
“当然记得。”林雪晴脸微微一红,“四年前,我们就是在这儿第一次见面的。你傻乎乎地盯着我看……”
“那不是傻乎乎。”我纠正她,“那是一见钟情。”
林雪晴的脸更红了:“你……你说什么呢……”
“雪晴,”我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四年了。这四年,我们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爱。你陪我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我最迷茫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我最得意的时候提醒我要谦虚。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姑娘。”
林雪晴愣住了,眼睛慢慢睁大。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金戒指——很简单的那种,一个金圈,没有任何装饰。1965年的中国,金饰品很难买,这是我托了丁老的关系才弄到的。
“雪晴,”我单膝跪地——这个动作在1965年的中国极其罕见,周围立刻有人看了过来,“我知道这个年代不兴这个,我知道求婚该走组织程序,该先跟你父母说。但我等不及了。我要去香港了,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在走之前,给你一个承诺。”
我举起戒指:“林雪晴同志,你愿意嫁给我吗?等我从香港回来,我们就结婚,相守一辈子。”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闪烁。
“浩哥……”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你……你起来……”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我固执地说。
林雪晴哭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但她笑了,又哭又笑:“我答应!我答应你!你快起来!”
我把戒指戴在她左手无名指上。戒指有点大,但没关系,以后可以改。
我站起来,林雪晴扑进我怀里,紧紧抱住我。
“浩哥,你怎么这么傻……”她在我怀里哭,“这么多人看着呢……”
“让他们看。”我搂着她,“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林雪晴是我的未婚妻,等我从香港回来,我就娶她。”
林雪晴从我怀里抬起头,脸上还挂着泪珠,但笑容灿烂得像阳光。
“浩哥,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这个给你。”
我接过笔记本,翻开。里面是林雪晴的笔迹,工整清秀。每一页都写着日期,从1962年1月15日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到1965年10月8日我离开北京去山西。三年多的时间,一百多次见面,她都记下来了。
“今天在前门大栅栏见到一个奇怪的男生,一直盯着我看。后来才知道他叫韩浩,是从山西来的……”
“今天和韩浩去北海公园划船,他给我讲山西的故事,讲韩家村的变化。他说话时眼睛里有光……”
“今天韩浩要回山西了,我去车站送他。火车开走时,我哭了。原来喜欢一个人,是会舍不得的……”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眼眶发热。
“雪晴……”
“浩哥,你带着这个笔记本去香港。”林雪晴握住我的手,“想我的时候,就看看。每一页都是我,每一页都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我紧紧抱住她,抱了很久很久。
夕阳西下,北京师范附中笼罩在金色的余晖中。我们并肩走在校园里,手牵着手,像四年前那样。
“浩哥,你去香港要小心。”林雪晴说,“我听说那边很复杂,什么人都有。”
“我会的。”
“要经常写信回来。”
“一定。”
“要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别熬夜。”
“好。”
“还有……”林雪晴停下来,看着我,“无论去多久,我都等你。”
我看着她认真的眼神,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在这个年代,在这个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情感的时代,能有这样一个姑娘,愿意等我,愿意把青春托付给我,这是何等的幸运。
“雪晴,”我捧着她的脸,“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我要给你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我们要生两个孩子,一个像你,一个像我。我们要一起教书育人,一起建设国家,一起慢慢变老。”
林雪晴流着泪点头:“好,我等你。等你一辈子都等。”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在学校的尽头,在1965年秋天的落日下,我们相拥而吻。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
第二天上午,北京火车站。
月台上挤满了人。1965年的中国,铁路是主要的交通方式,火车站永远人声鼎沸。挑着担子的农民,背着行李的工人,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穿着军装的军人……各色人等,行色匆匆。
我提着简单的行李——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林雪晴的笔记本、小姨夫给的手表,还有工作文件。丁老说,到了香港会给我配发衣物和生活用品,不用带太多。
林雪晴陪在我身边,眼睛红红的,但努力笑着。
“浩哥,到了香港就写信回来。”她一遍遍地嘱咐,“信寄到清华大学世界经济系,我能收到。”
“好。”
“要是工作不顺心,也别太勉强。身体最重要。”
“我知道。”
“还有……”林雪晴从包里拿出一个布包,“这是我妈做的酱菜,你带着。香港的饭菜你可能会吃不惯,这个下饭。”
我接过布包,沉甸甸的,不止是酱菜的重量。
“雪晴,你回去吧。”我说,“火车快开了。”
“我再陪你一会儿。”林雪晴摇头。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小韩!”
我回头,愣住了。
郭副省长站在月台上,穿着一身深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身边跟着一个秘书模样的人。
“郭省长!”我赶紧上前,“您怎么来了?”
“来送你。”郭副省长笑着说,“怎么,不欢迎?”
“欢迎!当然欢迎!”我有些激动,“只是……您工作这么忙……”
“再忙,送送我们山西的好干部,也是应该的。”郭副省长拍拍我的肩膀,“小韩,你在山西这两年,干得很好。抗旱工作,星火工业园,晋中地委的农业发展……我都看在眼里。”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丁老把你调走,我一开始是舍不得的。但后来想想,你是蛟龙,山西这个池塘太小了,容不下你。香港那片海,才是你施展拳脚的地方。”
“郭省长,您过奖了……”
“不过奖。”郭副省长认真地说,“小韩,我看人很准。你和其他年轻人不一样,你有眼光,有魄力,更重要的是,你有家国情怀。你去香港,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是为了学本事,为国家做事。这一点,我很清楚。”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塞到我手里:“这个你拿着。到了香港,如果遇到难处,可以联系这个人。他是我老战友的儿子,在香港做贸易,人很可靠。”
我接过名片,上面写着“香港九龙贸易公司 陈建国”。
“谢谢郭省长。”
“别谢我。”郭副省长摆摆手,“小韩,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你好好听着。”
我站直身体:“您说。”
“第一,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灯红酒绿,诱惑很多。你要守住初心,记住你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是。”
“第二,华润公司是咱们国家在香港的窗口,任务很重。你要努力工作,为国家节省外汇,开拓市场。但同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香港和大陆不一样,有些事,要灵活处理。”
“明白。”
“第三,”郭副省长看着我,眼神复杂,“小韩,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无论走多远,飞多高,都要记住根在哪里。你的根在山西,在中国。等你学成了,本事大了,要回来,建设家乡,建设国家。”
我郑重地点头:“郭省长,我一定回来。”
“好,好。”郭副省长欣慰地笑了,他看看林雪晴,又看看我,“还有,个人问题也要解决好。小林是个好姑娘,等你回来,我给你们证婚。”
林雪晴脸红了,小声说:“谢谢郭省长。”
汽笛声响起,尖锐而悠长。
乘警吹着哨子,在月台上喊:“去广州的旅客请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该走了。”郭副省长伸出手,“小韩,保重。”
我握住他的手:“郭省长,您也保重身体。”
我又看向林雪晴。她咬着嘴唇,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雪晴,”我抱住她,“等我。”
“嗯。”她把脸埋在我肩头,声音闷闷的,“我等你。一辈子都等。”
最后拥抱了几秒钟,我松开她,提起行李,转身走向车厢。
我不能回头。我怕一回头,就舍不得走了。
踏上火车踏板时,我听见林雪晴在身后喊:“浩哥!写信!”
我没回头,只是挥了挥手。
走进车厢,找到座位,放好行李。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
月台上,郭副省长和林雪晴还站在那里。郭副省长朝我挥手,林雪晴已经哭成了泪人。
汽笛再次响起,火车缓缓启动。
月台上的人开始后退,建筑物开始后退,北京城开始后退。
我趴在车窗上,看着林雪晴的身影越来越小,看着北京站越来越远,看着这座我生活了四年的城市渐渐消失在视野中。
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但我没有擦。让它们流吧。这一路的泪,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火车加速,驶向南方。穿过华北平原,跨过黄河长江,最终将到达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香港。
那里有挑战,有机会,有未知的一切。
而我,韩浩,一个从1961年重生而来的灵魂,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一个经历过两个时代价值观碰撞的年轻人,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踏上那片土地。
不是为了个人富贵,不是为了安逸享乐。
是为了学本事,是为了攒资本,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带着知识、技术、资金回来,建设家乡,建设国家。
是为了兑现对韩家村乡亲的承诺,对刘永好、李书记的嘱托,对小姨、林雪晴的牵挂。
更是为了那个深埋心底的梦想——让中国少走弯路,让民族品牌崛起,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火车在铁轨上奔驰,发出有节奏的轰鸣声。窗外的风景从北方的萧瑟,逐渐变为南方的葱郁。
我擦干眼泪,打开林雪晴给的笔记本,翻到第一页。
“今天在前门大栅栏见到一个奇怪的男生,一直盯着我看……”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了出来。
但这一次,是温暖的泪。
香港,我来了。
华润,我来了。
未来,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