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八月的深圳，台风季还没完全过去。
李平安站在万象大厦顶楼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被暴雨洗刷的城市。
雨水顺着玻璃蜿蜒而下，扭曲了楼下深南大道的车流和霓虹，整座城市像一幅浸了水的油画，繁华中透着不安定的模糊感。
他刚从河南老家回来不到一周。
后山那座新立的石碑，还在梦里反复出现。石碑冰凉坚硬的触感，母亲枯柴般的手，1942年乱葬岗呼啸的风……这些画面和集团会议室里那些报表、数据、曲线图交织在一起，在他脑子里翻腾搅拌。
“老板，周总从莫斯科回来了。”
秘书的声音从内线电话里传来，小心翼翼。
大家都知道，李总从老家回来后，整个人沉默了许多，眼神里多了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悲伤，是更深的，像在深渊里凝视什么的凝重。
“让他上来。”李平安说。
周文彬走进办公室时，浑身还带着长途飞行的疲惫。他的西装皱巴巴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但手里那个黑色公文包，却擦得锃亮。
“老板，这趟……收获很大。”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锁扣。
不是文件，不是合同。
是几十个微缩胶卷，还有几本厚得像砖头的俄文笔记。
“苏联解体后，那些顶尖研究所真的垮了。”
周文彬的声音低沉，“我见到了‘列别捷夫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以前负责数控机床控制系统开发。现在……在莫斯科郊外种土豆。”
李平安拿起一个胶卷，对着光看。胶卷里是密密麻麻的设计图，俄文标注像蚂蚁般细小。
“他要价多少？”
“不要钱。”周文彬苦笑，“他要工作，要实验室，要能继续搞研究。他说，那些图纸放在他手里，迟早变成废纸。但如果有人能让它们活过来……”
“多少人？”李平安问。
“完整的团队，十七个人。包括三个院士级专家，八个高级工程师。”
周文彬顿了顿，“但我担心……咱们消化不了。数控机床这块，咱们现在的水平，还停留在仿制日本七十年代的机型。”
李平安没说话。
他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重的《机械工程手册》。翻开其中一页，上面用红笔画了个圈：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加工精度0.001毫米，航空航天、精密模具核心装备，西方对华禁运。
“消化不了，就学。”他把手册扔回书架，“请过来，给他们建实验室，配最好的设备。只有一个要求——”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
“三年内，我要看到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五轴数控机床，从万象的车间里造出来。”
周文彬走后，李平安独自在办公室坐到深夜。
雨停了，窗外的深圳灯火璀璨。这个他亲手参与建设的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生长。可在这片繁华之下，他看到了别的东西——
许家明昨天汇报，dVd解码芯片的进口价格又涨了百分之十五。理由是“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但谁都明白，这是卡脖子。
张维上个月想从德国买一台二手光刻机，对方报价三百万美元，附加条件苛刻到荒唐：机器不能用于军用领域，要定期接受检查，所有维修必须由德方工程师完成。
何晓的汽车生产线，最关键的焊接机器人全靠进口。日本厂家每次维修都拖工期，零配件价格高得离谱。
还有电脑操作系统，手机通讯协议，特种钢材，精密轴承……
处处是瓶颈，处处受制于人。
李平安闭上眼，想起前世龙国收到卡脖子的产业，为什么？因为穷，因为弱，因为命不由己。
现在呢？
万象集团一年营收五十亿，员工数万，产品卖遍全国。可本质上，还是在别人搭好的舞台上跳舞。舞台的支柱、灯光、音响，甚至脚下的地板，都捏在别人手里。
人家心情好，让你跳。
心情不好，抽掉一块木板，你就得摔下去。
第二天，集团紧急战略会议。
李平安走进会议室时，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气场。
这个刚刚卸任总经理的老掌门人，今天穿着件简单的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里没拿任何文件，只端着一个紫砂茶杯。
“今天不讨论季度报表，不分析市场份额。”
他开口，声音平静，却让会议室瞬间安静，“咱们聊聊，怎么才能不被人掐脖子。”
众人面面相觑。
许家明先开口：“老板，您指的是……”
“芯片，光刻机，数控机床，操作系统，精密仪器。”
李平安报出一串名词，“这些咱们没有的，或者有了也是低端货的，以后不能再靠买了。”
何晓苦笑：“可这些……都是硬骨头。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咱们做家电、做服装、做寻呼机，一年就能见到回头钱。做芯片？十年都不一定出成果。”
“那就做十年。”李平安放下茶杯，“二十年，三十年，也得做。”
他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笔。
“从现在开始，万象的战略重心调整。”
他在白板上画了个圈，“第一，深耕电脑产业——不是组装，是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全链条。”
笔尖移动。
“第二，布局移动通讯。大哥大现在是模拟信号，迟早要数字化。咱们从现在开始储备技术，等数字蜂窝网络一铺开，就要有产品。”
又一个圈。
“第三，数控机床中心升级为‘高端装备研究院’，我亲自挂帅。苏联专家团队来了，就放在这里。”
再一个圈。
“第四，光刻机。我知道难，知道可能投进去几亿都听不见响。但必须做，从最简单的接触式光刻机做起，一步步往上爬。”
他画完四个圈，转过身。
“这些，都是未来十年可能看不到利润的投入。但如果不做，十年后，万象可能就不存在了。”
会议室里炸了锅。
“老板，这太冒险了！”
“咱们现金流撑得住吗？”
“技术人才从哪儿来？”
“市场等得了吗？”
“自己研发不如买别人的。”
质疑声此起彼伏。李平安静静听着，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
“我们中国人都相信人定胜天，外国人能研发，我不相信中国搞不了。”
他的声音不高，却压过了所有喧哗，“我没认命。我走到北京，参军革命，进了轧钢厂，从保卫干事做起，改革开放，辞职下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他环视众人。
“现在有人告诉我，芯片咱们做不了，光刻机咱们搞不定，数控机床咱们玩不转——这也是命，得认。”
他笑了，笑容里有种锋利的东西。
“我还是不认。”
决议形成了，尽管有保留意见。
李平安知道，这些老部下不是反对，是担心。担心投入太大拖垮集团，担心战线太长顾此失彼，担心万一失败，这十多年打下的基业就毁了。
他理解。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亲自跑遍了每一个关键环节。
第一站，南山研发中心。
张维正在实验室里调试第二代中文操作系统。屏幕上是蓝底白字的界面，粗糙，但每一个代码都是中国人自己写的。
“老板，这是咱们的‘盘古’系统2.0版。”张维眼睛发亮，“支持图形界面了，虽然还很简陋……”
“和windows比，差多少？”李平安问得直接。
张维的笑容僵了一下：“差……很多。但咱们有自己的优势——完全中文化，占用资源少，更适合国产硬件。”
“继续做。”李平安拍拍他的肩膀，“不要怕丑，不要怕慢。从零到一最难，你已经走出来了。”
第二站，宝安工业园的数控机床中心。
这里摆着十几台机床，有进口的，也有国产仿制的。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台刚从德国进口的五轴加工中心，价值八百万美元，用塑料布罩着，像供奉祖宗牌位。
“平时舍不得用。”车间主任老杨搓着手，“用一次磨损一次，维修太贵了。”
李平安走到那台机器前，掀开塑料布。冰冷的钢铁泛着幽蓝的光，控制面板上密密麻麻的德文按键，像一道天书。
“从今天开始，天天用。”他说，“用坏了就修，修不好就拆。拆开了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构造，为什么咱们造不出来。”
老杨张大了嘴。
“苏联专家下个月到，你配合他们。”李平安看向那些国产仿制机，“用进口机养国产机，用拆解学设计。三年，我要看到咱们自己的五轴机床。”
第三站，最艰难。
龙岗工业园的芯片实验室，还在起步阶段。实验室是临时改建的，设备大多是二手货，甚至有些是自己组装的。十几个年轻人穿着白大褂，在超净工作台前忙碌，空气中弥漫着化学试剂的味道。
负责人是个三十出头的博士，姓赵，清华微电子专业毕业，放弃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offer回国。
“李总，咱们现在只能做最简单的逻辑芯片，制程3微米。”赵博士递过来一枚小小的黑色方块，“国际先进水平已经是0.8微米了，差了好几代。”
李平安接过那枚芯片，对着光看。小小的硅片上，电路图案像一幅微缩的城市地图。
“能做出来，就是胜利。”他说，“制程慢慢追，先从设计能力做起。咱们的dVd解码芯片，能不能自己设计？”
“能，但性能……”
“性能差一点没关系，先解决有没有。”李平安把芯片还给他，“光刻机那边，张维在攻关。你们要紧密配合，设计要适应咱们自己能造的设备水平。”
赵博士重重点头。
走出实验室时，李平安回头看了一眼。那些年轻人在荧光灯下埋头工作的身影，让他想起了1942年那个在荒原上独自前行的少年。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没人走，就永远没有路。
九月初，苏联专家团队抵达深圳。
十七个人，平均年龄五十五岁，带着大大小小三十多个箱子的资料和设备。领头的是瓦连京·伊万诺夫院士，六十七岁，白发苍苍，腰板却挺得笔直。
李平安亲自去机场接机。
“伊万诺夫先生，欢迎来到中国。”他用俄语说，虽然生硬，但足够清晰。
老院士握住他的手，眼睛里有种复杂的光芒：“李先生，谢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那些图纸……在莫斯科的仓库里发霉，不如在这里变成机器。”
第二天，在高端装备研究院的揭牌仪式上，李平安说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复制谁，追赶谁。我们要做的，是在别人画好的赛道之外，走出自己的路。这条路可能很陡，很难走，可能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土地上。”
掌声中，伊万诺夫院士走上台。
他通过翻译说：“在苏联，我曾参与设计过世界上最先进的数控系统。后来，那些设计变成了档案室里的灰尘。今天，我很高兴，它们有机会在另一片土地上重生。”
两个老人握手。
一个来自饱经苦难的东方古国，一个来自刚刚解体的红色帝国。
他们的手都布满老茧，都有岁月的痕迹，都在各自的国家经历过辉煌与失落。
而现在，他们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
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顶尖的机床。
战略调整带来的阵痛，很快显现。
第三季度财报出炉，研发投入同比增长百分之二百四十，净利润下降百分之十八。股东会议上，有几个小股东坐不住了。
“李总，这么烧钱，什么时候是个头？”
“芯片、光刻机、数控机床……这些都是国家该做的事，咱们一个民营企业，何必扛这个大梁？”
李平安坐在主位，等所有人都说完了，才缓缓开口。
“各位还记得，咱们的第一台万象面包车下线时，用的什么发动机吗？”
会议室安静下来。
“日本三菱的，二手的。”李平安说，“那时候咱们买不起新的，只能买别人淘汰的。拆了装，装了拆，一点点仿，一点点改。用了五年时间，才造出自己的发动机。”
他顿了顿。
“现在，咱们的汽车能用国产发动机了，虽然性能还差一点，但不会被卡脖子了。芯片、光刻机、数控机床，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不做，十年后，咱们还得求着别人卖，看别人脸色。”
他看向那些股东。
“如果各位觉得风险太大，可以退股。我按市价一点二倍收购，绝不还价。”
没人说话。
最后，一个老股东叹了口气：“李总，我们不是不支持。是怕……怕您太累了。”
李平安笑了：“累什么？我今年六十二，身体比四十岁的人还好。再干二十年没问题。”
夜深了。
李平安独自坐在书房里，面前摊开的是伊万诺夫团队带来的数控系统原理图。俄文标注密密麻麻，他看不懂，但那些结构图、电路图，他能看出门道。
林雪晴端着一碗银耳羹进来，轻轻放在桌上。
“还不睡？”
“再看会儿。”李平安揉了揉眉心，“这些东西，早二十年看到就好了。”
“现在也不晚。”林雪晴在他身边坐下，“你知道吗，今天我去基金会，有个老兵跟我说，他孙子在南山研发中心工作，做芯片设计。小伙子说，他们那组人，已经三个月没休过周末了。”
李平安的手顿了顿。
“为什么？”
“小伙子说，李总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这些事奔波，他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拼？”
林雪晴轻声说，“平安，你点燃的，不止是技术研发的火。是一代人的志气。”
李平安沉默了。
他看着窗外的夜空，深圳的灯光把天空映成暗红色。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就在此刻，正有年轻人在实验室里调试设备，在电脑前敲击代码，在机床前测量精度。
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成不了富翁。
他们设计的芯片，可能永远追不上英特尔。
他们造的光刻机，可能十年后就被淘汰。
但他们还在做。
因为有些事，总得有人做。
有些路，总得有人走。
1993年的最后一天，李平安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
数控机床中心，第一台完全自主设计的数控系统，调试成功了。
虽然只是最简单的两轴系统，虽然精度还达不到进口产品的一半，虽然稳定性还有待考验——
但它是中国人的。
从电路设计到控制算法，从硬件选型到软件编程，每一个环节，都是自己的。
李平安站在车间里，看着那台配备了新系统的机床，在技术员的操纵下，缓缓切削出一枚小小的齿轮。铁屑飞舞，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齿轮完成了。
粗糙，不完美，甚至有几个齿的尺寸还有偏差。
但它是这台机床，用这套系统，加工出来的第一个零件。
李平安接过那枚齿轮，沉甸甸的，还带着切削后的余温。他把齿轮握在手心，金属的棱角硌着掌纹，有种真实的痛感。
“继续。”他对在场的所有人说，“不要停。”
走出车间时，深圳的夜空正绽放着迎接新年的烟花。绚烂，短暂，却拼命照亮黑暗。
李平安抬起头，看着那些转瞬即逝的光芒。
他想起了后山那座坟。
爹，娘。
儿子在做的这件事，您二老可能听不懂。
但儿子知道，这是能让咱们的子孙后代，不用再挨饿，不用再求人，不用再看着别人的脸色活着的——
唯一的路。
这条路很长。
但他会走下去。
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