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五月，海盐县的春天已经到了尾声。路边的梧桐树已经撑开了一树浓密的叶子，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在柏油路面上落了一地碎金。空气里浮着一层薄薄的燥热，算不上酷暑，但走在日头底下十几分钟，额头就沁出一层细汗。
百步镇工业园区在这座小城偏东南的方向，说是工业园，其实也就是沿着一条主干道两边排开的几十家大小工厂。五金厂、塑料制品厂、电子元件组装厂，挤挤挨挨地排过去，中午放工的时候，穿各色工装的工人涌出来，路边卖快餐的推车前排起长队，也算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
严相初和陈荣供职的那家电器厂在工业园区的靠里位置，从主路拐进去还要走三四百米，两边是几家做机械加工的作坊，白天的时候机器声轰鸣不断，震得地面微微颤。电器厂是三年前才搬过来的，厂房是租的一栋二层的旧楼，一楼做生产车间，二楼被隔成套间做职工宿舍。整栋楼的外墙贴着白色小瓷砖，年久失修，不少地方的瓷砖已经剥落，露出底下的水泥。大门是两扇铁栅栏推拉门，门卫室就嵌在门旁边一间巴掌大的小屋里，门卫大爷姓王，本地人，六十出头，在这儿守了快五年，厂里进进出出的人都认得。
5月12号这天是星期一。早上七点半，厂里开工的铃声响过之后，一楼车间里的注塑机、冲压机、装配线次第运转起来，工人们穿着统一发的那种深蓝色工装，分散在各自的工位上埋头干活。头顶的日光灯管年头久了，有几根在闪烁，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差不多十点钟的时候，女工高红梅把手里的活儿撂下，揉了揉酸胀的脖子，从工位上站起来往外走。她想上卫生间，从车间后门出去穿过一条短走廊就是卫生间和楼梯间。可一推开后门，那股气味就像一条看不见的蛇，悄无声息地缠了上来。
高红梅下意识地皱了皱鼻子。她停下脚步，歪着头往楼梯口那边看了看。那股味道她这几天隐隐约约都闻到过，一阵一阵的，时浓时淡，她一直以为是下水道返味儿。可今天不一样了，浓得几乎能看得见似的，黏稠稠地糊在空气里。
她没往楼梯那边去，侧着身子贴着墙根快步进了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没忍住多看了一眼，楼梯口水泥地上有几块暗色的污渍，像是泼过什么液体没擦干净，凝了一层褐色的皮。
回了工位之后高红梅就没再想这事，继续埋头干活。可到十一点多快放工的时候，那股味道居然顺着通风管道渗到了一楼车间里。坐在靠后墙的几个工人都闻到了，开始交头接耳地嘀咕。
你们闻见了没，又来了。一天比一天重。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就闻见了，楼梯那边都快没法站人了。
是不是有啥死东西了？老鼠？
老鼠能臭成这样？我上回在老家，邻居家有条狗死在后院里，臭了三天就是这个味。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了一气，也没个定论。到中午放工铃响，大家端着搪瓷碗、不锈钢饭盒出了车间，在厂房门口的空地上蹲着吃饭。太阳直直地晒着，地上热气蒸腾，那股味道被一搅和反倒淡了些。可等吃完饭往回走的时候，一靠近车间后门，那股臭气又开始浓起来。
高红梅跟两个女工凑在一块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事不能这么算了，得跟上面反映反映。三人吃完饭就去找了车间主任刘德贵。
刘德贵是本地人，四十三岁，个子不高，黑瘦，在工厂里干了将近二十年，是从一线工人一步步升上来的。他办公室就在车间靠墙的一个角落里，用玻璃隔断隔出来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子，里头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桌面上永远堆着各种报表和单据。
高红梅敲了敲玻璃门，刘德贵正趴在桌上写什么东西，抬头看是她们几个，把笔搁下：咋了？
刘主任，你到后边楼梯那闻闻，这几天臭得不行了。高红梅靠在门框上说，今天更厉害了，车间里都能闻着。
刘德贵站起来，走到门口深吸了一口气，确实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臭味。他皱了皱眉：行，我这就去看看。
从车间后门出来，那股味道陡然浓烈起来。刘德贵拿手背捂了一下鼻子，顺着楼梯往上走。楼梯的水泥台阶上落了一层灰，角落里堆着几个废纸箱和一条断了腿的塑料凳子，都是长时间没人收拾的杂物。越往上走，刘德贵心里的预感就越不好。
这种臭味他年轻时候闻到过一次。那时候他还在老家镇上的兽医站做临时工，有一回后院的蓄水池里落了一头牛犊子，泡了四五天才被发现。捞上来的时候那股味道跟现在简直一模一样，是一种混合着腐烂蛋白质和体液的、极其浓重又往下坠的恶臭，用死老鼠三个字根本形容不了。
二楼到了。楼梯正对着的是客厅，铝合金推拉窗关着，碎花窗帘拉了一半，光线透过薄薄的布料照进来，在水泥地面上投下一层柔和的光晕。屋子里虽然整洁，但那股味道比楼道里更甚，刘德贵站在客厅门口就觉得胃里一阵翻涌。
他快步走过去把客厅的窗户拉开，窗框卡得很死，用了不小的力气才推开半扇。外头的风吹进来，把窗帘掀得呼呼响，屋里的空气被搅动了，可那臭味只是被稀释了片刻，又顽固地重新聚拢回来。
客厅里还摆着两间卧室的门，一间大一间小。大卧室的门关着，暗红色的漆面上落了一层薄灰。刘德贵走到门口站定了，弯下腰把脸凑近门缝，那股气味浓烈得让他条件反射地往后一仰。
他直起身，转身从客厅绕了出去，到了楼外面。工厂这栋楼背面有一条窄窄的巷子，一人多宽，平时堆着些杂物和废弃的包装箱。他踩着碎砖头瓦块绕到大卧室外头的那扇窗户底下，踮起脚往里看。
窗户是老式的白铁推拉窗，边框锈得起了泡。窗帘拉着，是那种深色的遮光布，遮得严严实实。刘德贵拽着窗框往外拉，费了不小的劲才把窗户拉开一道缝。他从那条缝隙里把窗帘掀开一角，眯着眼往屋里看。
屋里光线很暗，隐约能看清大衣柜的轮廓。柜子旁边靠着墙壁摆着一个小书架，上面斜插着几本书和杂物。屋子里的床铺看起来还算齐整，一张写字台靠窗放着，上面的东西也摆得规规矩矩的。
可就是那股味道，从窗缝里汹涌而出，刘德贵实在没忍住，捂着嘴转过身干呕了两声。
这下不用猜了，臭源就在这间屋子里，而且是某个很大的、已经腐烂的东西。刘德贵把窗户重新拉回去，快步绕回楼里，在二楼客厅门口站了十几秒，最后抬脚朝那扇暗红色的卧室门踹了过去。
那扇门本来就是很薄的那种压缩木板门，刷了一层漆，内部是空的，用手敲上去都能听到空洞的回声。刘德贵一脚踹在锁舌的位置，门板猛地弹开，撞在后面的墙上，发出一声不太响的闷响。
卧室里的气味扑面而来，浓得仿佛有重量，像一团湿漉漉的布捂在人的口鼻上。刘德贵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脚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屋子里几乎看不出什么异样，床铺整洁，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在床头，枕巾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污渍。写字台上的东西收纳得井井有条，几个杯子排成一排，一把剪刀安安静静地放在茶几边缘。但诡异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这间屋子给人的感觉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像已经十多天没人住过的样子。
刘德贵的目光缓慢地从写字台移到床，又从床移到衣柜。大衣柜的两扇门关着，他隐约从门缝里看到一丝什么东西洇出来的痕迹。他往前走了两步，低头看见地板上有几滴暗褐色的液体已经干透了，顺着柜门的底缝渗出来，在地面上留下了一条细细的、扭曲的褐色线痕。
那是什么……他身后跟上来的一名年轻工人声音发颤地说了一句。
刘德贵没答话，伸手攥住了衣柜门上那个冰凉的铁质拉手。他的手掌有些汗湿，攥了两下才攥牢。他使劲往外一拽，左边的柜门啪地弹开了，紧接着是右边那扇，铰链发出吱呀一声刺耳的摩擦。
柜子里的景象让刘德贵的脑子空了将近三秒钟。
一床白色的印花棉被被揉成一团塞在衣柜里，被子的开口处用一条围巾模样的东西扎紧了，打了一个死结。被面上洇着大片大片黄褐色的污渍，从深处往外渗透出来，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被子外面又搭着几件衣服，深色的牛仔裤和一件军绿色的棉袄，显然是被人刻意用来遮掩的。可从被子折叠的缝隙里，露出来的那一截皮肤的颜色，已经不再是人皮肤该有的任何颜色了，呈现出一种灰绿和青黑交杂的晦暗色调。
刘德贵的腿先于脑子做出了反应。他猛地把柜门又甩上，转身就往外冲，从卧室门口到客厅到楼梯口那十来步路，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两边的墙壁、地面上堆的杂物、头顶的日光灯管，全都模糊成了一片。他只知道自己的肺在拼命往里吸气，想把刚才柜子里闻到的那些东西彻底压下去。
几个人跌跌撞撞跑下楼梯，一口气冲到厂房门口的空地上。正午十二点的太阳直直地浇下来，晒得柏油地面发烫，几个人弯腰撑着膝盖大口喘气，额头上的汗顺着下巴一颗颗往下滴。
高红梅也跟着跑了出来，脸色煞白。她是跟在刘德贵身后第三个看到衣柜里的东西的人，这会儿蹲在地上双手抱着膝盖，肩膀一直在抖。
过了得有将近十分钟，刘德贵才把气喘匀了。他摸出手机，手指头还在抖，按数字的时候按错了一回，第二回才把110拨出去。
接警员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语速很快很专业，问地址的时候刘德贵舌头打了几个转才把百步镇工业园区东侧电器厂这个地址说清楚。挂了电话之后他又给工厂老板打了过去，老板姓孙，四十多岁，本地人，这会儿正在镇上喝茶，接到电话声音都变了调，电话那头传来椅子腿蹭地板的声音，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
警方来得不算慢。十多分钟后，两辆警车沿着工业园区那条窄路开进来，打着双闪，后面还跟了一辆白色的勘查车。车停稳之后，先下来的是百步镇派出所的民警，一共三个人，领头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副所长，姓吴。他快步走到工厂门口跟刘德贵碰了面，刘德贵把情况言简意赅地说了一遍，吴副所长一边听一边拿对讲机跟县局刑侦大队汇报。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海盐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技术人员和法医赶到了。带队的是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老周，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头发剪得很短，两鬓已经白了大半。他下车之后先在楼下环顾了一圈，然后跟吴副所长交流了几句，带着技术人员上了二楼。
楼梯口那股味道把老周呛得咳了一声，他让身后的技术员把口罩戴严实，自己跟着往楼上走。推开主卧的门，老周站在门口没急着动，先拿目光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过了一遍。
床、写字台、衣柜、椅子、茶几。茶几上那把剪刀。床单上散落的几节细细的金色链条。衣柜底下瓷砖地面上的褐色渗痕。写字台抽屉半开着，露出一角塑料文件袋。
老周在屋里走了两圈，步子很慢。他注意到窗台和桌面上几乎没有落灰，地面虽然有些脚印（应该是刘德贵他们刚才进来踩的），但踩出来的印子底下看不出有积了多日灰尘的那种厚度。种种迹象表明，这间屋子近期被人仔细收拾过。
衣柜里的尸体被技术员小心翼翼地搬了出来。棉被被一层层揭开的时候，那股气味达到了顶峰，连戴着双层口罩的技术员都皱着眉退了两步。尸体蜷曲着被裹在被子里面，外面用一条深蓝色牛仔裤和一条黑色棉裤从腿弯到肩膀缠绕捆绑了好几道，打结的方法很潦草，一看就是在紧张状态下匆忙完成的。
法医老赵蹲在尸体旁边，拿着强光手电从各个角度观察。死者是一名女性，身高目测一米五左右，体型偏瘦。面部已经高度腐败肿胀，五官轮廓模糊不清，肤色呈灰绿偏黑。老赵翻开死者的衣领看了一下颈部，发现有明显的扼压痕迹，皮下出血斑呈条索状分布，符合徒手扼颈的特征。身上没有其他明显的外伤痕迹，初步判断死因就是机械性窒息。
死亡时间至少十天以上。老赵抬起头跟老周说了一句，具体精确的时间得回去做进一步检验，但根据腐败程度和室温推算，差不多是十到十二天。
老周点了点头，又转头去看那把剪刀。剪刀放在茶几的边缘，刀口闭合着，不锈钢的材质，表面干干净净，看不到血迹、指纹或者任何可疑附着物。床单上那几节断裂的项链被技术员用镊子夹起来装进了物证袋。老周凑近了看，断口呈不规则锯齿状，金属丝被拉扯变形之后崩断，不像是剪刀剪出来的。
技术组那边有人喊他：周队，抽屉里发现一张身份证。
老周走过去，一个年轻技术员从写字台中间抽屉里拿出一个半透明的塑料文件袋，袋子里装着一张二代身份证，照片朝上。身份证上的女人短发齐肩，圆脸，眉目端正，看起来不到三十岁。姓名栏印着，出生年月1984年，户籍地四川省宜宾市某县某村。
陈荣。老周念了一遍这个名字，这应该就是住这儿的那个女的。
楼下走访的工作同步展开了。老周让吴副所长带着派出所的民警询问工厂老板孙某和车间主任刘德贵，他自己又补充了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工厂老板孙某脸色不太好，坐在办公室里一直搓手。他说这家厂是2012年才开始租这栋楼的，当时二楼那几间屋子就是按职工宿舍使用的，前前后后住过几拨工人。2012年秋天的时候招了一批新工人，其中有一个叫严相初的男人，四十多岁，四川人，在车间做装配工，干活还行，话不多。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严相初就跟一个女的住在一块了，还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孙某见过那女的一两回，没怎么说过话，只知道是严相初的老婆，姓陈，在家带孩子做饭。
他什么时候走的？老周问。
孙某想了想：应该是四月底。具体哪天我不记得了，车间主任跟人事那边应该清楚。严相初说不干了要回老家，我们就给他结了工资。
老周又去找刘德贵核实。刘德贵坐在办公室门口的小马扎上，面色还有些发白，但情绪已经稳定了不少。他说严相初是4月25号那天跟他请的假，说身体不舒服，干不了活儿。26号又请了一天，27号还是没下车间，他上去问过一回，严相初说要去医院输液。
我记得很清楚，27号那天傍晚我下班的时候，看见严相初和他老婆从外面回来，他老婆走在他旁边，两个人提着几个超市的塑料袋，像是买了东西。我当时还问了一句好点没有，他说好多了。那就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老婆。
28号早上呢？
28号早上我七点到厂里，就没见严相初了。后来门卫老王跟我说他一大早就带着孩子走了，说老婆离家出走了要去追。我当时觉得也正常，两口子吵架嘛，追回来就好了。后来过了两天我给他打电话问回不回来干活，他说在宜宾老家，过几天再回来。他还特意跟我说，他那间宿舍让我别进去，他回来还要住。
他说别进去？老周追问了一句。
对。他说主任我那间屋子你们别动，我东西还在里头呢。当时我没多想，现在想起来……他是不是早就知道那屋子不能让人进去？
老周没接话，低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技术人员在二楼又做了更细致的勘查。卧室中间那张小方桌上摆着几个残羹剩饭的盘子，菜已经干了，上面浮着一层灰白的霉斑。一个空的白酒瓶倒在桌角，旁边放着一个玻璃杯，杯底残留着一点儿浑浊的液体，凑近了能闻到酒精味。厨房水槽里没有洗过的碗碟，但水龙头和灶台被人擦拭过，抹布叠得方方正正搭在水龙头上面。
整个二楼宿舍最让老周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这种过分的整洁。客厅的茶几上用抹布擦过，茶几腿旁边没有积灰；卫生间的洗手台上没有水渍，牙刷牙膏收纳在一个塑料杯里摆得整整齐齐；厨房的灶台上油污被擦干净了，连调料瓶的瓶口都旋紧了盖子。
一个多月没住人的屋子不可能这么干净。唯一的解释就是，在陈荣死后，有人花了不少功夫把这间屋子收拾了一遍。可又为什么留了一桌子剩菜和酒瓶子没收拾？是来不及，还是刻意留下的？
老周把这些疑问搁在心里，先集中精力排查死者身份。身份证上的陈荣如果就是死者，那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联系她的家属做dNA比对。可按照工厂老板和刘德贵提供的信息，严相初和陈荣是以身份住在这里的，但严相初现在人已经跑了，厂里除了那张身份证之外没有留下陈荣的任何联系方式。
老周安排人去调取厂区四个摄像头4月下旬以来的所有监控录像。上午和下午两拨人分头行动，一个在门卫室的监控主机上导出数据，另一个去走访厂里的老工人，看有没有人了解陈荣更多的情况。
监控录像很快调出来了。画面质量一般，分辨率不高，但基本能看清人形和衣着颜色。4月27号傍晚六点三十七分，厂区大门入口的摄像头拍到了严相初和一名女性进入的画面。严相初穿一件深灰色夹克，手里拎着两个白色塑料袋，旁边那名女性穿着浅粉色短袖上衣和深色长裤，背一个小斜挎包，个头刚到严相初肩膀。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宿舍楼入口。
从27号晚上一直到28号早上，宿舍楼的出入口没有拍到那名浅粉色上衣的女性出来过。28号早上六点零二分，严相初出现在大门口，旁边跟着一个小女孩，穿一件红色外套，背着书包。严相初手里多了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另一只手牵着孩子。两人出了大门向右拐，消失在监控画面边缘。
陈荣没有出现在28号早上的画面里。如果27号傍晚进楼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出来过，那她的遇害时间大概率就在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之间。
老周把这个时间窗口记下来，又从技术组拿到了法医初步的尸检结论：死者为女性，年龄约30岁上下，身高152厘米，体态偏瘦，颈部扼压痕迹清晰，无其他明显外伤，死因为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4月27日深夜至4月28日凌晨之间。这与监控画面显示的时间线高度吻合。
陈荣的dNA样本从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中获得，但需要有直系亲属的dNA进行比对才能最终确认死者身份。老周根据身份证上的户籍信息联系了四川宜宾当地警方，请他们协助查找陈荣的家属。宜宾那边反馈说陈荣的户籍虽然在当地，但村里说她好几年没回来过了，村里登记的联系方式早就失效了。最后是通过村里的老支书辗转找到了陈荣的母亲李老太的电话。
电话是5月13号上午打过去的。老周亲自拨的号，他在电话里尽量把语气放得平稳客气。可两个字说出口之后，电话那头李老太的声音一下子就变了，那种母亲本能的警觉和恐惧穿透了信号，即使隔着上千公里也清晰可辨。
荣荣她咋了？李老太问。
老周说陈荣出事了，让她有个心理准备。电话那头沉默了十几秒，老周能听见听筒里传来压抑的、粗重的呼吸声。然后李老太问了一句是死了吗，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刮过木板。老周说是。
电话那头的哭声来得并不猛烈，是一种很轻的、从胸腔深处闷出来的抽泣。李老太反反复复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老周等她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问她能不能配合提供dNA样本。李老太说她来，她马上就来。
第二天李老太就从宜宾坐了大巴到成都，又从成都转火车到了杭州，再换乘长途汽车到海盐。前后两天多的时间，一个六十几岁的农村老太太独自一个人跨了大半个中国。老周在县局门口接到她的时候，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背一个褪了色的帆布包，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刻出来的。她见到老周，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dNA样本采集之后加急送检，结果两天之后出来了，确认现场的死者就是陈荣。
与此同时，走访排查也带来了新的信息。厂里的工人老赵跟严相初关系不错，平时下了班偶尔一块儿喝酒。老赵跟民警说，他记得4月中旬那阵子严相初跟陈荣经常吵架。有一次晚上他在楼下路过，听见二楼传来摔东西的声音和女人的喊声，虽然听不清具体骂的什么，但那动静闹得挺大的。第二天上班他问严相初怎么了，严相初苦笑了一下说没事，就是两口子拌嘴。
那阵子老严情绪明显不对劲，老赵说，干活的时候也走神，有几天一天抽两三包烟，以前他一天不到一包的。我问过他，他就说心里烦。
另一名工友提供了一个线索：4月28号那天早上，他六点半左右到厂里上班，在门口碰见严相初带着孩子往外走。他随口问了一句这么早去哪，严相初说老婆跑了，他要带孩子去找。当时他觉得奇怪，因为前一天傍晚还看见陈荣跟严相初一块儿回来，怎么过了一晚上人就跑了。但这种事外人也不好多问，他就没再说什么。
门卫老王那边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老王说28号早上六点左右严相初带着孩子到大门口，孩子还跟他打了招呼。他记得那小姑娘穿着红衣服，背着书包，站在严相初旁边仰头说：王爷爷，我妈妈走掉了，我跟我爸去找她。老王还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去吧，早点回来。后来就再没见过那孩子和陈荣。
老周把这些线索串了一遍，脑子里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严相初在4月28号早上带着陈荣的女儿离开工厂，谎称陈荣离家出走，同时特意跟车间主任强调不要进他的宿舍。死者陈荣最后出现的时间是27号傍晚，死因是被扼颈窒息，死亡时间在27号深夜到28号凌晨之间。一切迹象都指向严相初。
可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严相初跟陈荣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他们是合法夫妻，那他在厂里登记的紧急联系人填陈荣就说得通了，可严相初的户籍信息显示他是离异状态，婚姻档案里根本没有陈荣这个人。
老周想到陈荣的母亲李老太已经到了海盐，他觉得有必要跟老人再详细谈一次。
那天下午老周把李老太请到了县局的一间接待室里。屋子不大，摆着一张圆桌和三把椅子，窗帘拉着，日光灯的光线柔和。李老太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指甲剪得很短，指节粗大，一看就是常年干农活的手。
老周给她倒了杯热水，在她对面坐下。问话开始之前，老人沉默了好一会儿，盯着杯子里的热气出神。然后她开口了，声音沙哑：你们找到那个男的了没？
我们正在找。您是说严相初？
李老太点了点头，嘴角往下撇了一下，像是在忍着什么情绪。就是他。我家荣荣就是跟他跑的。这个祸害。
接着李老太断断续续地把事情讲了出来。陈荣是2002年结的婚，丈夫叫严江平，是邻村严家庄的人。两人经人介绍认识的，严江平大陈荣两岁，在镇上的建筑队干活，虽然赚钱不多，但人踏实勤快，对陈荣也不错。2003年生了女儿，严江平高兴得不得了，满月酒摆了十几桌。头几年日子过得还算和美，陈荣在家带孩子种地，严江平在外头打工，农忙的时候就回来帮忙。
可严江平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常年不在家。建筑队到处跑工地，有时候几个月才回来一趟，陈荣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久了难免觉得孤闷。村里有几个跟陈荣熟络的妇人后来跟李老太说起过，说陈荣那阵子经常带着孩子在村口坐着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2006年的时候，村里选生产队长，严相初选上了。严相初也是严家庄的人，论辈分是严江平的远房堂兄，比严江平大将近十岁，那时候已经离了婚，两个孩子跟着前妻。严相初当了队长之后经常帮村里人干活，哪家地里的活忙不过来他就过去搭把手。陈荣家只有她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孩子，地里的事忙不过来，严相初隔三差五就去帮忙翻地、插秧、收庄稼。
村里人一开始没多想，毕竟是亲戚，帮帮忙也正常。可到了2007年秋天，有些闲话就传出来了。有人看见严相初在陈荣家待到很晚，天黑了才从她家后门出来。还有人说他俩一块儿去镇上赶集，骑着同一辆摩托车，陈荣坐在后座上抱着他的腰。
李老太当时听到了风声，专门从自己村赶过去敲打过陈荣。陈荣说没有的事，人家就是帮帮忙，村里人瞎嚼舌根。李老太半信半疑，但毕竟是自己闺女，她也盼着那些话是假的。
2008年农历四月二十五这天，陈荣突然就消失了。邻居早上起来没见陈荣家开门，到中午去敲门也没人应，推开门进去才发现屋里值钱点的东西都收拾走了，衣柜空了大半，孩子的几件衣服也没了。邻居赶紧给严江平打电话，严江平从外地的工地赶回来的时候，陈荣和孩子已经走了三天了。
他那个丈夫……严江平，李老太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里有些愧疚，他回来之后疯了似的找，骑着摩托车把周围的县都跑遍了。贴寻人启事，报警，打陈荣的手机从来没人接。他后来为了找老婆孩子把家里的房子都卖了，这几年一直在外头打工，边打工边找。
老人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低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我当时也怨荣荣，她做得不对，好好一个家就这么拆了。可后来我又想，她跟那个严相初已经跑了，我要是把话说重了，她又跑了找不着了，那孩子更可怜。所以2012年我在海盐找着她的时候，我没敢怎么骂她，就是劝她回去，她不听。
2012年您来海盐找过她？
李老太点头。说是有老乡在百步镇这边的服装厂打工，偶然碰见了陈荣，回来就告诉了她。李老太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找过来，在海盐待了三天。陈荣带她去了自己住的地方，就是那间电器厂的二楼宿舍。当时严相初也在，管李老太叫妈，李老太没搭理他。那三天里李老太白天在陈荣屋里待着，晚上去老乡那挤一宿，反反复复就劝那一句话：回家吧，严江平还在等你。陈荣就是不肯，说她已经跟严相初过了四年了，回不去了。
李老太走的时候陈荣送她到公交站，母女俩在站台上站着，谁都没说话。车来的时候李老太上了车，从车窗里看见陈荣站在路边朝她挥手，穿着那件浅粉色的短袖上衣，跟后来监控里拍到的好像是同一件。那是李老太最后一次见女儿。
说到这儿李老太终于忍不住了，双手捂着脸哭出了声。哭声很低很沉，像是从身体最深处一点一点挤出来的。老周没有打断她，把纸巾盒往她手边推了推，自己起身走到窗口站了一会儿。
等李老太情绪平复之后，老周又问了一个问题：陈荣的丈夫严江平，最近有没有跟您联系过？
李老太擦了擦脸，想了想说：今年四月底的时候他给我打过一回电话，问我有没有荣荣的消息。我说没有。他说他好像在海盐碰见荣荣和孩子了，但他不敢确定。我当时还有点吃惊，说你怎么会到海盐去。他说是有个朋友在那边的工地包活叫他去帮忙，结果就碰上了。
他当时在电话里是什么情绪？
听着挺高兴的，又有点难受。他说他终于找着孩子了，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荣荣不让他见孩子。他问我要不要去把女儿硬带回来，我说你让她自己想想吧，强扭的瓜不甜。
老周把严江平这条线索单独拎出来分析。如果李老太说的是真的，那严江平在4月底确实出现在了海盐，也确实跟陈荣见过面。可监控显示27号晚上陈荣是和严相初一起回厂里的，28号早上陈荣就已经死了。严江平在这个时间段有没有可能接触过陈荣？如果有，他有没有作案的可能性？
按照严江平在电话里给李老太的说法，他是因为朋友叫去工地帮忙才恰好到了海盐，又在学校门口碰巧遇见了女儿。这种巧合让老周觉得有些不太自然，但直觉归直觉，办案得讲证据。老周安排人手去核查严江平4月26号到28号期间的轨迹，包括他住的那家小旅馆的入住记录、海盐县范围内各个交通卡口的监控截图，以及他手机信号的基站定位数据。
数据反馈回来用了两天时间。结果显示，严江平26号下午在海盐县城南边的一家小旅馆办了入住，27号白天在县城西边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出现过，工地上的工人和管理人员都证实他那天在干活，傍晚六点多工地下班之后他回了旅馆就没再出来。28号早上他去旅馆旁边的早点摊吃了个早饭，然后退了房坐长途车走了。整条轨迹中严江平从未进入百步镇工业园区范围，基站数据也显示他的手机信号在27号和28号两天没有在百步镇区域内出现过。
也就是说严江平没有作案时间。他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
那么剩下的唯一一个人就是严相初了。5月14号，海盐县公安局正式将严相初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并启动了追逃程序。
追逃工作比想象中顺利。通过调取严相初的银行取款记录和通讯基站数据，警方很快发现他在4月28号离开海盐之后，先到了嘉兴市区，在嘉兴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了一晚。29号坐大巴到了江苏常州，在常州待了两天，期间在一家金店买了一条金项链。5月1号之后他的轨迹变得有些飘忽，先去了安徽芜湖，又转车到了湖北武汉，最后在5月上旬回到了四川宜宾老家。
他买那条金项链的细节引起了老周的注意。现场床单上那几节断裂的项链虽然已经断了，但技术员把它拼起来之后能看出款式，细链，带一个很小的吊坠。常州那家金店的监控录像拍到了严相初进店选购的画面，店员的证词也确认了这一点。而那款项链经过与现场断裂项链的比对，无论链条的粗细、编织的纹路、吊坠的造型都完全吻合。
这就等于把严相初和案发现场直接联系起来了。他作案后为什么要去买一条跟现场断裂项链同款的新项链？有两种可能：一是这条新项链是买给陈荣的，可陈荣已经死了，他拿着也没用；二是他买一条同款回去，是想让人以为陈荣脖子上本来戴的就是新的那条，用来掩盖什么。不管哪种可能，这件事本身就非常反常。
常州方面的调查又有了一个延伸发现。严相初在常州期间给一个号码打过电话，经过核查是陈荣的表姐夫，就是那个后来陈荣女儿被托付的人。电话内容大概是严相初说陈荣跑了，他得去找，孩子先寄放在表姐夫那里几天。表姐夫当时答应了，后来过了十来天也没见严相初回来接孩子，表姐夫还打过几次电话问，严相初都没接。再后来孩子的外婆李老太找到了表姐夫，才把孩子接回了宜宾。
警方顺着这条线联系到了陈荣的表姐夫，对方证实了这件事，还说那孩子在他家住了将近一个礼拜，天天问妈妈什么时候来接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答。
追逃最关键的突破来自于通讯监控。5月15号晚上，技术部门捕捉到严相初在宜宾老家打出的一个电话，对方是他在浙江的一个老乡，电话里严相初说他想回浙江一趟，还有点事没处理完。这个指的是什么，办案人员心知肚明，尸体还在衣柜里，他大概是觉得藏了这么多天没被发现，心存侥幸想回来处理善后。
宜宾当地警方接到海盐方面的协查通报后，立即在长途汽车站、火车站和高速路口展开布控。5月16号上午，一辆从宜宾开往浙江的长途大巴刚刚驶出宜宾客运站不到三十公里，在省道上的一个检查站被拦了下来。民警上车之后从前往后一排一排地核对乘客身份，走到车厢中后部的时候，靠窗坐的一名中年男人站了起来。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夹克，头发有些乱，眼窝深陷，脸上的胡子好几天没刮了。
民警核对他的身份证，正是严相初。严相初被带下车的时候没有挣扎，只是低着头，步子走得有些慢。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轻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然后就不再说话了。
严相初被押解回海盐。5月16号下午三点多，押解车开进了县公安局的院子，严相初被带进讯问室。讯问室的陈设很简单，一张铁质的审讯桌，三把椅子，墙角立着一台摄像机，红色的指示灯亮着。严相初坐在嫌疑人专用的铁椅子上，双手被铐在面前的桌板上，整个人佝偻着，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老态。
审讯由老周主审，旁边坐着记录员。讯问从核实身份开始，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成员，严相初一一回答，声音很低，语速很慢，像是每说一个字都要耗很大的力气。
问到4月27号那天的事，严相初沉默了将近两分钟。讯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秒针一格一格走的声音。老周没有催他，就那么等着。
严相初后来开口了，说起他跟陈荣的事，语速仍然很慢，但叙述得还算连贯。
他说自己是2006年当上生产队长的，那时候村里谁家有什么事都找他。陈荣家他一开始只是偶尔帮忙，后来去的次数多了，两人就有了那种意思。陈荣跟他说她跟严江平感情不好，严江平一年到头回不了几趟家，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苦。他听了心里不是滋味，慢慢地就主动往她家跑得更勤了，有时候帮她挑水，有时候帮她劈柴，有一回陈荣发烧，他骑着摩托车连夜把她送到镇上的卫生所，守了一夜没合眼。
2008年春天，陈荣抱着孩子找到他，说她想走，不想在这个村里待了。他犹豫了几天，最后还是点了头。他跟陈荣说，走了可就回不了头了，陈荣说她不后悔。他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也没跟自己的孩子打招呼，带着陈荣和孩子坐上了去宜宾市里的班车。在宜宾买了去东北的火车票，一路上换了三次车，最后在长春落了脚。
在长春那两年多，他们在城郊租了一间平房，严相初在一家木器厂干活，陈荣在超市理货，两人轮流带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陈荣没抱怨过，还跟他说等攒够了钱就找个暖和点的地方待着。后来东北的冬天实在太冷，孩子也受不了，2011年他们就一路南下，先去了河北，又到了江苏，2012年经人介绍到了海盐这家电器厂。
那几年她对我挺好的，严相初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发抖，我们从来没吵过架。她跟我说，等孩子再大一点，我们攒点钱在镇上买个房子，好好过日子。我信了，我真的信了。
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这样？老周问。
严相初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过了年之后她就变了。她说她想了很久，觉得我们的年龄差距太大了。我比她大十六岁，等我老了，她还是年轻力壮的，她不想照顾一个老头子。她说她的青春都搭在我身上了，不能再搭一辈子。
老周盯着他：以前她没有提过年龄的事？
没有，从来没有。在一起六年了，头五年她一个字都没提过。就今年年初开始，她反反复复地说。一开始是吵架的时候说，后来不打不吵的时候她也说，她坐在床上一边看手机一边说，说我再过几年就干不动活了，到时候她还得养我，凭什么。我说我这些年赚的钱不都交给你了吗，她说那是你应该的。
严相初说从三月底开始陈荣就提出要分开。她说她想自己过，不想再跟他一起了。他不同意，两人就天天吵。4月中旬有一回吵得特别厉害，陈荣把桌上的碗都摔了，楼下工友都听见了。他说那天晚上他一宿没睡，在客厅里坐到天亮，抽了整包烟。
4月27号那天傍晚，陈荣拉他去镇上的银行网点办了一张新银行卡。之前两个人的工资都打在同一张卡上，卡是陈荣的名字，严相初的工资到账之后她再取出来分一部分给他做零花。陈荣说以后她的工资要存在新卡上，要经济独立。
当时我就知道她是铁了心了，严相初说，她做了决定的事，别人说什么都改不了。
回到宿舍之后，严相初从厨房柜子里摸出一瓶啤酒，就着桌上一盘剩菜喝了起来。一瓶喝完觉得不够，又从饭桌底下的纸箱里翻出一瓶白酒，是之前过年的时候厂里发的，他没舍得喝。拧开瓶盖倒了小半杯，一口灌下去，喉咙像被火烧了一样。
女儿在客厅里看了一会儿电视，八点多自己去小卧室睡了。客厅的电视关了之后，屋子里骤然安静下来，只有卧室里陈荣划手机屏幕的细微声响，还有窗外工业园区的机器夜班传来的低沉嗡鸣。
严相初坐在客厅沙发上发了会儿呆，然后站起来进了主卧。陈荣背对着门侧躺在床上，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照出她轮廓清晰的侧脸。严相初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弯腰想伸手抱她。陈荣猛地一挣，胳膊肘顶在他胸口，力气很大，把他撞得往后踉跄了一步。
别碰我。陈荣坐起来瞪着他。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严相初说，六年了，你说分就分？
我跟你谈了两个月了，你听进去了吗？陈荣的声音高了，我说了我过够了，我不想跟一个比我大十几岁的人过一辈子，等我四十岁的时候你都快六十了，你让我伺候你啊？
那你早干嘛去了？你跟我跑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多大？
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行了吧？我现在懂了，不行吗？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声音越来越大。严相初说，他当时脑子已经不太清醒了，白酒和啤酒混着喝，后劲上来得特别快。他只觉得胸口堵着一团火，烧得他浑身发烫，可又不知道该怎么把火灭掉。陈荣坐在床上跟他吵，越吵越凶，最后把枕头朝他扔了过来。
你怕不怕死？严相初说他当时吼了这么一句。他自己也记不清为什么要这么说，那句话像是从身体里自己蹦出来的。
陈荣坐在床上看着他，表情忽然平静了下来。那种平静很奇怪，像是在刚才那通暴烈的争吵中突然抽离了出来，整个人变得冷漠而疏远。她说：死有什么好怕的，死也改变不了什么。
严相初说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的某根弦就断了。他扑上去，双手掐住了陈荣的脖子。陈荣抓他的胳膊，指甲嵌进肉里，他事后才发现自己小臂上留了好几道血印子。陈荣的腿蹬了好几下，把床单蹬得皱成一团，床头柜上的手机也掉到了地上。可他把全部力气都贯注在那双手上，掐了多长时间他自己不知道，等他回过神的时候，陈荣已经不动了，眼睛半睁着，嘴唇的颜色变得很暗。
他松开手，往后退了两步，后腰撞在写字台边缘。他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床上的陈荣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发白的灰。楼下传来一辆卡车启动的轰鸣声，他才猛地回过神来。
他把陈荣的尸体从床上拖下来，地板上拖出一道浅浅的痕迹。他找出衣柜里的那床棉被，展开来把尸体卷进去。陈荣的腿已经有些僵了，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腿弯折起来。他用围巾扎住被子的开口，又把陈荣的牛仔裤和棉裤从衣柜里翻出来，绕着被子捆扎了好几道，确保被子不会自己散开。然后把裹好的尸体竖起来塞进了衣柜。衣柜空间不够大，他压了好几下才把柜门关上。
之后他开始清理现场。地板上的拖痕用抹布蘸水擦干净了，床单重新铺平整，被陈荣蹬乱的凉席也拉整齐了。掉在地上的手机捡起来放在床头柜上。血迹不多，主要是从尸体口鼻处渗出的一小摊，已经半干了，他用湿毛巾反复擦了好几遍。衣柜前面地板上的那几滴褐色液体，他擦得不够仔细，留下了淡淡的痕迹。
桌上那把剪刀他拿起来看了看，本来想用它剪断裹尸的围巾，后来一想剪断了反而包不紧，就又放下了。那几节断裂的项链他记得是之前吵架的时候两人拉扯扯断的，他没顾上收拾，就那么散在床单上。
收拾完这些，天已经彻底亮了。他走进女儿的小卧室，把还在睡的孩子摇醒，给她穿上衣服。孩子迷迷糊糊地问妈妈呢，他说妈妈走了。孩子又问去哪了，他说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带你去找她。孩子没再多问，背好书包跟在他身后出了门。
他说他带着孩子走出厂区大门的时候，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跑。能跑多远跑多远，跑到没人认识他的地方去。孩子怎么办，尸体怎么办，陈荣的家人以后问起来怎么说，这些他统统没想。他脑子里就剩了那一个字。
他把孩子送到了常州那边陈荣的表姐夫那里，撒了个谎说陈荣跑了他要去找，孩子先寄放几天。表姐夫虽然有点疑惑但也没多问，把孩子留下了。之后他又换了好几个地方，从常州到芜湖，从芜湖到武汉，最后辗转回到宜宾老家。他本来想回村里看看就继续往西南跑，可到了老家之后又犹豫了，总觉得藏尸的事迟早会被发现，不如趁没被发现之前回去处理一下。就是这个念头让他往回走，结果在检查站被抓住了。
严相初的供述说到这里就停了。讯问室的灯白晃晃地照着，他低着头看自己被铐住的手，那只手背上有几道已经结了痂的抓痕，指甲印很深，是陈荣最后挣扎时留下的。他在桌板上把手翻了个面，看着掌心的纹路，半晌没说话。
老周合上了笔录本子。记录员把打印出来的笔录递给严相初看，他一页一页翻过去，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手指停在纸面上停了好一会儿，然后拿笔在签名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从讯问室出来的时候，老周站在走廊的窗口抽了一根烟。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园区里的路灯亮了起来，把整条马路照成一段一段的暖黄色。远处工厂的轮廓在暮色里变得模糊，偶尔有下班的工人骑着电动车从路灯底下穿过去，车灯的光柱在柏油路面上晃了一晃就消失了。
后面几天的收尾工作就是走法律程序了。现场勘查记录、法医鉴定报告、dNA比对结果、监控截图、证人证言、嫌疑人供述，所有的证据链都闭合得严丝合缝。严相初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他留在常州表姐夫那里的陈荣的女儿，由外婆李老太接回了宜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