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长，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你。这是党的内部事务。可我可以说一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央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抗日是第一位的。任何阻碍抗日的人，不管他职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贺国光坐回椅子上，端起茶盏，发现是凉的，放下了。他看着唐公：
“唐先生，你跟张军长是朋友，你还参加了他的婚礼，你们的交情不浅。可你跟我的交情，没有这么深。我想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应该相信你们吗？”
唐公看着他，目光平静而坦诚：
“贺主任，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实话。你可以不信我，可你不能不信事实。今晚的事，不是我下的命令。张国焘同志在背后搞小动作，也不是我编造的。你要是不信，可以去查。”
贺国光盯着他看了很久。
唐公也看着他，没有躲闪。
贺国光忽然叹了口气：
“唐先生，我不是不信你。我是怕你这边的人，脱离你们的控制，再搞一次今晚这种事。到时候，我的脑袋没了，张军长的脑袋也别想留住。咱们都成了冤死鬼。”
唐公点了点头：
“贺主任，我明白你的心情。”
贺国光苦笑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张阳坐在旁边，一直没有插嘴。他看着唐公，又看着李涯之，心里在想着张国焘。
那个人，后来叛逃了，投了国民党，成了戴笠手下的特务。可那是后来的事，现在的张国焘，还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还是红军总政委，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的手里，握着八万多人的枪杆子。他要是真的铁了心跟中央对抗，中央能怎么办？
打吗？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人还没打进来，红军自己先打起来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他忽然想起自己跟唐公说过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抗日是第一位的。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这个时候，中国人不能自己乱。
可如果张国焘不听他的，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吗？
窗外，夜色越来越深。远处的山坡上，鸿军士兵已经撤走了大半，只剩下零星的哨兵还在巡逻。
脚步声渐渐远了，喊话声也听不见了。只有风还在吹，从山谷里灌进来，呜呜的，像在哭。
贺国光忽然开口了：
“唐先生，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
唐公道：“贺主任请讲。”
贺国光道：
“你刚才说，张国焘在第四军中散布言论，说第一军已经投靠了南京，跟蒋介石达成了秘密协议。这件事，你怎么看？”
唐公沉默了片刻，缓缓道：
“贺主任，我说过了，这是谣言。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变过。”
张阳忽然开口了：“唐公，李主席，我有一个建议。”
唐公看着他：“张军长请讲。”
张阳道：
“既然张国焘在背后搞鬼，阻挠谈判，那你们能不能把他调开？比如让他去苏联学习，或者去别的根据地视察。他不在，谈判就好谈了。”
唐公和李涯之对视了一眼，都没有说话。
张阳看着他们的表情，心里明白了几分。
调开张国焘？说得轻巧。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是红军总政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调开他，不是唐公和李涯之能做主的。就算中央同意了，张国焘自己不愿意，谁能强迫他？他有八万多人的枪杆子，谁敢强迫他？
贺国光也明白了，没有再问。
李涯之忽然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大家。他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屋里的人，声音很沉：
“贺主任，张军长，今晚的事，是我们这边的失误。我跟唐公再次向你们道歉。可我希望你们明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央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抗日是第一位的。任何阻碍抗日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贺国光也站起身：
“李主席，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李涯之点了点头。
张阳也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川北。鸿军中央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十几把木椅，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
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把屋里每个人的脸都照得忽明忽暗。
李涯之坐在主位，唐公坐在他旁边。对面坐着几个人。
有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面色苍白，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
有一个矮胖的，脸上肉很多，说话声音很大。
还有一个年轻的，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坐得端端正正，目不斜视。
张国焘坐在长条桌的另一头。他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圆脸，浓眉，嘴唇厚实，下巴宽大。
他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没有戴帽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面前摊着一摞文件，可他一份都没有看。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李涯之，李涯之也盯着他。
唐公开口了：
“国焘同志，昨晚的事，你必须给中央一个交代。”
张国焘的声音很沉：“交代？什么交代？”
唐公道：
“你私自调动部队，包围中央谈判代表的驻地。你想干什么？”
张国焘冷冷道：
“我没有调动部队。是下面的同志看不下去，自发行动的。”
唐公盯着他：
“自发行动？没有你的命令，谁敢调动上千人的部队？”
张国焘不说话了。
那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开口了，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很清楚：
“国焘同志，你的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中央必须严肃处理。”
张国焘看着他：
“洛甫同志，你这是在给我扣帽子。”
洛甫同志摇摇头：
“不是扣帽子。是事实。你调动部队包围中央谈判代表驻地，这是军事冒险行为。如果擦枪走火，后果不堪设想。”
那个年轻人也开口了，嗓门很大：
“国焘同志，你这样做，对得起党吗？对得起红军吗？对得起那些牺牲的烈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