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从马车上坐直了身体，往前面看。他看到了熟悉的街景。两边的店铺、洋行、饭馆，有的门还开着，有的已经关了门板。
这条路他走过无数遍，闭着眼都能说出每一家的招牌——拐角那家是福盛祥绸缎庄，往前是德义兴洋货铺，再往前是正阳春烤鸭店。
现在招牌还在，但绸缎庄的橱窗里空了，洋货铺门口堆着的货箱不见了，烤鸭店门口那个常年冒着热气的铁皮炉子也熄了，炉子上面落了厚厚一层灰。
街上的行人不算少，但比战前差远了。以前这条街上这时候正是热闹的时候，买菜的下班的，人来人往。现在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影被夕阳拉得老长。
有穿着长衫的文人，低着头快步走过。有穿着西装的职员，腋下夹着公文包，站在路边等黄包车。有穿着蓝布褂子的工人，满脸疲惫的从巷子里拐出来，有挎着篮子买菜的女人，篮子里只有一两样东西，在街边的菜摊前站了一会儿，又走了。
除了这些百姓之外，一队日本巡逻兵从街道的北头走过来，皮靴踩在柏油路上，咔咔咔的，声音很整齐，一下一下的，像是踩着同一个拍子。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兵扛着一面太阳旗，旗角在傍晚的风里耷拉着，偶尔被掀起来又落下去。后面跟着的七八个兵，步枪斜挎在肩上，枪带勒着胸口的衣服。他们走路的姿势很硬，肩膀不动，步子很大，像是用尺子量好了每一步的距离。
街上的行人都往两边靠，给巡逻队让出一条道。没有人抬头看，都低着头，有的往墙根靠，有的假装在系鞋带，有的转身走进了旁边的巷子。等巡逻队走过去了，那些人才陆续回到街面上，但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回头看。
车队在东桥头鱼栈门口停下来。鱼栈是一间大院子，门口挂着块木板，上面写着“东桥头鱼栈”四个字，字是黑漆写的，有些褪色了。院子里堆着木桶和竹筐，几个伙计正在往库房里搬货。陈把头跳下车，朝王汉彰招了招手。“到了，你下来吧。”
王汉彰从车板上跳下来，腿有点发软，踩在地上之后膝盖弯了一下，他扶着车板站稳了。三天没有伸直腿睡过觉，他的腰背和膝盖都在发酸。他用拳头捶了捶后腰，又跺了跺脚，让血液重新流回脚底。
他站在鱼栈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那队日本兵从街道尽头拐了个弯，消失在一栋楼的转角后面。他的身后是东桥头鱼栈的院子，伙计们还在卸货，木桶碰撞的声音咣咣的。
陈瘸子让人把装着王汉彰皮箱的木桶搬到一个房子里，在他胳膊上拍了一下。“行了，我就不留你了。去屋里把衣服换了，咱们就此别过！”
王汉彰抱了抱拳，开口说：“这一路上多谢陈把头照顾！”
陈把头点了点头，转身招呼伙计卸货去了。王汉彰走进屋子，找到自己藏皮箱的那只桶，掀开盖子，把皮箱抽了出来。
箱子上沾了鱼腥味，湿漉漉的，摸上去滑腻腻的。他把皮箱打开，拿出那套叠好的西裤和衬衫换上。换好衣服，他从房子里出来，绕到房子后面，用河水胡乱的洗了把脸。
河面上倒映着晚霞，橘红色的光被水波揉碎了，变成一片一片的，随着水流慢慢晃动。他站在那里看了几秒钟，河对面就是英租界的范围了，能看到几栋洋楼的屋顶在暮色里露出轮廓。
他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拎着皮箱走上了街道。街道上亮起了路灯，黄色的光在傍晚的灰蓝色空气里显得格外暖和。他往前走了一段路，听到身后传来胶皮车的铃铛声，叮铃铃的，节奏很快。一辆空车从他身边跑过去，车夫回头看了他一眼，又转头看路了。
王汉彰抬头看着街道两边的建筑，看着那些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招牌，看着路边卖糖炒栗子的小摊，看着骑着自行车从他身边经过的学生。走过了两条街，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路口，路口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用中日两种文字写的告示，他停下来看了一眼，告示上写着什么“维持治安”“禁止聚众”“违者严惩”之类的，落款是“天津市治安维持会”。他没有多看，加快步子走过了路口。
几天前他还在海上吐得昏天黑地，两天前他还在岐口的渔码头上坐着等车，几个小时前他还在日本人的检查站里低着头不敢出声。
但现在他站在这条街上，换回了自己的衣服，走在天津的街道上，熟悉的气味、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灯光，从四面八方向他涌过来。
他停下脚步，在街边站了一小会儿，把箱子换到另一只手上。这已经不是一年多前他离开时的天津了，炮火过去之后，空气里还残留着一股淡淡的焦糊味，街角有几栋楼的外墙还留着弹痕和烟熏过的印记。但街还是那条街，人还是那些人，铺子还在开着，路灯还亮着。
王汉彰把箱子在手里掂了掂，朝英租界的方向走去。他的步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他走路一直以来的节奏。他走了几步之后，抬头看了看远处那几栋洋楼的轮廓，又低下头看了看脚下被路灯照亮的柏油路面。
天津，我王汉彰又回来了！
天津的老城区里，战争的痕迹显而易见。日本人轰炸造成的残垣断壁无人清理，砖块和碎瓦堆在人行道边上，被雨水泡过了又晒干，上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青苔，像是一块块伤疤一样刺激着来往的行人。
没有推倒的墙壁上还残留着烟熏过的黑色痕迹，火苗舔过的位置从窗口上方窜出来，在墙面上留下了一道道扇形的黑印。有一栋三层楼的房子被炸掉了半边，三楼的地板悬在半空中，从街上能看到房间里剩下的半张床和一个歪倒的衣柜。
但最扎眼的不是废墟，是废墟旁边的正常生活——有人在断墙下面支了个摊子修鞋，有人在被炸掉半边的楼旁边卖菜，生活还在继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日本巡逻队不间断地进行巡逻，不是隔一阵来一队，而是走到哪里都能看到。王汉彰注意到巡逻的队伍还不止一波。有装甲车队，三辆轮式装甲车排成一列，车身是灰绿色的，车顶上的机枪塔慢慢地转动着，坐在车里的日本兵从射击孔里往外看，露出一双眼睛和一截鼻子。
有骑着挎斗摩托的精锐部队，挎斗上架着轻机枪，戴防风镜的摩托车手身体前倾，过弯的时候也不减速。
还有牵着狼狗排着队列的宪兵，臂章上绣着宪兵队的标志，狼狗吐着舌头，狗脖子上的皮项圈被拽得紧紧的，四条腿小跑着跟上队伍。这些巡逻队不光是走过场，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个路人，从你的脸看到你的脚，再从你的脚看回你的脸，像是在给每一张面孔拍照存档。
王汉彰在街上走了半个多钟头，街道两边是店铺、住宅、巷子口、电线杆，该有的都有，但他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走了这么久，竟然没有发现一个警察。
不是没有注意到，是真的没有。战前天津街面上巡警很多，几乎每个路口都有站岗的，有些繁华地段隔几步就是一个。现在那些岗亭都还在，岗亭的玻璃窗碎了没人修，门半开着，里面空无一人。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从鱼栈走到这里的路线，经过了好几个十字路口，没有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中国警察。原先的警察全被日本人遣散了？还是说日本人占领天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有效的政权？
天津现在的局面究竟如何？一切只有等到了詹姆士先生那里，才能得到答案。
从鱼栈到詹姆士先生的家，平常走路大概是四十分钟。现在路上要停下来看告示、看街景、躲巡逻队，他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马场道上的洋楼变化不大，还是那些灰砖墙、红瓦顶、铁栅栏门。有的院子里亮着灯，有的院子黑洞洞的，窗玻璃碎了也没人修，用木板钉着。
姆士先生家的院子灯亮着，门前的台阶被打扫过，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是老样子，枝条在晚风里微微摇着。王汉彰走到铁栅栏门前，按了一下门铃。过了十几秒，里面的门开了，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中年男人走出来，是詹姆士先生家的老佣人。他看了王汉彰一眼，没有说话，认出了他，把铁门拉开，侧身让王汉彰进去，又把铁门关上了。
老佣人走在前面，王汉彰跟在后面，穿过院子进了客厅。客厅里的陈设比天津绝大多数人家的客厅都高出好几个档次，浅色的沙发、厚重的窗帘、复古的壁炉、镶在墙上的穿衣镜，每一件都保养得油光水滑，就连墙角的黄铜落地灯都擦得能映出人影来。
在这个每一寸空气都透着殖民地安稳气息的房间里，詹姆士先生的谈吐和举止就像是这间客厅的一部分——精确、克制、令人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