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七日，到了一处镇子。镇子不大，但热闹。路两边都是铺子，卖布的、卖粮的、卖杂货的，还有几家饭馆。老车夫把车停在一家饭馆门口，回头说：“下车吃点东西，这家的羊肉面不错，我赶了十余年车，每次路过都来一碗。”
赵小栓抱着英子下了车，金顺子跟在后面。饭馆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围着围裙，正在灶上忙活。看见老车夫进来，笑着招呼：“老赵头，又拉客了？这位是……”
“赵都头，伏波行营的，从倭国回来的，回汴京探亲。”老车夫拍了拍赵小栓的肩膀，“大英雄。”
老板眼睛一亮，赶紧放下手里的勺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来上下打量赵小栓：“伏波行营的？打倭国的？”
“嗯。”
“好！”老板一竖大拇指，“好样的！来来来，里面坐，今天这顿我请！”
赵小栓连忙摆手：“不用不用，该多少是多少。”
“别跟我客气！”老板不由分说，把他们领到靠窗的桌子，又招呼伙计倒茶，“我弟弟也在伏波行营，去年跟着打了一仗，腿伤了，退下来了。但值！打下来的地，分给咱们百姓种，以后子子孙孙都有饭吃。朝廷这些年做的事，咱们看在眼里，服在心里！”
他说着，眼里满是崇拜：“赵官家这些年不容易，又是分田又是练兵，得罪了多少人？但咱们老百姓懂，谁对咱们好，咱们心里有杆秤。”
老车夫在旁边点头：“可不是。我年轻时赶车，路上到处都是盗匪，商队都不敢走。现在呢？路修好了，驿站的兵也多了，走到哪儿都踏实。”
片刻后，老板端上来四碗羊肉面，面是手擀的，筋道；汤是骨头熬的，浓白；上面铺着厚厚一层羊肉，撒了葱花和辣椒。他还特意给英子加了个卤蛋，笑眯眯地说：“小姑娘，多吃点，长高了跟你爹一样有出息。”
英子抱着碗，吃得满嘴油光，含混不清地说：“谢谢伯伯。”
老板笑着摸摸她的头，又转身去忙了。
吃完饭，赵小栓趁老板不注意，在碗底下压了二十文钱。老车夫看见了，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出了镇子，路两边又变成了农田。有些地里种的是麦子，刚冒出青苗，嫩绿嫩绿的；有些地空着，犁得整整齐齐，等着来年开春。偶尔经过一个村子，村口总有几个老人坐在石墩上晒太阳，看见马车过去，会抬抬手打招呼。
“大宋的人，跟高丽那边不一样。”金顺子小声说。
“哪儿不一样？”赵小栓问。
金顺子想了想：“高丽的人走路低着头，这边的人走路抬着头。”
赵小栓没说话，但心里觉得她说得对。
老车夫又打开了话匣子：“这些年变化大啊。赵官家刚登基那会儿，朝廷穷得叮当响，打一仗就揭不开锅。现在呢？又有钱又有粮，打倭国、打西夏，想打哪儿打哪儿。前些年修的那条大运河，从汴京直通登州，运粮运兵快得很。咱们赶车的，沾了朝廷的光，路好了，生意也好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赵小栓：“老弟，你们在前线拼命，我们在后方看得见。你们打下来的地，朝廷分给百姓种，还不收赋税。我老家那边，好多穷人都分了地，盖了新房，娶了媳妇。你说，这样的朝廷，咱们能不拥护吗？”
赵小栓点点头。他在高丽和倭国的时候，听营里的文书念过朝廷的邸报，知道这些年朝廷在各地推行“新法”，清丈田亩，修水利，办学校。有些士大夫骂这些变法，说与民争利，但底层的百姓，确实得了好处。
金顺子忽然问：“赵官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车夫愣了一下，挠挠头：“这个……我也没见过。听人说，他画画好，写字好，还懂格物。但咱们老百姓不管这些，谁能让大家吃饱饭，谁就是好官家。”
赵小栓想了想，说：“赵官家是个有雄心的人。他想让大宋变得更强，让百姓过得更好。有些事情做得慢了些，但方向是对的。”
老车夫点头：“对。不怕慢，就怕站。只要往前走了，总会到的。”
车马辘辘，又走了几日。沿途的风景渐渐变了，从胶东的丘陵变成了中原的平原。路更宽了，人也更多了。每隔几十里就有一个驿站，有兵丁巡逻，有茶水供应。车夫们互相打招呼，交换路况信息，谁家的马生病了，哪段路在修，哪里能买到便宜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