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七日,到了一处镇子。镇子不大,但热闹。路两边都是铺子,卖布的、卖粮的、卖杂货的,还有几家饭馆。老车夫把车停在一家饭馆门口,回头说:“下车吃点东西,这家的羊肉面不错,我赶了十余年车,每次路过都来一碗。”
赵小栓抱着英子下了车,金顺子跟在后面。饭馆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围着围裙,正在灶上忙活。看见老车夫进来,笑着招呼:“老赵头,又拉客了?这位是……”
“赵都头,伏波行营的,从倭国回来的,回汴京探亲。”老车夫拍了拍赵小栓的肩膀,“大英雄。”
老板眼睛一亮,赶紧放下手里的勺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来上下打量赵小栓:“伏波行营的?打倭国的?”
“嗯。”
“好!”老板一竖大拇指,“好样的!来来来,里面坐,今天这顿我请!”
赵小栓连忙摆手:“不用不用,该多少是多少。”
“别跟我客气!”老板不由分说,把他们领到靠窗的桌子,又招呼伙计倒茶,“我弟弟也在伏波行营,去年跟着打了一仗,腿伤了,退下来了。但值!打下来的地,分给咱们百姓种,以后子子孙孙都有饭吃。朝廷这些年做的事,咱们看在眼里,服在心里!”
他说着,眼里满是崇拜:“赵官家这些年不容易,又是分田又是练兵,得罪了多少人?但咱们老百姓懂,谁对咱们好,咱们心里有杆秤。”
老车夫在旁边点头:“可不是。我年轻时赶车,路上到处都是盗匪,商队都不敢走。现在呢?路修好了,驿站的兵也多了,走到哪儿都踏实。”
片刻后,老板端上来四碗羊肉面,面是手擀的,筋道;汤是骨头熬的,浓白;上面铺着厚厚一层羊肉,撒了葱花和辣椒。他还特意给英子加了个卤蛋,笑眯眯地说:“小姑娘,多吃点,长高了跟你爹一样有出息。”
英子抱着碗,吃得满嘴油光,含混不清地说:“谢谢伯伯。”
老板笑着摸摸她的头,又转身去忙了。
吃完饭,赵小栓趁老板不注意,在碗底下压了二十文钱。老车夫看见了,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出了镇子,路两边又变成了农田。有些地里种的是麦子,刚冒出青苗,嫩绿嫩绿的;有些地空着,犁得整整齐齐,等着来年开春。偶尔经过一个村子,村口总有几个老人坐在石墩上晒太阳,看见马车过去,会抬抬手打招呼。
“大宋的人,跟高丽那边不一样。”金顺子小声说。
“哪儿不一样?”赵小栓问。
金顺子想了想:“高丽的人走路低着头,这边的人走路抬着头。”
赵小栓没说话,但心里觉得她说得对。
老车夫又打开了话匣子:“这些年变化大啊。赵官家刚登基那会儿,朝廷穷得叮当响,打一仗就揭不开锅。现在呢?又有钱又有粮,打倭国、打西夏,想打哪儿打哪儿。前些年修的那条大运河,从汴京直通登州,运粮运兵快得很。咱们赶车的,沾了朝廷的光,路好了,生意也好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赵小栓:“老弟,你们在前线拼命,我们在后方看得见。你们打下来的地,朝廷分给百姓种,还不收赋税。我老家那边,好多穷人都分了地,盖了新房,娶了媳妇。你说,这样的朝廷,咱们能不拥护吗?”
赵小栓点点头。他在高丽和倭国的时候,听营里的文书念过朝廷的邸报,知道这些年朝廷在各地推行“新法”,清丈田亩,修水利,办学校。有些士大夫骂这些变法,说与民争利,但底层的百姓,确实得了好处。
金顺子忽然问:“赵官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车夫愣了一下,挠挠头:“这个……我也没见过。听人说,他画画好,写字好,还懂格物。但咱们老百姓不管这些,谁能让大家吃饱饭,谁就是好官家。”
赵小栓想了想,说:“赵官家是个有雄心的人。他想让大宋变得更强,让百姓过得更好。有些事情做得慢了些,但方向是对的。”
老车夫点头:“对。不怕慢,就怕站。只要往前走了,总会到的。”
车马辘辘,又走了几日。沿途的风景渐渐变了,从胶东的丘陵变成了中原的平原。路更宽了,人也更多了。每隔几十里就有一个驿站,有兵丁巡逻,有茶水供应。车夫们互相打招呼,交换路况信息,谁家的马生病了,哪段路在修,哪里能买到便宜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