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处长叮嘱大家 “早点休息，注意身体”，又说第二天上午八点会有大客车来接大家去新的会议地点，却没说具体是哪儿。王家声心里的疑团更大了，可也没敢多问。
第二天早上八点，大客车准时停在饭店门口。
王家声跟着众人上车，车子一路驶出市区，往郊区开去。
走了两个多小时，车才停下来。
车门打开，大家下车一看，都愣住了——眼前是一片壮观的水库，周围群山环绕，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舒城县的龙河口水库，也就是现在的万佛湖。
老师们被安排住在水库管理处的招待所，就在水畔的山岗上。
这里松柏郁郁葱葱，环境特别幽静。站在招待所的小广场上眺望，开阔的水面波光粼粼，远处的山峰倒映在水里，再加上山间缭绕的云雾，美得像一幅水墨画。王家声心里暗叹：这么僻静的地方，倒真适合干些需要保密的事。
省教委还派了一个三人工作组，跟车一起来了。
领队的是个四五十岁的同志，穿着中山装，看着沉稳干练；还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负责安全保卫，整天不苟言笑；最后一个是刚分配到教委的工农兵大学生，负责大家的伙食，总是笑眯眯的。
短暂的午休过后，全体老师在招待所的会议室开会，由领队主持。他清了清嗓子，神情突然变得庄重起来：“同志们，昨天说开教材研讨会，是为了保密。
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咱们这次来，是为1977年安徽省高考命制试题！”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瞬间鸦雀无声，接着响起一片低低的吸气声 —— 大家终于明白过来，难怪行程这么神秘，原来肩负着这么重要的使命！
王家声心里的疑团彻底解开，既激动又紧张——他竟然能参与恢复高考后第一年的命题工作，这可是关乎无数青年命运的大事！
领队接着说：“国家决定，今年高考由各省自主命题。
各位都是全省挑出来的优秀老师，任务就是命制出公平、科学的试题，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他还详细讲了恢复高考的意义，强调命题工作一定要严谨，还要求大家在 11 月底前完成任务。
最后，领队神色严肃地宣读保密条例：“第一，命题地点和工作内容绝对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家人；第二，封闭期间，不准跟外界联系，不能写信、打电话、发电报；第三，没批准，不能擅自离开驻地。”
会议开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散会后，老师们都很激动，互相讨论着任务。
王家声回到房间，看着窗外的水库，心里沉甸甸的——十年动荡，教育秩序被打乱，好多知识都断代了，考生们备考难，他们命题更难。
既要保证试题能选出人才，又要保证公平，还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差异，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他也知道，这是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信任。
从那天起，一场隐秘的 “战斗” 正式开始了。
老师们每天在会议室里讨论、琢磨试题，从早忙到晚，连吃饭的时候都在交流思路。
王家声和化学组的老师一起，翻遍了各种教材和资料，反复推敲每一道题，生怕出一点差错。他们知道，自己笔下的每一道题，都可能改变一个考生的命运，容不得半点马虎。
水库边的日子很单调，却也很充实。每天清晨，王家声都会沿着水库边的小路走一圈，呼吸着新鲜空气，梳理当天的命题思路。
看着平静的水面，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试题命好，不辜负国家的信任，不辜负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考生。
八个学科组被分到了八间独立房间，每间约莫二十平方米，格局一模一样，简陋得让人咋舌。
三张上下铺的双层床占了大半个屋子，床板上只铺着薄薄一层稻草垫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却能看出洗得发白的布料；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掉漆的办公桌，配着四把缺了腿又用木块垫着的椅子——这就是老师们工作加起居的全部地盘。
王家声把行李往上铺一扔，坐下时椅子 “吱呀” 响了一声，他赶紧起身，生怕把椅子坐塌了。
命题工作的第一阶段是酝酿准备，说简单点就是统一思想、定好命题原则，再把教材和考试大纲啃透。这活儿听着容易，做起来却难。
老师们每天一睁眼就扎进教材里，连吃饭都捧着书，以前备课都是按自己学校的情况来，可这次不一样，得考虑全省考生 —— 城里的、农村的、插队知青、工厂工人，教育基础天差地别，试题必须对所有人都公平。
王家声私下跟化学组的陈德宾老师说：“这活儿跟‘破茧成蝶’似的，得把以前的老思路全抛开，重新琢磨。”
没成想陈老师一拍大腿：“我也这么想！咱们这是给千万人搭命运的桥，可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统一尺度，大家把带来的资料全堆在办公桌上。
相同的教材归到一起，比如全国通用的《工农业基础知识》；那些地方编的、内容五花八门的资料，就成了重点研讨对象。
有本从山区中学带来的化学课本，里面还夹着晒干的花瓣当书签，知识点讲得浅，例题全是跟种地、烧窑相关的，王家声他们翻着书，都忍不住叹气：“山区孩子学的跟城里差太多了，试题得照顾到这些情况。”
命题的唯一依据就是那份《考试大纲》，薄薄几页纸，大家却翻得快破了。化学组的几个人围在桌前，逐字逐句分析：“‘掌握常见元素的化合价’，这个得考，基础中的基础”“‘理解化学方程式的配平’，不能出太复杂的，简单的置换反应、分解反应就行”。每一条都要讨论半天，生怕漏了重点，又怕超了范围。
最让人头疼的是把握试题难易度。
难了，大部分考生都是“文革” 期间学的，基础差，考不出来，选拔不出人才；简单了，又体现不出高考的选拔性，国家要的是真才实学的人。
有天晚上，化学组讨论到半夜，习老师拍着桌子说：“我觉得得有基础题，也得有拔高题！基础题占七成，让大部分人能拿到分，拔高题占三成，选出尖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