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羡慕什么?”
“羡慕你们还敢疯。”苏晴擦擦眼睛,“我们已经不敢了。”
下午,银河的反应来了。不是硬碰硬,是一篇发表在权威影视杂志上的长文,标题是《论数据时代创作伦理的边界》。作者署名沈玥。
文章写得很学术,引经据典,从亚里士多德谈到本雅明,核心论点只有一个: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数据不是创作的敌人,而是帮助创作者连接观众的桥梁。拒绝数据,就是拒绝时代。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我们理解某些创作者对‘纯粹性’的执着,但艺术从来不是真空中的产物。它需要观众,需要传播,需要被理解。数据,只是让这种理解变得更准确、更高效。这有什么错呢?”
文章被各大媒体转载,评论区一片赞誉:
“沈总说得对,艺术家也要与时俱进!”
“夏知微太偏执了,有点矫情。”
“支持银河,用科技推动艺术!”
舆论开始转向。银河没骂夏知微,甚至没提她的名字,只是温和地、理性地,把她塑造成一个“跟不上时代的怀旧者”。
这才是高手。不跟你吵,不跟你闹,只是微笑着告诉你:你错了,而且错得很可笑。
晚上,夏知微在剪辑室看沈玥的文章。秦朗推门进来,拎着两瓶啤酒。
“看了?”
“看了。”
“什么感觉?”
“像被人温柔地扇了一巴掌。”
秦朗笑了,打开啤酒递给她:“但你还是没低头。”
“低不了。”夏知微喝了一口,“一低头,就看见周子昂躺在病床上的样子。”
两人沉默地喝酒。窗外,工坊院子里的灯还亮着,几个年轻导演在讨论新项目,声音透过窗户传进来。
“秦导,你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落伍了?”夏知微忽然问,“拒绝数据,拒绝算法,是不是就像拒绝电灯,非要守着油灯?”
“油灯有油灯的温度。”秦朗说,“电灯照亮一切,但也让影子消失。有时候,我们需要影子——那些模糊的、暧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才是艺术的土壤。”
“但观众不要影子。他们要清晰,要刺激,要立刻的满足。”
“那就看你要做什么样的创作者。”秦朗看着她,“是做厨子,给客人想吃的菜;还是做探险家,带他们去看他们不知道的风景。”
手机震动,是李维发来的短信:“夏导,沈总让我转告——‘真实创作公约’的理念很好,银河愿意支持。我们可以把这个公约变成行业标准,由银河提供技术实现。这样既能坚持你们的原则,又能落地。”
看,又是这招。你想建一个花园,他说我帮你建,然后悄悄把花园变成他的样板间。
夏知微没回。她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那些年轻人。他们中有的刚毕业,有的挣扎多年,都还相信电影能改变点什么。
她想起自己刚入行时,带她的老导演说过一句话:“这行最可怕的不是失败,是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现在她懂了。那种变化不是突然的,是温水煮青蛙——今天接受一点数据建议,明天接受一点市场分析,后天接受一点“积极向上”的要求。一年后回头,发现手里的剧本已经面目全非,而你已经习惯了,甚至觉得这样更好。
“秦朗,”她转过身,“帮我个忙。”
“你说。”
“查查银河在欧洲扶持的那些‘进步导演’,现在怎么样了。我要知道,被银河‘支持’之后,他们变成了什么样。”
“好。”秦朗放下啤酒,“还有件事——陆云的父亲...可能就这两天了。你要不要...”
夏知微沉默。陆建国对她来说,是恩人,是长辈,也是心结。那个两分钟的电话,像一根刺,扎在心里。
但她知道,有些话现在不说,可能永远没机会说了。
“帮我订明天的机票。”她说,“我去见他最后一面。”
陆云的老家在江南一个水乡小镇。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时间在这里好像流得慢一些。
夏知微找到陆家老宅时,陆云正在院子里煎药,满院子都是中药味。
“你来了。”他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父亲在屋里,刚睡着。”
“情况怎么样?”
“医生说就这两天了。”陆云声音沙哑,“他想在走之前,看看老家的院子,听听雨声。他说...这样走,踏实。”
夏知微走进堂屋。陆建国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眼睛还清亮。看见她,老人笑了:“微微来了...”
“陆伯伯。”夏知微在床边坐下,“您好好休息。”
“休息够了。”陆建国示意她靠近些,“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说。”
他颤巍巍地从枕头下摸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本泛黄的笔记本。
“这是你父亲当年...寄给我的。他被抓前一个月寄的,说要是我收到,说明他出事了。”陆建国老泪纵横,“我一直不敢看...直到上个月才打开。”
夏知微接过笔记本。翻开,是父亲的笔迹,但不是日记,是一份名单——列了十几个名字,后面写着职务、关系、还有简短的标注。
“王振华,信贷科长,主谋。”
“刘厂长,同谋,拿三成。”
“张会计,做假账,胁迫。”
“马小明,被迫,可争取。”
最后一页,父亲写了一段话:
“建国兄:若你看到这些,我大概已不在。名单上的人,有罪的有罪的,无辜的无辜的。但最重要的是最后两个名字——陆建国,挚友,曾借钱助我,今事大,勿连累。夏知微,吾女,若长大成人,告诉她:父亲没做亏心事,抬头看天不心虚。”
夏知微的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了墨迹。
“你父亲...到最后都在保护我。”陆建国泣不成声,“他怕连累我,所以那通电话里,只说了三句话:‘建国,照顾好自己。别管我的事。如果我女儿找你,帮帮她。’然后就挂了。”
两分钟的电话,原来是这样。
“我那时候...太懦弱。”陆建国抓住她的手,“听到他出事,我第一反应是自保。我想,我已经在北京站稳了,不能前功尽弃...所以我没有立刻回去,没有拼尽全力救他。等我终于想明白,已经晚了。”
夏知微反握住他的手:“陆伯伯,都过去了。”
“过不去。”陆建国摇头,“这些年,我帮你们,是在赎罪。但赎不完...永远赎不完。微微,我对不起你父亲,对不起你...”
“父亲不会怪您的。”夏知微轻声说,“他说了,您是挚友。”
陆建国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滑落。窗外,开始下雨了。雨滴打在瓦片上,淅淅沥沥,像时间的脚步声。
那天深夜,陆建国走了。走得很平静,听着雨声,握着儿子的手。
葬礼很简单,按老人的意愿,就几个亲人,安静送别。下葬时,夏知微把那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复印了,放在棺材里。
“陆伯伯,您和我父亲...可以在那边好好喝一杯了。”
陆云站在墓前,久久不动。雨还在下,打湿了他的肩膀。
“夏知微,”他忽然说,“工坊和联盟...你放手去做吧。不用再顾虑我,顾虑我父亲。做你们该做的事。”
“那你呢?”
“我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就回去。”陆云看着墓碑,“父亲最后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没挣更多钱,是在该站出来的时候,选择了沉默。他说...别学他。”
雨越下越大。两人站在墓前,像两棵不肯倒下的树。
回程飞机上,夏知微看着窗外的云海。她想起父亲,想起陆建国,想起周子昂,想起所有在这个圈子里挣扎、坚持、或倒下的人。
这个圈子像一面镜子,照出人性的所有可能——贪婪、懦弱、背叛,但也有忠诚、勇气、和不灭的理想主义。
而现在,银河要把这面镜子换成显示屏,只显示他们想让你看的东西。
她打开电脑,开始写一封公开信。标题是《给所有还相信真实的创作者》。
信里没提银河,没提数据,只讲了一些故事——父亲的故事,陆建国的故事,周子昂的故事,还有那些在工坊院子里熬夜讨论剧本的年轻人的故事。
最后她写道:“我不知道什么是未来,但我知道,未来不应该只有一种颜色。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电影,但我知道,好电影不应该由算法定义。我们可以输,可以穷,可以不被看见,但不能...不能把定义自己的权利,交给别人。”
信写完时,飞机开始下降。透过舷窗,已经能看见城市的轮廓。
夏知微合上电脑。她知道,这封信发出去,会掀起更大的风波。银河不会坐视不管,那些已经倒向银河的“前盟友”会嘲笑她,媒体会说她“悲情营销”。
但没关系。
至少,她说了真话。
飞机落地时,天晴了。阳光刺破云层,照在机场跑道上,亮得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