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羡慕什么？”
“羡慕你们还敢疯。”苏晴擦擦眼睛，“我们已经不敢了。”
下午，银河的反应来了。不是硬碰硬，是一篇发表在权威影视杂志上的长文，标题是《论数据时代创作伦理的边界》。作者署名沈玥。
文章写得很学术，引经据典，从亚里士多德谈到本雅明，核心论点只有一个：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数据不是创作的敌人，而是帮助创作者连接观众的桥梁。拒绝数据，就是拒绝时代。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我们理解某些创作者对‘纯粹性’的执着，但艺术从来不是真空中的产物。它需要观众，需要传播，需要被理解。数据，只是让这种理解变得更准确、更高效。这有什么错呢？”
文章被各大媒体转载，评论区一片赞誉：
“沈总说得对，艺术家也要与时俱进！”
“夏知微太偏执了，有点矫情。”
“支持银河，用科技推动艺术！”
舆论开始转向。银河没骂夏知微，甚至没提她的名字，只是温和地、理性地，把她塑造成一个“跟不上时代的怀旧者”。
这才是高手。不跟你吵，不跟你闹，只是微笑着告诉你：你错了，而且错得很可笑。
晚上，夏知微在剪辑室看沈玥的文章。秦朗推门进来，拎着两瓶啤酒。
“看了？”
“看了。”
“什么感觉？”
“像被人温柔地扇了一巴掌。”
秦朗笑了，打开啤酒递给她：“但你还是没低头。”
“低不了。”夏知微喝了一口，“一低头，就看见周子昂躺在病床上的样子。”
两人沉默地喝酒。窗外，工坊院子里的灯还亮着，几个年轻导演在讨论新项目，声音透过窗户传进来。
“秦导，你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落伍了？”夏知微忽然问，“拒绝数据，拒绝算法，是不是就像拒绝电灯，非要守着油灯？”
“油灯有油灯的温度。”秦朗说，“电灯照亮一切，但也让影子消失。有时候，我们需要影子——那些模糊的、暧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才是艺术的土壤。”
“但观众不要影子。他们要清晰，要刺激，要立刻的满足。”
“那就看你要做什么样的创作者。”秦朗看着她，“是做厨子，给客人想吃的菜；还是做探险家，带他们去看他们不知道的风景。”
手机震动，是李维发来的短信：“夏导，沈总让我转告——‘真实创作公约’的理念很好，银河愿意支持。我们可以把这个公约变成行业标准，由银河提供技术实现。这样既能坚持你们的原则，又能落地。”
看，又是这招。你想建一个花园，他说我帮你建，然后悄悄把花园变成他的样板间。
夏知微没回。她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那些年轻人。他们中有的刚毕业，有的挣扎多年，都还相信电影能改变点什么。
她想起自己刚入行时，带她的老导演说过一句话：“这行最可怕的不是失败，是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现在她懂了。那种变化不是突然的，是温水煮青蛙——今天接受一点数据建议，明天接受一点市场分析，后天接受一点“积极向上”的要求。一年后回头，发现手里的剧本已经面目全非，而你已经习惯了，甚至觉得这样更好。
“秦朗，”她转过身，“帮我个忙。”
“你说。”
“查查银河在欧洲扶持的那些‘进步导演’，现在怎么样了。我要知道，被银河‘支持’之后，他们变成了什么样。”
“好。”秦朗放下啤酒，“还有件事——陆云的父亲...可能就这两天了。你要不要...”
夏知微沉默。陆建国对她来说，是恩人，是长辈，也是心结。那个两分钟的电话，像一根刺，扎在心里。
但她知道，有些话现在不说，可能永远没机会说了。
“帮我订明天的机票。”她说，“我去见他最后一面。”
陆云的老家在江南一个水乡小镇。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时间在这里好像流得慢一些。
夏知微找到陆家老宅时，陆云正在院子里煎药，满院子都是中药味。
“你来了。”他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父亲在屋里，刚睡着。”
“情况怎么样？”
“医生说就这两天了。”陆云声音沙哑，“他想在走之前，看看老家的院子，听听雨声。他说...这样走，踏实。”
夏知微走进堂屋。陆建国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眼睛还清亮。看见她，老人笑了：“微微来了...”
“陆伯伯。”夏知微在床边坐下，“您好好休息。”
“休息够了。”陆建国示意她靠近些，“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说。”
他颤巍巍地从枕头下摸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本泛黄的笔记本。
“这是你父亲当年...寄给我的。他被抓前一个月寄的，说要是我收到，说明他出事了。”陆建国老泪纵横，“我一直不敢看...直到上个月才打开。”
夏知微接过笔记本。翻开，是父亲的笔迹，但不是日记，是一份名单——列了十几个名字，后面写着职务、关系、还有简短的标注。
“王振华，信贷科长，主谋。”
“刘厂长，同谋，拿三成。”
“张会计，做假账，胁迫。”
“马小明，被迫，可争取。”
最后一页，父亲写了一段话：
“建国兄：若你看到这些，我大概已不在。名单上的人，有罪的有罪的，无辜的无辜的。但最重要的是最后两个名字——陆建国，挚友，曾借钱助我，今事大，勿连累。夏知微，吾女，若长大成人，告诉她：父亲没做亏心事，抬头看天不心虚。”
夏知微的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了墨迹。
“你父亲...到最后都在保护我。”陆建国泣不成声，“他怕连累我，所以那通电话里，只说了三句话：‘建国，照顾好自己。别管我的事。如果我女儿找你，帮帮她。’然后就挂了。”
两分钟的电话，原来是这样。
“我那时候...太懦弱。”陆建国抓住她的手，“听到他出事，我第一反应是自保。我想，我已经在北京站稳了，不能前功尽弃...所以我没有立刻回去，没有拼尽全力救他。等我终于想明白，已经晚了。”
夏知微反握住他的手：“陆伯伯，都过去了。”
“过不去。”陆建国摇头，“这些年，我帮你们，是在赎罪。但赎不完...永远赎不完。微微，我对不起你父亲，对不起你...”
“父亲不会怪您的。”夏知微轻声说，“他说了，您是挚友。”
陆建国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滑落。窗外，开始下雨了。雨滴打在瓦片上，淅淅沥沥，像时间的脚步声。
那天深夜，陆建国走了。走得很平静，听着雨声，握着儿子的手。
葬礼很简单，按老人的意愿，就几个亲人，安静送别。下葬时，夏知微把那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复印了，放在棺材里。
“陆伯伯，您和我父亲...可以在那边好好喝一杯了。”
陆云站在墓前，久久不动。雨还在下，打湿了他的肩膀。
“夏知微，”他忽然说，“工坊和联盟...你放手去做吧。不用再顾虑我，顾虑我父亲。做你们该做的事。”
“那你呢？”
“我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就回去。”陆云看着墓碑，“父亲最后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没挣更多钱，是在该站出来的时候，选择了沉默。他说...别学他。”
雨越下越大。两人站在墓前，像两棵不肯倒下的树。
回程飞机上，夏知微看着窗外的云海。她想起父亲，想起陆建国，想起周子昂，想起所有在这个圈子里挣扎、坚持、或倒下的人。
这个圈子像一面镜子，照出人性的所有可能——贪婪、懦弱、背叛，但也有忠诚、勇气、和不灭的理想主义。
而现在，银河要把这面镜子换成显示屏，只显示他们想让你看的东西。
她打开电脑，开始写一封公开信。标题是《给所有还相信真实的创作者》。
信里没提银河，没提数据，只讲了一些故事——父亲的故事，陆建国的故事，周子昂的故事，还有那些在工坊院子里熬夜讨论剧本的年轻人的故事。
最后她写道：“我不知道什么是未来，但我知道，未来不应该只有一种颜色。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电影，但我知道，好电影不应该由算法定义。我们可以输，可以穷，可以不被看见，但不能...不能把定义自己的权利，交给别人。”
信写完时，飞机开始下降。透过舷窗，已经能看见城市的轮廓。
夏知微合上电脑。她知道，这封信发出去，会掀起更大的风波。银河不会坐视不管，那些已经倒向银河的“前盟友”会嘲笑她，媒体会说她“悲情营销”。
但没关系。
至少，她说了真话。
飞机落地时，天晴了。阳光刺破云层，照在机场跑道上，亮得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