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红二、六军团转移湘西后，黔东大地瞬间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原本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山乡，此刻被乌云重重包裹，腥风血雨肆意弥漫，仿佛坠入了无尽的深渊。随着黔军李成章、杨昭卓部的铁蹄无情践踏，各地的土豪劣绅也如同嗅到血腥的恶狼，纷纷露出狰狞面目。他们迫不及待地组织起“清乡队”（即“还乡团”），这些反动武装在乡间横行霸道，发出“一人当红军，全家都诛灭”的反革命叫嚣，其声音中充满了仇恨与残忍，妄图将革命的火种彻底扑灭。
在反动势力的操控下，一场惨绝人寰的阶级大报复在黔东各地疯狂展开。他们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曾经拥护革命、支持红军的特区人民进行残酷反扑。尤其是对于红军干部、地方政府和游击队领导成员，他们的报复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六井溪、沙子坡、红溪一带，曾因闹“神兵”被反动派诬蔑为“神匪之区”，后来又因红军在此活动被斥为“红匪区域”。这里的游击队员，头顶着两顶莫须有的“帽子”，成为了反动派重点迫害的对象。无数游击队员被抓捕、折磨，甚至失去生命。而普通群众也未能幸免，他们被反动派勒索，需用十二块光洋才能换取一张所谓的“良民证”，以此来躲避飞来横祸。国民党当局将这些地区划为“劝化宣抚”区域，还委任了一系列反动官吏：陈尚廉为西区区长，张冠治为宣抚委员兼清乡大队长，区府驻张家寨；任凤生为北一区区长，郭均安为宣抚委员，任邑梅为清乡大队长，区府驻毛寨。在众多土豪劣绅、反动官吏中，毛坝伪区长陈文澜、区大队长陈文会、刀坝区大队长安永成、西区清乡大队长张冠治、毛寨伪区长任凤生、沙子坡马家庄联保主任傅万湘、坪底清乡队长任志周等人最为凶残，他们双手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成为了黔东人民心中的恶魔。
1934年6月9日（古历4月28日），红三军首次抵达印江县刀坝，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当天便派兵到来安营毛坝捕捉伪区长陈文澜，可惜未能将其抓获。土地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陈文澜心中充满恐惧，带着区大队长陈文会、区公所助理陈跃庭、司爷张崇龙等人仓皇逃进印江县城“避难”，妄图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当年9月，黔军杨昭卓旅进剿刀坝，陈文澜等人如同狐假虎威的恶犬，跟在黔军后面返归故里。回到家乡后，陈文澜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吸取之前的教训，开始疯狂招兵买马，网罗各地亡命之徒，迅速着手组织反革命武装。他还在来安营狮子山营盘构筑工事，将这里打造成残害革命群众的据点。
11月中旬，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红三军干部秦育清率领的特区保卫队、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约200多人，从沿河出发，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踏上了寻找红军主力的艰难征程。队伍经印江县的茅草盖、梯子岩、胡家坝、安家坝等地，抵达来安营，准备前往酉阳一带。然而，当队伍行至下寨坝时，被安永成匪部发觉。安永成立即带领匪众跟踪追击，陈文澜匪部闻讯后，立刻敲锣召集匪兵，陈文会也急忙率领匪众迎头拦截，与后面尾追的安匪形成了夹击之势。伪乡长梁一之，匪首陈沛然、陈文藻也率领“清乡队”迅速赶到，一时间，我军陷入了四面包围之中。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奋勇抵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一番激战，大部分战士成功突围，但我军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当场牺牲20多人，还有24名伤病员和战士不幸被俘。陈文会接到陈文澜“抓到的红军，全部杀掉”的命令后，露出了凶残的本性，他挥舞着马刀，残忍地砍杀我被俘红军4名，匪兵陈文见也紧跟其后，砍杀5名。剩余的15人被押至狮子山营盘，陈文会命人将3个年龄较大的被俘红军（其中一个叫马医官）捆在树上，其余12人分别关押在吴永清家苕坑里和搭斗下。丧心病狂的陈文见先将捆绑在树上的1个红军砍杀于营盘门边。当天晚上，陈文见、陈文桥等匪众又将马医官和另一个被俘红军的手脚捆住，平悬在树上，在下面点火烘烤，还用烧红的杠炭烫烙他们的胸膛和腹部。两位红军战士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却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最终被活活折磨而死。次日早晨，陈文澜命张崇龙、彭善初写好“祭文”“契书”，备好供果，然后将关在苕坑里的8名被俘红军押到猫猫湾陈文澜之子陈茂龙的坟前（陈茂龙此前被我军镇压）。他逼迫8名战士跪成一排，亲自持马刀割破他们的头皮，用迷信钱纸蘸取鲜血，摆在坟前，进行所谓的“挂红祭坟”。张崇龙、彭善初高喊“三献礼”，朗读“祭文”“契书”，陈文澜随后烧化沾满红军鲜血的“纸钱”。还未等纸钱烧完，他便举起马刀砍杀1名被俘战士，陈文会也跟着砍杀一人。余下的6人被带回，与原关在搭斗下的4名战士一起关在苕坑内。这10名被俘红军，后来除3名幸免外，其余7人被陈文会、陈文见、陈文全、叛徒郑玉章、郑传龙等人押至双眼坑杀害。陈文见在坑边率先砍杀1人，其余6人被匪徒们一个一个地推入深坑。至此，陈文澜及其“清乡队”前后残杀我被俘红军21人，他们的暴行令人发指，欠下了累累血债。
红木树自卫队员何代杨，不幸落入沿河白石溪“清乡队”张万超、张龙湘等人的魔掌。这些匪徒为了折磨何代杨，想出了极其残忍的手段——“点天灯”。他们敲开何代杨的头盖骨，灌入桐油，插上灯草，然后点火焚烧。熊熊烈火在何代杨的头顶燃烧，他痛苦地挣扎、惨叫，其状惨不忍睹。但即便在如此残酷的折磨下，何代杨也没有向敌人屈服，展现出了革命战士的钢铁意志。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刚离开，红花园伪乡长黄茂怀、土豪黄吉庭、黄庭才和“清乡队”便迫不及待地袭击了坨寨乡苏维埃政府。3名红军代表被捕，其中包括女同志丁兰英。乡丁们将两个男红军的手脚捆住，用穿心抬的方式把他们抬到高洞河边，两端搁在石头上，在下面点火烘烤。两位男红军在烈火中痛苦地扭动身躯，最终被活活烧死，随后尸体被抛入河中。匪徒黄朝良还不放心，追到河中又朝着尸体狠狠戳了几刀。丁兰英同志受尽了敌人的折磨，卑鄙的敌人竟以四块光洋的价格将她卖给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为妻。但丁兰英坚贞不屈，誓死不从，她寻找机会，巧妙地逃离了男方家门，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达酉阳农村安家落户，继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兰克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前照，被安水成匪部捉住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敌人用打鞋底的锥子一下一下地刺他，这种酷刑不会让人立刻死亡，却能让人在长时间内承受巨大的痛苦。黄前照痛楚难熬，几度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最终还是惨死于敌人的毒手。在此之前，兰克乡游击中队长郑少南，率队到中坝沟筹集给养时，遭到安水成的伏击，不幸牺牲。他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障队伍的生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刀坝白猫岩农民戴世西一家，在土地革命中分到了地主老财易太义、杨胜松的土地。然而，土地革命的成果却引来了地主的疯狂报复。易太义、杨胜松勾结匪首任贞顺，派匪兵任贞元、银高二到戴世西家烧杀抢掠，将其家抢劫一空。在这场浩劫中，戴世西的三哥戴世六、四哥戴世秀当场被杀害，父亲戴友才也被抓走。几天后，戴友才也被杀害于双河口四园子。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摧毁。
坨寨农民王世焕、赵佐怀，曾任游击分队正副队长，他们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被“清乡队”杀害于白岩河坝。赵佐怀的妻子得知敌人还要满门抄斩，惊恐万分，连忙背起年仅三岁的儿子逃进深山躲藏。一家人被迫四处离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赵佐怀的母亲因长期悲愤郁结，最终双目失明，她的遭遇令人痛心不已。
坪底侯家沟农民侯世农、侯守林父子及侯世觉（世农之哥），曾参加红军游击队，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后来，三人同时被溪伪区长张伯清、任锡坤等“清乡队”杀害于封神塘河坝。“清乡队”不仅残忍地杀害了他们，还烧毁了侯家的房子，赶走耕牛二头，将侯家的财物洗劫一空。侯家瞬间家破人亡，这是反动派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据调查，凉水、陡溪、沙子坡等地还有十多名游击队员被地主“清乡队”杀害。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知情人已经离世，死难人数难以完全统计清楚，不知道还有多少革命群众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而被“清乡队”折磨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被迫流亡他乡的革命群众更是不计其数。
兰克构树湾农民谭绍成，曾参加黔东独立师，转战至酉阳川河界。作战失利后，他机智地脱险回到家乡。然而，伪区长陈文澜却派人将谭绍成及其父亲和伯父三人捉住。他们遭到一顿毒打后，陈文澜又勒令其交三百六十吊铜钱才肯放人。谭家为了救人，不得不卖田当物，凑足了钱交给敌人。但“清乡队”却背信弃义，只放出了谭绍成的父亲和伯父，将谭绍成继续拘押。为了逼迫谭绍成交出所谓的“情报”，匪徒们对他施用了三种酷刑：一是“猴子扳桩”，将他的身体固定在特殊的装置上，使其痛苦不堪；二是“灌辣椒水”，把他的脚后跟和耳朵用蓑衣针穿通，用绳子将身子绑在长板凳上，倒立起来，然后把烧热的辣椒水一壶一壶地往鼻孔里灌，一连灌了七八壶，谭绍成被呛得当场昏死过去；三是“打风摆柳”，把他倒悬在树上，乡丁们站在四面用鸳鸯棒抽打，他的身体左右晃荡，犹如风吹杨柳一般。在经历了无数痛苦的折磨后，谭绍成在一个乡丁的帮助下，才逃出虎口，侥幸捡回一条命。
永义农民袁焕章，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过路，这本是一件正义之举，却为他带来了灾难。保长戴泽奎派人将他抓去，对他进行捆绑吊打，甚至砍掉了他一个手指。袁焕章还被罚款五百吊铜钱，为了交罚款，他不得不卖房、卖地、卖耕牛，最后才被“释放”回家。他的生活从此陷入了绝境，这一切都源于反动派的残酷迫害。
沙子坡农民任栋成，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土豪尹怀昌家一头耕牛。红军走后，尹怀昌的儿子尹超权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夺回了耕牛，还将任栋成打得半死。任栋成在绝望中，吞服烟土自杀而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剥夺。在“清乡队”的淫威之下，无数革命群众为了躲避迫害，被迫背井离乡。马家庄游击队长汪岱庭，逃到凤岗帮人为生，八年后才敢回到家乡；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庭章，在思南等地流浪了七年；该乡游击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了十二年。仅红木村四十余户农民，就有十二户被驱逐。这样的悲惨故事，在黔东大地比比皆是，诉说着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在“清乡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搜捕下，不少红军干部、地方政权领导成员和游击队干部不幸落入敌手，其中包括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陈正国，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等，大约140余人。这些同志先被关押在印江县城，后来又被解送伪省会贵阳。在押送途中，宁国学同志被敌人残忍枪杀于石阡，他为了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动摇分子和极少数叛徒。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妥协告密，或卖友求荣，或充当内奸，或倒戈相杀，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红军代表徐正清、谢委员就是因叛徒梁银星的出卖而牺牲。梁银星是池坝人，曾任游击大队长，被傅万湘带领的“清乡队”捉住后，贪生怕死，选择了变节投降。为了“戴罪立功”，他秉承傅万湘的旨意，充当内奸，诱捕了夏国安、徐正清、谢委员三位同志。更恶劣的是，他还亲自动手，与乡丁张绍怀一起毒打夏国安主席。三位同志在第二天便被杀害于马家庄一个消坑里，他们的牺牲令人痛心疾首。原四坳口乡冷草岩苏维埃代表吴天银，自卫中队长吴天位、吴天明，主动与毛寨区“清乡队”接洽，还置办酒席款待“清乡队”头目谭习之、陈国安等人。他们背叛了革命，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良民”和“红人”。旧寨坝区政府肃反部长杨伯昌被害，就是吴天银等人出卖并协助捉拿的结果。这些叛徒的行为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并没有让革命人民屈服，他们对革命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大批红军文献。这些文献是革命的珍贵遗产，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解放后，他们将这些文献捐献给国家，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黔东特区的文物资料中，大部分都是从印江县搜集而来，其中又以韩家乡保存的数量最多。贵州省博物馆1977年9月编印的《贵州现代革命史资料汇编第一册》共刊载黔东特区文献资料14件，其中有13件就是在印江县搜集的。一些珍贵文献，如《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等，都是印江县风岩、架井田的革命群众冒险保存下来的。原旧寨坝区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一人就保存了6件，原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思捐献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架井田的群众还巧妙地保存了原“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即石坪乡政府的公章一枚。这些文物的保存，充分体现了印江人民对苏维埃革命的深切怀念与无限忠诚。
公元1934年，沿河县水田坝火烧宅的孔朝庭任农会主席。红军走后，他被黄仁佑抓去拷问：“你强（抢）黄仁佑多少粮食？多少物件？”孔朝庭坚定地回答：“没有强（抢）。”黄仁佑又问：“红军有多少？”孔朝庭说：“人多我数不清楚”。面对“枪有多少”的逼问，孔朝庭依然不卑不亢地回应。黄仁佑恼羞成怒，对他进行捆绑吊打，逼他承认参与抢劫。孔朝庭宁死不屈，黄仁佑便要他赔偿八十元光洋。孔朝庭为了坚守革命立场，不惜倾家破产。他的身体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年半后便离开了人世。在临终前，他还嘱咐儿子孔永安要好好读书，坚决不向反动派投降，一定要等到红军回来，为他伸冤报仇。孔朝庭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的忠诚，他的精神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公元1936年4月3日，红三军当年曾在印江县花园公社农民何瑞开家的板壁上写下两条标语，一条是“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落款是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另一条是“保护‘神兵’家属，反川军拉夫送粮！”落款是红三军政治部。红军走后，地主“清乡队”下令何瑞开等人擦掉标语。
何瑞开深知这些标语承载着红军的信念与对百姓的承诺，是革命精神的象征，绝不能让反动派得逞。他冒着生命危险，砍来一堆柴草，小心翼翼地将标语遮挡起来。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这堆柴草不仅遮挡住了反动派的目光，更守护住了革命的希望火种。每当夜深人静，何瑞开就会悄悄移开柴草，凝视着墙上的标语，回忆起红军在时的点点滴滴，心中的革命信念愈发坚定。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1975年，贺龙同志的女儿贺捷生来到印江征集红军文物。何瑞开得知消息后，心中激动不已，他知道守护多年的革命文物终于有了更好的归宿。他郑重地将那面写有标语的木板取下，交到贺捷生手中。如今，这两条珍贵的标语连同木板被收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了那段波澜壮阔革命历史的见证。它们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黔东人民与红军之间深厚的情谊，以及黔东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坚守革命信仰的伟大精神。
在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里，黔东大地虽然被黑暗笼罩，但革命的星火从未熄灭。无数革命群众在苦难中坚守，在绝境中抗争。他们有的隐姓埋名，在深山老林中躲避反动派的迫害，却依然心系革命；有的暗中传递消息，为那些幸存的红军战士和革命同志提供帮助；还有的省吃俭用，将家中仅有的物资留给需要的革命力量。
一些失去亲人的孩子，在长辈的教导下，从小就对革命充满向往。他们年纪虽小，却懂得为革命保守秘密，还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大人们做一些传递信件、放哨等工作。这些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革命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他们坚信终有一天，光明会重新照亮黔东大地。
而那些被迫流亡他乡的革命群众，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和曾经的革命理想。他们在异地他乡顽强生存，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动态。他们相互扶持，组建起一个个小小的“革命团体”，传播革命思想，积蓄革命力量。每当有关于红军的消息传来，他们都会无比振奋，渴望着有朝一日能跟随红军打回家乡，重新建立起美好的家园。
尽管反动势力的迫害十分残酷，革命队伍面临着重重困难，但黔东人民始终团结在一起，与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革命的意志是无法被摧毁的，只要心中有信仰，就一定能战胜黑暗，迎来黎明的曙光。这段充满血与泪、抗争与坚守的历史，成为了黔东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追求正义与自由的道路上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