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寺后院有棵老槐树，树下是条青石小径，通往一处僻静的偏殿。李耀辉和胡道义就站在树荫里，隔着三步的距离。
空气里有香火的味道，还有远处隐约的诵经声。
“真的是你。”李耀辉先开了口，声音干涩。
胡道义双手合十，微微颔首：“李施主。”
这个称呼让李耀辉忍不住抬起胳膊捶了他。
胡道义身子微微晃了一下，他盯着眼前这张脸——瘦得颧骨凸起，眼角有了细纹，肤色是常年不见阳光的苍白。但那双眼睛，尽管平静得像古井，李耀辉还是认得出。
“咱俩之间不要这样，叫我耀辉。”他说。
胡道义沉默片刻，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好，耀辉。”
两人一时无话。风穿过树叶，沙沙作响。
“怎么回事，这些年……”李耀辉艰难地开口，“你到底去了哪里？”
胡道义望向远处的大殿屋顶，目光空茫。“从哪里说起呢。”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当年的事你知道。被抓，审问，关了三个月。因为是大学生，没怎么参与核心，最后放了。”
他顿了顿：“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剩两百块钱。学退了，家回不去——没脸回去。在林州的桥洞下睡了三天。”
李耀辉的手指蜷缩起来。他想说“你可以找我”，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后来呢？”他问。
“在网上看到一则招聘。”胡道义说，“大连招海员，月薪十万。我知道这种广告多半是假的，但当时……”他停了一下，“当时觉得，哪怕是火坑，也得去跳。”
他描述那段旅程的语气，平静得可怕：用最后的一百五十块钱买了去大连的硬座票，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到了所谓“海运公司”，其实是个破旧的二层小楼，交了五十块“报名费”；签下一份全是模糊条款的合同，第二天就被塞进一辆面包车，拉到码头。
“第一艘船是运煤的散货船。”胡道义说，“老旧的船，比我爷爷年纪还大。船长是福建人，大副是东北的，其他船员天南海北。我是唯一的湖南人，也是唯一的大学生——如果退学也算的话。”
他开始讲海上的日子。语言简单，几乎不带感情色彩，但那些细节自己渗出来：
冬天黄海的浪有七八米高，船像片叶子一样颠簸，他吐得胆汁都出来了，还得继续清洗甲板；船舱里永远弥漫着柴油和腐烂食物的味道，老鼠在管道里窸窸窣窣地跑；第一次靠港是在菲律宾，他拿着三个月攒下的三千块钱——说好的十万月薪根本不存在，实际一个月三千——去岸上的小赌场，半小时输光了。
“后来学会不靠岸了。”胡道义说，“靠岸就会花钱，会想那些不该想的事。”
李耀辉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海员的消息，小心翼翼的求证：“他们……打人吗？”
胡道义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打。”他只说了一个字，然后扯了扯僧袍的领口——李耀辉看到一道浅浅的白色疤痕，从锁骨延伸到衣襟深处。
“有一次在印度洋，机器故障，我在机舱里修了三十六个小时。”他继续说，“出来的时候，眼睛看什么都带重影。船长说耽误了船期，扣了半个月工资。”
“为什么不离开？”
“离开？”胡道义重复这个词，像在品味一个陌生的概念，“合同一签就是三年。提前走，要赔钱——赔的钱是我这辈子都赚不到的数目。而且……”他第一次流露出一点情绪，很淡，但李耀辉捕捉到了，“而且那时候觉得，出去了又能怎样？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他讲了五年。
五年间，他从最低等的水手做到二副，工资终于涨到一个月八千；他见过台风里货柜被卷进大海的恐怖，也见过凌晨四点太平洋上美得不真实的星空；他在越南的港口染过疟疾，高烧四十一度，以为自己会死在那个闷热的船舱里；他攒下过十二万——对一个曾经只有两百块钱的人来说，那是天文数字——然后又一次在澳门的赌场里，一夜归零。
“最后一次出海是2007年2月。”胡道义说，“船走的是马六甲海峡到亚丁湾那条线。你知道那段海域吗？”
李耀辉点点头。他听说过——那个连接印度洋和红海的狭窄水道，这些年越来越不太平。
“不是海盗。”胡道义仿佛看穿了他的想法，“是天气。七级风，浪高超过十米，船像片枯叶被抛来抛去。凌晨三点，货舱进水了。”
他的叙述依然平淡，但听的人心惊胆战：
警报凄厉地响彻全船；菲律宾籍的水手在祈祷舱里跪成一排，用他听不懂的语言哭喊着；船长命令所有人穿上救生衣，到甲板集合；海浪像黑色的墙壁一样扑过来，甲板倾斜到几乎站不住人。
“我在轮机室帮忙排水。”胡道义说，“水已经淹到腰。柴油机的轰鸣声里，能听见船体钢板被挤压发出的呻吟——那种声音，像巨兽在啃骨头。”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投向远处的山峦，又收回来。
“后来呢？”
“后来水控制住了。我们在海上漂了两天，等救援船。”胡道义说，“那两天，我站在甲板上看着茫茫大海，忽然觉得很可笑。我这么拼命，攒钱，输光，再攒，再输，到底为了什么？如果那天船真的沉了，我这辈子算什么？”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一点点洗不掉的油污痕迹的手——即使出家了，有些印记也去不掉。
“亚丁湾的阳光很毒。”他继续说，声音更轻了，“救援船来的时候，我抬头看天，觉得那太阳白得刺眼，把一切都照得无处遁形。我的恐惧，我的不甘，我这么多年攒下的那点可怜的‘本事’——在真正的大海面前，什么都不是。”
李耀辉沉默着。他能想象那个画面：一艘半沉的货船，一群筋疲力尽的人，还有那个三十岁不到、却已经历尽沧桑的湖南青年，在刺眼的阳光下，突然看穿了自己人生的全部徒劳。
下船后，他没有再签新合同。揣着最后的一万块钱，在大连街头漫无目的地走。走到千山脚下，看见这座寺庙，就进来了。
“那天是观音诞。”他说，“庙里在做法事，很多香客。我站在殿外听他们诵经，听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住持出来，看了我一眼，问我要不要吃斋饭。”
胡道义说到这里，停住了。他的目光落在自己僧袍的袖口上，那里有一小块补丁，针脚细密。
“我就留下了。”他最后说，“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累了。”
李耀辉感到胸口一阵闷痛。他想像那个画面：一个三十岁出头、身心俱疲的男人，站在香客往来的人群外，听着陌生的经文，忽然决定就此停下。
“道义，”他低声说，“……你觉得这样的生活真的好吗？”
“很好。”胡道义说，语气是真正的平静，“早上四点起，做早课，扫地，诵经，吃斋，晚上九点睡。很规律。”
“但是……”
“没有但是。”胡道义打断他，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李耀辉深吸一口气，不再说话，他挨在他身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僧人的缘故，挨着他让他觉得很安心，两人即使不说话，就这么挨着一起望远山，也好像在不停的说话。
“你，看起来，过的很好。整个人，很亮堂。”胡道义说。
“我，按部就班，当医生，过日子罢了。”他说得很简略，刻意的简略。“平平淡淡，就这样。”
胡道义点点头，没说话。
远处传来陆娇娇的声音：“耀辉——你在哪儿？我拜完了，咱们走吧！就这么大点地方！”
两人同时望过去。陆娇娇站在前院的月亮门边，踮着脚往这边张望，脸上有些不耐烦。
“这是你妻子？”胡道义问。
“嗯。”
胡道义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收回目光，轻声说：“她也是亮堂的。”
这句话里包含的东西太多：一个从灰暗世界里走出来的人，对“明亮”的敏感；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对他人拥有的、平凡幸福的观察；还有那种微妙的、不动声色的判断——这样的女子，和眼前这个男人，是否真的走在同一条路上。
李耀辉想说点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其实，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他终于说道，“道义，你还年轻，你有能力。当初在学校，你是我们中最会做生意的。现在社会机会更多，只要你想，完全可以……当然了，你想歇歇，也很正常。。。”
“耀辉。”胡道义温和地打断他，“你看这棵树。”
李耀辉抬头。老槐树枝叶茂盛，树皮皲裂，不知在这里站了多少年。
“它从种子长成树，要经历风雨，虫害，干旱。”胡道义说，“但一旦长成，就不会再变回种子了。我已经……长成了另一棵树。”
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
“耀辉——”陆娇娇又喊了一声，这次声音更近了。
“你该走了。”胡道义说，“妻子在等你。”
李耀辉站着不动。他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室友，这个和他一起吃过最便宜的食堂菜、一起在深夜聊过梦想的人，此刻穿着僧袍，站在寺庙的阴影里，平静得让他心慌。
“我还会来看你。”他说。
胡道义笑了笑——这次是真的笑了，虽然很浅。
“都行。”他说，“好好走你的路。”
他双手合十，微微躬身，先行转身，沿着青石小径往偏殿走去。僧袍的下摆扫过石阶，没有一丝声响。
李耀辉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进殿门的阴影里，消失不见。
陆娇娇小跑着过来，挽住他的胳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跟谁说话呢？”
“一个……老同学。”李耀辉说。
“老同学？”陆娇娇好奇地往偏殿方向看了看，“这庙里还有你认识的人？真有意思。”
“回去的路上给你讲。”
她没有追问，拉着他往外走：“快走吧，再晚赶不上回大连的车了。晚上咱再去吃一次海鲜吧……”
李耀辉任由她拉着，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偏殿的门关着，檐角的风铃在微风里轻轻摇晃，叮当作响，像在送别，又像在说着什么他听不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