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一个开始。”朱小姐继续，“类似的事件在骷髅会历史上至少发生过四次。
1947年，一位会员在目睹罗斯威尔事件的部分机密文件后，试图用会内的密语体系记录其中的某个图形，三天后死于突发性心脏衰竭，年仅二十八岁，尸检显示心肌细胞呈现‘无法解释的、极规则的晶体化’。
1971年，一位深度参与越战决策的会员，在‘墓穴’的一次深夜聚会中，突然站起来走向墙壁，用指甲在木板上刻划，刻的正是这个符号的一部分，随后陷入彻底的紧张症，至今仍在某家高端疗养院，对外宣称是‘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
而最近一次，是2001年9月10日晚，一位刚加入雷曼兄弟的年轻会员，在‘墓穴’里对他的引荐人说，他建立的金融模型显示‘明天市场会有一次不自然的断崖式共振’，第二天，911事件发生，全球市场崩盘。”
她抬起眼，看向韩安瑞：“你觉得，这些都是巧合？是这些精英们过于脆弱的神经在压力下集体崩溃的隐喻？”
韩安瑞喉咙发干：“你是说……有个东西，在监控着骷髅会？甚至……利用它？”
“不是监控。是寄生。或者说，‘骷髅会’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更大、更古老的东西，在人类社会表层长出的一颗‘探测节点’。”
朱小姐的声音冷了下来，“骷髅会筛选的是世俗的权力精英——财富、血统潜力。而这双‘眼睛’筛选的，是另一种东西：对‘异常’的感知力，对‘规则之外’的触碰可能性。
骷髅会的仪式是象征性的死亡与重生。而这双‘眼睛’的测试，是让被选中的候选人，直接面对‘不可言说’的碎片——可能是一个梦境，一段加密信息里隐藏的图形，一次物理实验的异常数据——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
崩溃、死亡、沉默，是绝大多数人的结局。而极少数没有崩溃，甚至尝试去理解、去记录的人……”
“会怎样？”韩安瑞的声音有些哑。
“会成为‘候选人’。进入下一轮，更残酷的筛选。”朱小姐将黑色卡片推到他面前，“这卡片，不是金属，不是塑料。它的材质无法被任何已知光谱分析。
它出现在我爱人祖父的保险柜里，夹在一本普通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祖父一生从未提及，直到他临终前急性谵妄，反复说：‘别画完那个三角形……眼睛在看着……时窖……时窖在收税……’”
“时窖。”韩安瑞咀嚼着这个词。
“对，‘时间地窖’。这是我们家族内部，对那个可能存在之物的称呼。不是组织，不是兄弟会。是一个机制，一种文明层面的免疫反应。”
朱小姐的眼神变得无比锐利，“它不关心国家争霸，不理会财富转移。它只在意一件事：确保人类文明这个复杂系统，在遭遇某些‘超越性冲击’时，不会整体崩溃。它的工作方式，就是提前发现那些能够‘感知’到冲击即将到来的个体，然后……做出处置。绝大多数是‘隔离’（死亡或精神封闭）。极少数，或许是作为‘抗体’被吸收。”
桌上那张沉默的、仿佛正在吸收一切光线的黑色卡片。壁炉的火光在卡片表面流动，那三条弧线构成的符号，似乎在微微蠕动，像一只即将睁开的眼睛。
他伸出手，指尖在即将触碰到卡片的瞬间，停住了。
皮肤上掠过一阵细微的、过电般的刺痛。
不是恐惧。
是一种他毕生都在追逐，却在此刻真正降临时，感到骨髓冻结的——
前所未有的诱惑。
“觉得像天方夜谭，是吗？”她笑了笑，这次的笑容里没有嘲讽，反而有种理解。“我最初接触这些碎片时，反应比你更激烈。我觉得是长辈在编造神话。”
“直到我亲自验证了另一件事。”
她将水杯放在一旁，双手指尖相对，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
她又重新打开盒子，用特别的镊子夹出一张边缘发毛的旧船票。不是复印件，是真正泛黄、有着七十年前油墨气息的实体票，上面印着“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0日，南安普敦至纽约，头等舱，A-17”。
韩安瑞的瞳孔几不可察地收缩了一下。这太像精心设计的骗局道具了。
“别急着下结论，”朱小姐仿佛看穿他的心思，指尖点在船票角落一个几乎看不清的标记上——那不是船公司的徽章，而是一个极微小的、由三个新月交错组成的符号。“这也是我爱人祖父的遗物。”
“家族记载里，他在登船前四十八小时，于伦敦的酒店房间里‘突发急性盲肠炎’，疼痛剧烈到无法移动，被紧急送医，手术，错过了起航。他懊悔终生，因为那是他筹划已久的商务扩张之旅。那张没用的船票，成了他后半生书房玻璃板下的警示物——提醒他命运的无常。”
“很普通的故事，是吧？”朱小姐抬起眼，“但十年前，我在苏黎世一个私人收藏拍卖会上，见到了另一张‘泰坦尼克号头等舱船票’。同样的日期，同样的起止港。座位号是A-19。”
“持有者是个意大利裔的老收藏家，他坚持说那是他祖父的遗物。而他祖父的故事是：登船前夜，在伦敦街头‘被一辆突然失控的马车撞断了腿’，同样错过航程。巧合吗？”
她的声音更轻了，像怕惊扰什么。
“我动用了所有能用的关系，花了三年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像疯子一样搜寻‘错过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乘客后代或记录。你猜我找到了多少例？”
她没等韩安瑞回答，径直说下去。
“十一例。十一张未曾使用的头等舱船票，分散在三大洲不同的家族手里。十一个本该登船、却因为各种突如其来的、无法抗拒的‘微小意外’——盲肠炎、骨折、母亲病危的电报、甚至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婚礼——而留在岸上的人。他们彼此素不相识，行业、国籍、年龄各异。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足够富有、足够有影响力，并且，都在登船前不到七十二小时内，遭遇了绝对合理、却刚好足以阻止他们踏上那趟死亡之旅的‘意外’。”
朱小姐将船票轻轻放回盒子，合上盖子，那声轻微的“咔嗒”在寂静中异常清晰。
“如果只有一两例，可以归为幸运。但十一例？头等舱总共才多少席位？这种‘幸运’的分布，已经超出了概率学的合理范畴，更像是一种……精准的筛选性剔除。”
“我开始追溯这十一个家族后来的轨迹。”她的眼神变得幽深，“他们中，有六家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成为各自国家工业或金融重建的关键人物。
两个家族在二战期间，通过极其复杂的跨国渠道，庇护转移了超过三百名遭受迫害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还有三家，则在冷战最僵持的阶段，成了私下沟通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仿佛被一种看不见的惯性推着，走向了某种‘更大的历史现场’，并在其中扮演了微妙却关键的角色。”
她停顿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夜色似乎都浓稠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