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放,你站起来。”
马素芬把粉笔头往讲台上一磕,粉笔断成两截,滚下去一截。我站起来了。第三排靠窗,桌子腿底下垫着半块砖,一动就晃。
“你昨天的卷子,”她把一沓卷子举起来抖了抖,“三十九分。三十九分是啥概念,全班五十四个人,你后头就剩一个。”
“杨海军。”底下有人喊。
“杨海军四十一。”马素芬说,“杨海军好歹会写选择题。”
哄堂笑。杨海军在末了一溜把桌子拍得咚咚响,他不寻思丢人,他寻思这是荣誉。
我站着,没吭声。马素芬今年四十六,跟我上辈子末了那年一个岁数,这号我一路上想了半晌,越想越想笑。她烫着卷发,讲台上永远搁在一个玻璃罐头瓶泡的茶叶水,红彤彤的,泡了三天不换。她这人一辈子的口头禅只有一句:态度问题。
“坐下吧。”她说,“苏放,不是我说你,你脑子不笨,你就是态度问题。”
我坐下了。
我心里头其实挺服她的。她讲了三十年课,一个县城初中数学老师,眼力比我上辈子那些嘴上挂着“赋能”的领导准多了——我确实不笨,我确实态度不行。
后半节课我一个字没听,我在草稿纸背面画家什。先画了一条街。老十字街,南北向,从南关桥往北,右手边一溜十几个门脸,全是县供销社的房子,我一间一间标:五金、日杂、针织、副食。画到第四间的时候,我停了笔。
我记不清了。
三十一年了,那条街我闭着眼能走,可到底哪间是哪间,早就在我脑子里糊成了一片。我只记得一件事——一九九四年往后那两三年,那一溜门市部往外“承包”了。有人捡到了金子,有人赔了裤子。
我在纸上写了仨字:谁管的,写完这仨字,我后脑勺挨了一下。不重,是纸卷成筒敲的。
我回头。那一下我整个人像被人从背后头浇了一瓢凉水。陈静坐在我后头。不是别人,是陈静。头发在耳朵后头别着,两条辫子垂在校服前襟上,辫梢用黑色的皮筋箍着,箍得整整齐齐。她眼睛不大,眼皮薄,看人的时候先眨一下再看——三十一年了,我一天都没忘过这个动作。
我上辈子跟她同班三年,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初三毕业那天她杵在校门口的槐树底下,好像是等谁,我从她面前走过去,走出二十米又回头看了一眼。
就那一眼,我看了半辈子。
后来她嫁人了,后来她男人打她,后来她三十七岁那年没的。这些是我妈在电话里当闲话跟我讲的,我当时正在开一个跨部门对齐会,我“嗯”了一声,说妈我这边忙。
“你干嘛?”陈静小声说。
“啊?”
“你回头瞧着我干嘛。”她把作业本卷成的筒收回去,压低声音,“老师看你呢。”
我赶紧转回去。马素芬正在黑板上写辅助线,没看我。我坐直了,后背绷着,手里头里头全是汗。四十六岁的人了,被一个十五岁的姑娘敲了一下后脑勺,心跳得跟偷家什似的。
造孽啊。我在草稿纸上写了一溜字,撕下来,从桌子底下往后递。
“你啥时候坐我后头的?”
纸条被抽走。过了半分钟,从我胳膊肘边上塞回来。
“上礼拜换的座。你都没发现。”
后面还画了个小圆点,像是想画啥又没画,我盯着那行字看了老半晌。字很小,很正,横平竖直,一笔一划的力气都用得匀。
上礼拜换的座。我上辈子硬是一直没发现——不对,我发现了。我记起来了,我那时候整整一个礼拜不敢回头,坐得笔直,连椅子都不敢往后靠,怕碰着她的桌子。
十五岁的苏放,你可真行。
我又写了一溜递回去:“你爸是不是在供销社上班?”
这回等了挺久。久到马素芬讲完了一整道辅助线的证明,久到我寻思她不会回了。
纸条塞回来的时候被折成了很小的一块。
“你问这个干啥?”
我笑了一下。我就知道。
“想请他吃饭。”我写。
后面没动静了。我把脖子往后转了三十度,保不齐半晌还有变数,用眼角看她。她低着头在写作业,耳朵尖是红的。
下课铃响,杨海军从末了一溜挤过来,一屁股坐在我前桌的桌子上,两条腿吊着晃。
“苏放,”他把一个塑料袋往我桌上头一扔,“给你留的。”
袋子里是半根火腿肠和两颗大白兔。我盯着那半根火腿肠。上辈子这袋家什是他扔给我的,我道了谢,我还挺高兴。一个抢过我三次饭票的人,扔给我半根火腿肠,我愣是挺高兴。
“不用。”我把袋子推回去。
“哟。”杨海军挑起眉毛,“三十九分还挑食?”
“我不是挑食。”我说,“我是不想欠你的。”
他愣了一下,笑了:“我啥时候让你还过?”
“上礼拜三,我食堂的饭票。”我说,“两块钱,你拿去买了一盘录像厅的票。你没让我还,你也没打算还。”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了几排。杨海军的腿不晃了。
“苏放,”他说,“你今天吃错药了吧?”
“吃对了。”我把书包拉链拉上,站起来,“海军,两块钱我不要了,火腿肠你也拿回去。咱俩以后各花各的。”
“行啊。”杨海军从桌子上跳下来,把塑料袋拎起来,在手里晃了晃,“苏放,你这两块钱的骨气,我记住了吧。”
“记住挺好。”
“你别到时候又来找我借。”
“我不借。”我把书包甩上肩,“海军,往后你要是想找我借,倒是可以说说。”
底下有人“嗤”地笑出声,笑完赶紧捂嘴。
杨海军的脸红了一半,我从他身边挤过去,出了教室门。走到楼梯口我才发现自个儿手在抖。不是怕,是爽的。三十一年前的那两块钱,我一直记得,我一直没敢说。
背后头有脚步声追上来。
“苏放。”
我回头。陈静抱着书,杵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眼皮眨了一下。
“我爸不在供销社。”她说。
我心里头咯噔一声。
“他在县百货公司。”她停了停,声音更小了,“不过老十字街那排房子,是他们那个片管的。你问这个,真的是想请他吃饭?”
“真的。”我说,“不过不是我请。”
“那是谁?”
“我爸。”我说,“我爸苏建国,我妈周凤琴。我们家要在老十字街上租个门面。”
陈静抱着书没动。她看我的那个眼神,跟我妈昨天下午看我的一模一样——像是在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烧糊涂了。
“你们家要做买卖?”
“对。”
“你才上初三。”
“我知道。”我说,“所以是我爸妈做,我出主意。”
她笑了一下,很轻,嘴唇抿了抿又松开。“苏放,你以前不说这么多话的。”
“以前是以前。”
“那你以后打算说多少?”
我被这句噎住了。我合计她是那号一句话要斟酌半晌的人——上辈子我脑子里的陈静一直是低着头的、安静的、说话像蚊子叫的。原来不是。原来她是没跟我说过话而已。
“看情况。”我说,“你要是不烦,我天天说。”
她的耳朵又红了,抱着书往楼梯下走,走了两级台阶停住,没回头。
“我爸姓陈,叫陈援朝。”
说完就跑了。我杵在楼梯口,手里还攥紧那张被折成小块的纸条,我把它塞进裤兜最里头那层,塞得很深。
下午放学,我没回家,先去了老十字街。
一间一间数过去:五金、日杂、针织、副食、烟酒、缝纫机修理。西头第二间门口支着两排铁架子,摆满了塑料凉鞋,一个剃板寸的胖子坐在小马扎上啃西瓜,瓜皮吐了一地。西头第三间锁着,门板上钉着一张沤黄的招工启事,房顶塌了一角,能瞧见里头的房梁。
我在街对面的电线杆底下站了俩钟头。
我数进出的人。从四点半到六点半,统共过去一百七十多个,骑车的占一保不齐,往南关桥那头去的比往北的多两倍。我用铅笔在草稿纸背面画“正”字,画了一整版,手指头冻得发僵。
上辈子我给人做了二十二年的活儿,末了剩下的本事就这一样——数人。
从老十字街出来天就黄了,我拐上糖厂路,这条路我走了三年,闭着眼都能走。快到纺织厂大门口的时候我就觉出不对了。
厂门口那面刷着白灰的宣传墙底下,围了三四十号人。自行车横七竖八地支了一地,有人踮着脚,有人往前挤,有人在骂。一个女的坐在马路牙子上哭,旁边有人拽她胳膊。
墙上头贴着两张纸,白纸,红字标题,四角用浆糊糊得死死的。我挤进去。
“凭啥先动大集体!”有人在我头顶上喊,嗓子已经劈了,“我在这厂里干了十六年!”
“喊半晌喊,上头定的。”
“上头?上头是谁?你把上头给我叫出来!”
“老李家的进去问了,人家说了,不是下岗,是分流。”
“分流分哪儿去?分家去?”
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干部杵着传达室门口,两手插在袖子里,谁问都不接话,就重复一句“有政策,有政策”。
麻婶侯玉兰在我旁边挤着,一边挤一边抹眼睛:“完了完了,我们家老侯昨儿还说轮不着咱。”
初三的男娃子挤这号堆最方便,从人腿缝里就钻进去了。我抬头。标题是:《关于第一批富余人员分流的通知》。
底下一竖一竖的名字,用钢笔誊的,字写得很漂亮。我从上往下看。第二列,第七个。
周凤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