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土蔽日，蹄声震地。
藤县以北的公路上，一支钢铁洪流正滚滚南下。
日军第 10 师团濑谷支队的先头部队已抵近城郊二十里处，数十辆八九式中战车在前方开路，履带碾过被破坏的公路，掀起漫天碎石；紧随其后的是九四式轻装甲车，车顶的机枪手警惕地扫视着两侧，枪口泛着冷冽的寒光。
战车集群后方，是绵延数里的浩浩荡荡而来的步兵。
日军步兵队列整齐，三八式步枪斜挎肩上，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每个中队配属的掷弹筒手、机枪手各司其职，行进间透着久经战阵的肃杀之气。
再往后，是炮兵部队，12 门 150 毫米四年式野战重炮被骡马拖拽着；8 门 105 毫米九一式榴弹炮、24 门改三八式 75 毫米野战炮紧随其后，再加上 16 门四一式山炮和 24 门九二式步兵炮，共计 84 门火炮组成的炮兵集群，如同一条蛰伏的巨兽，每一次移动都让大地微微震颤。
空中，50 余架 97 式轰炸机编队掠过，机翼投下的阴影笼罩着沿途的村落，引擎轰鸣声盖过了一切声响。
濑谷支队司令部设在一辆改装的装甲指挥车内，旅团长濑谷启少将正盯着地图，指尖在藤县的位置重重一点。
他年约五十，面容刚毅，嘴角却挂着一丝轻蔑的笑意，腰间的军刀随着车辆颠簸轻轻晃动 —— 那是他的家传宝刀。
“旅团长阁下，前方侦察报告，藤县守军混杂，有川军 122 师残部，还有一支刚抵达的中央军小部队，至于那个陈家驹的独立旅，连续经马家洼、霍家山两战，伤亡必定过半，此刻已是强弩之末。” 参谋官弯腰汇报，语气中满是不屑，“川军在娘子关一触即溃，中央军骄纵避战，至于杂牌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根本不堪一击。”
濑谷启冷笑一声，抬手拿起一份情报，上面印着陈家驹的照片 —— 照片上的青年军官身着染血的军装，眼神锐利如刀。
这份情报他已看了无数遍，上面的数字如同针一般扎眼：陈家驹独立旅累计斩敌 2037 级，缴获轻重武器无数。
“2037 颗人头……” 濑谷启的声音冰冷刺骨，指节因用力而发白，“这个陈家驹，用如此野蛮的方式羞辱帝国军人，让我部颜面扫地！参谋本部的命令已经下来，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独立旅，活捉陈家驹，让他为那些被砍下的头颅偿命！”
他身边的佐官连忙附和：“阁下说得是！自从这个陈家驹开始用人头记功，支那军像是疯了一样！以往他们只会龟缩在阵地里被动防御，如今竟频频主动出击，连一些杂牌部队都敢在侧翼骚扰我军补给线，无非是想砍几颗人头邀功请赏！”
“可笑至极！” 濑谷启猛地拍在桌案上，“那些人头，不过是他们自吹自擂的工具！可偏偏各国记者跟着起哄，拿着那些头颅的照片大肆报道。”
陈家驹用人头记功的办法，正中日军宣传的软肋——让他们的宣传彻底失效。毕是人头和日军的身份铭牌是做不得假的。
以往日军宣传自己的伤亡时，会刻意将伤亡数缩小十倍甚至是数十倍。
比如说淞沪会战，日军实际投入兵力近30万，累计伤亡超4万人，其中战死人数逾1.5万，可其大本营对外发布的战报却硬生生将伤亡总数压缩至3000余人，战死人数更是虚报为不足500，连实际数字的零头都不到。
他们惯用这种“数字缩水术”，一方面是为了稳定本土民心，避免因惨重伤亡引发国内反战情绪——毕竟彼时日本民众被军国主义宣传裹挟，坚信“皇军不可战胜”，一旦真实伤亡曝光，极易击碎这种虚假幻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震慑中国军队，营造“日军战无不胜、伤亡微乎其微”的假象，企图从心理上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
想到这里，濑谷启站起身，望着远处藤县的轮廓，眼中满是凶戾：“川军 122 师，兵力不足四千，武器落后，连重机枪都没几挺；中央军那个团，刚经历恶战，不过千余人；至于独立旅，不过是一支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在我支队的钢铁洪流面前，不过是待宰的羔羊！”
“旅团长阁下，” 另一名参谋提醒道，“通往藤县的铁路全线被扒、桥梁被炸，公路也被挖得沟壑纵横，我们的炮兵推进速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无法在第一时间投入战斗。”
“无关紧要！” 濑谷启摆了摆手，语气笃定，“这些小伎俩改变不了战局！命令随步兵行进的九二式炮兵部队加快行进速度，一到藤县城下，立刻展开，对藤县外围阵地进行饱和轰炸。战车集群从东关突破，直接轰开城墙；步兵随后跟进，肃清城内残敌！我要让陈家驹知道，冒犯帝国的下场，就是被碾碎！”
他顿了顿，补充道：“特别命令，一旦遇到独立旅的士兵，格杀勿论！找到陈家驹，要活的，我要亲自砍下他的头颅，祭奠那些牺牲的帝国勇士！”
可是濑谷启还是低估了中国军民破路的决心和智慧，很快，前方的公路突然变得狰狞起来。
原本还算平整的路面被生生挖开许多深浅不一的沟壑，骡马蹄子踏上去便打滑踉跄，拖拽着重炮的缰绳被绷得笔直，牲畜们嘶鸣着奋力蹬蹄，却只能在原地刨出深深的土坑，将重炮死死卡在沟壑边缘。
更要命的是，沟壑间还交错着被砍断的树干和碎石，即便想绕道也无从下脚——这不是自然损坏的路面，是人为的、系统性的破坏。
“八格牙路！”炮兵小队长佐藤气急败坏地踹向身边的骡马，看着卡在沟壑里的 150 毫米重炮，额角的青筋暴起。
他嘶吼着指挥士兵们放下炮架，试图用撬棍将重炮抬过沟壑，可每门重炮重达数吨，十几名士兵合力撬动，也只换来重炮微微的晃动，反倒让脚下的泥土愈发松散，几名士兵不慎滑倒，摔得满身尘土。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藤县一带的抗日志士陈家驹。
早在日军逼近的三天前，他就带着村里的青壮年，拿着锄头、斧头、炸药，日夜不停地破坏着周边的铁路和公路。
铁路轨道被拆得七零八落，枕木被付之一炬，铁轨接头处的螺栓被尽数拧走，即便日军想临时抢修，也找不到足够的零件；公路则被挖得沟壑纵横，关键路段还被炸毁了桥梁，只留下断裂的桥体和湍急的河水，成为天然的屏障。
陈家驹知道，日军的优势在于重火力和后勤补给，只要断了他们的路，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