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大田的捷报传了过来。
作战室里一片欢腾。有人拍桌子，有人鼓掌，有人喊对手也不过如此。一个年轻参谋甚至说：照这个速度，用不了两个月就结束了，咱们这些准备说不定都用不上了！
方天朔坐在角落里，没有吭声。
正出神呢，谁知他被点了将：小方，你怎么看？
敌人被打败的那个师是占领军出身。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平时的任务是维持治安,不是打仗。兵员大多是新兵,装备也不是对方最好的配置。用这种部队来衡量对方的战斗力,就像用护院的家丁来衡量正规军。
会议室安静了。
对方真正的主力——那几个精锐师——还没上场。这些部队和之前碰到的不是一个级别的。
他没有多说。该说的话前面已经说过太多遍了。
首长点了点头，转向全场：准备工作不但不能松，还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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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首长把他留了下来。
储备点的事,前几天已经定了。首长开门见山,该走了。
他点头。其实他这两天已经在做最后的准备——前天从情报处拿到了那边实际路况的第一手信息,当天晚上就改了一条路线。有几段标注为的路实际上是土路,一下雨就变泥浆。
加强连和卡车已经到位了。首长说,连长叫张大勇,打过大仗的老兵。
他记住了这个名字。
第一批三十吨物资今晚集结完毕——弹药十二吨，压缩食品和炒面八吨，医疗用品三吨，御寒装备五吨，其余是工具和建材。先送到三八线以南的那五十个游击储备点。
这五十个点是最急的。他接话,一旦对方从侧后方动手,那条线以南就会重新落入敌手。到那时候再想建,就来不及了。
首长看了他一眼——每次他说出这种笃定的判断,首长的眼神都会微妙地变一下。不是怀疑,更像是在心里又存了一笔,等着将来验证。
从今天算起,不到两个月。首长说,从后方到那条线以南,光路上就要十天。留给你埋东西的时间,满打满算四十天。
五十个点,四十天。
他在心里算了一下:平均每天要建成一个多。每个点要选址、挖坑、搬运、掩埋、伪装、记录坐标。路上还要应对可能的空袭、泥路、烂桥。
我明天凌晨出发。他说。
好。朝鲜方面也协调好了，会派联络员和向导跟你走。
首长从桌后站起来，走到方天朔面前。
他从军装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递了过来。
一把手枪。苏制托卡列夫tt-33。枪身擦得锃亮，但枪把上的木纹被磨得光滑，有几道细小的划痕。不是新枪——是用了很久的枪。
这是当初我在国内，决战阶段时用的。首长说，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不重要的事，带着防身。半岛那边不太平。
他双手接过手枪。枪身沉甸甸的，枪把上那些磨痕里藏着的故事——战场上六十万人的大决战，首长就是带着这把枪指挥的。
首长——
不用说了。首长退后半步，语气恢复了惯常的平静，保命第一，任务第二。遇到危险，丢车丢货都行，人不能丢。
明白。
去准备吧。
方天朔敬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他的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
三十吨物资。五十个储备点。四十天。
这些数字在他脑子里转着，但压过所有数字的是另一个念头——
他终于要踏上那片土地了。
记忆中，他是在1950年11月跟着九兵团过的江，穿着单薄的棉衣，在零下四十度的风雪中冻得嘴唇发紫。
回到宿舍，方天朔只用了二十分钟收拾行装。
背包底层——那双手套和那张纸条。北方冷。别冻着。现在是七月，用不上。但他要带着。
枪别在腰间。首长之前给的那封介绍信贴身收进内兜——上面盖着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的公章，到了前方，人民军后勤部门认这个。笔记本装进公文包——上面记着八十个储备点的坐标和老郑提供的路况修正信息。
他把公文包的搭扣扣好，拎在手里掂了掂。
这个包比他的命值钱——丢了命还有别人能接手，丢了这个包，八十个储备点的坐标就只存在他的脑子里了。
他把公文包的背带斜挎在身上，贴着胸口。
然后躺在床上，闭上眼。
明天凌晨四点出发。
睡不着。
脑子里一直在过各种细节——老郑说新义州往南那段土路下雨就趴窝，要是赶上雨天怎么办？朝鲜的木桥，三吨满载卡着上限，要不要把每辆车的载重降到两吨半留出余量？白天走还是夜间走？过了江之后第一站停在哪里？
翻来覆去想了半个小时，他强迫自己停了下来。
有些事情是在桌子上想不出来的。到了现场，看到实际情况，再做决定。
方天朔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明天凌晨四点。
目标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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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二十辆卡车在黑暗中排成纵队，发动机低沉地轰鸣着。
车队驶出驻地，消失在天亮之前的黑暗里。
方天朔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驶位上。连长张大勇坐在后面的第三辆车里——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兵从凌晨两点就在忙碌，清点物资和人员。
三名联络人员也在车队中，负责到了之后的对接工作。其中一位中文很好，坐在方天朔旁边，路上简明扼要地交代了注意事项——道路状况、对方飞机的活动规律、以及和当地打交道的分寸。
前线附近情况复杂，战线一直在变。他说，我们不要太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