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领命离开后不敢怠慢，当夜便召集军统局特务处几员干将，封死消息，分头密查。
谁到先生面前劝谏，其的消息来源，电报、银行汇款等等一条条线索像蛛网般收拢。
不出三日，一份绝密报告摆上了先生案头。
经过调查发现泄密的源头不在民国，而在日本。
日本在香港谈判桌上怕民国方一味拖延，他们既想逼先生就范，让先生下台被就有想煽动国党内部分裂，便由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暗中搭桥，
直接通过其他渠道，把日方开出的“和谈条件”原原本本递到了几位党内元老手里。
不但如此，日方还额外添油加醋，刻意放出风声：只要先生下野，重庆接受日华防苏协定，日军认为日军撤至七七事变以前态势，不要军费，不索赔款，长江沿岸租界也可归还，这些都是可以谈的。
这话传到党国元老耳中，顿时像滚油泼进了雪地，人心全化了。
部分党部大佬们原本就有人对持久抗战心存疑虑，如今听说日军肯撤兵、肯还租界、肯不赔款，只消换个人上台，哪里还坐得住？
一个接一个登门来见先生，有的满脸忧国忧民，有的一开口便涕泪横流，话里话外只有一个意思：委座应以苍生为重，不妨先应了日方条件，保住国家元气要紧。
先生送走了又一位来劝的元老，关上书房门，脸上那点客套的笑意立刻褪净。
先生走到窗前站了半晌，忽然冷笑一声，转头对侍立在一旁的陈布雷道：
“布雷，你看出来了吗？这些人，一个二个都被日本人眼前丢出的那些条件迷了心窍，他们只听见‘撤军’‘不赔款’，便以为是我j某贪恋权位，不肯下野。”
“我j某没下过野？民国十六年下过，二十一年又下过。有什么大不了？名义上换一个人上去，不过换块招牌，权柄还在党国手里，这事我不是放不下？”
先生顿了一顿，语气沉下去：“可日本人真正要的是什么？布雷，你听清楚了——他们开出的条件里，还夹着一条要先反苏！”
“要我们先同苏翻脸，然后才肯谈和平，这置我们于何地？真要照日本人说的做了，国人该如何看我？国格何在？民心何在？不说合约能不能履历，就算能履行，将来就算换来一纸和约，那也是卖国的和约！”
陈布雷躬身道：“委座洞察深远。日本人口口声声要谈判，如今却绕过我们直接与党内元老通气，分明是要拆散我方阵营。”
先生微微点头，声音缓下来：“所以，和谈不能断，但条件必须改。你替我安排，让乔辅三转告日方：
撤军、赔款、租界，这些都可以谈；唯独‘先反苏后和平’这一条，断无商量余地。要谈和平，日军先撤出民国领土，恢复到七七以前的状态；
什么共同防苏，那是和平实现以后的事，不能倒过来，日本若真有诚意，就拿行动来，别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
陈布雷当即应下，连夜拟电发往香港，先生随后又叫人把戴笠传来，命戴笠继续严密监视党内元老与日方往来的动静，凡是再有人私下与日本人接触，一律速报。
先生望着窗外汉阳阴沉的天色，低声自语：“先反苏再和平，还是先和平再反苏，这是生死攸关的次序，一步都不能错，不然外战正激烈，内战又打起来了。”
……
武汉的兆铭公馆内，气氛却与外界抗战的肃杀截然不同。
当兆铭从主和元老口中得知日本人开出的和谈条件中，赫然包含“要求先生下野”这一条时，兆铭眼中闪过难以掩饰的亢奋与精光。
年初的国民党临时全代大会上，先生确立了“总裁”的绝对权威，而他兆铭只落了个“副总裁”的虚衔，这让他如鲠在喉，深感自己连名义上的党内最高地位都丢了。
如今日本人主动提出让先生下台，简直是瞌睡送枕头！兆铭在心中盘算：若先生真能迫于压力下野，自己这个“副总”顺理成章便可取而代之，重掌党国大权；
届时还能乘势推行自己的“和平运动”，一举结束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自己必将成为挽救国家元气的历史功臣。
怀揣着这份野心，兆铭立刻行动起来。
他暗中串联了周佛海、陶希圣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又鼓动了几位党内主和元老，一同前往先生的官邸进言。
在会客室里，兆铭苦口婆心地劝道：“先生，如今虽阻敌战略于陇海线外，但日军主力未损，武汉危在旦夕，国家元气大伤，生灵涂炭，日本人既然放出了和谈信号，且提出撤军、归还租界等条件，我们不妨虚与委蛇。”
“至于他们要求您下野的无理条件，大可置之不理，或由党内其他同志出面暂代大位予以斡旋，保全国家大局啊！”
先生端坐在沙发上，面沉如水，他早已看穿日方分化国民政府的阴谋，并且对兆铭，还说什么其他同志出面暂代大位，直接说这个其他同志就是你兆铭呗。
先生随即也不想现在把事情做绝，所以态度模糊地回应道：“兆铭啊，日本人的话岂能轻信？所谓和谈，不过是缓兵之计与分化之谋。我j某人既然肩负国民重托，岂有临阵脱逃、向倭寇低头的道理？此事关乎党国存亡，绝非儿戏，休要再提。”
先生的软钉子让兆铭碰了一鼻子灰，虽未严词斥责，但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糊态度，让兆铭始终无法撬开他的嘴，和谈之事必定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