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过后不久，李家港第一次以“家电厂采购”的名义，将一批精密示波器运往内地。
这件事他谋划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宝安回来的那天晚上，方工最后握着他的手说的那句话——“你不写接收单，我也不写”——一直在他脑子里转。方工的意思是保护他，让这些技术资料的来路不留痕迹。但李家港想的更远。光是图纸还不够。宝安的工程师们拿着全套中周变压器工艺参数，可以把磁芯的q值从七十四提到八十九，但他们手里那台从上海调拨来的示波器带宽只有几十兆赫，测高频衰减曲线时波形抖得厉害。方工在实验室里用那台示波器给他看q值七十八的波形时，屏幕上的正弦波边缘有一圈细密的毛刺——那不是线圈的问题，是示波器本身的噪声。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只是在心里记下了一件事：图纸能帮他们把q值做上去，但要做到量产稳定，还需要能精准捕捉波形的设备。
他从宝安回来之后查了很久的禁运清单。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技术封锁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没松过，精密仪器、电子元器件、高端机床全部要经过层层审批，任何一台流向内地的设备都必须在海关登记最终用途。示波器被列在清单的中间偏前位置，分类是“可用于军事用途的电子测量设备”。民用示波器的出口许可门槛稍低，但高带宽机型——带宽超过一定标准的——全部禁运。内地不是造不出示波器，上海的研究所和广州的工厂都有国产型号，但带宽不够高、噪声指标不稳定、探头接口和进口主机不匹配。方工他们用那台上海产示波器，测低q值的中周还勉强能看，测高q值绕组的高频行为时波形上全是毛刺，工程师只能凭经验从噪声里猜真实衰减曲线的位置。这种“靠猜”的方式在实验室里或许可以接受，但要支撑每月数千只中周的量产质检，精度远远不够。他知道内地最急需的不仅仅是几张图纸，而是能让他们把图纸上的设计变成量产品质的基础硬件。
他的掩护方案经过反复考虑才定下来。创世纪现在业务发展快——星辰收音机的订单排到第二年，录像机的原型机已经进入磁鼓组件的工程验证阶段，电子表的外观设计和模具排期也提上了日程。每一条产品线都需要精密检测设备，他向日本供应商订购新型示波器时，每一台都有合法报关手续，收货地址是九龙塘创世纪车间。旧车间那些用了多年的老设备，则经过内部资产重编号和贴附教学仪器标签之后，以“教学支援”名义调拨给宝安培训基地——这个基地在港英政府教育署有正规备案，教学器材的进出口有自己的一套审批流程。每一批设备的流转都在内部资产登记册上留有完整记录，从入库编号到报废审批到教学调拨，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签名和日期。即便有人把这些登记册从头翻到尾，也只能看到一个管理严格的电子厂在进行正常的设备更新换代。
装箱那天，福伯在仓库里帮着打包。他把示波器一台一台地从铁架上搬下来，每一台都用细麻布擦干净外壳上的灰尘。那些示波器是车间里正在使用的旧设备——日本进口的，带宽刚好卡在禁运线的上方，是父亲在世时买的最贵重的一批检测仪器。现在车间升级了更新型号的同品牌设备，这批旧机器按正常流程本该卖给二手仪器商折现。福伯擦机器时动作很慢，就像他在传达室里擦搪瓷缸。每台示波器外壳上原本贴着红色创世纪财产标签，印着公司全称和财产编号，他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挑起标签一角，顺着胶面慢慢撕下来，再用一小团棉布蘸着酒精把残留的胶痕也清理干净，最后用干布擦到一点不剩。他撕下来的标签没有丢，而是叠整齐放进口袋里。每台示波器的电源线和探头都拆下来单独包好——探头是最容易在运输中损坏的部件，他用泡沫纸裹了好几层，再用橡皮筋扎紧。
“它去的地方没有维修站，探头坏了就没人能修。”他说，把包好的探头放进防震纸盒里，用胶带封好。
每装完一箱，阿强就过来用流转条码在每台仪器的出厂铭牌旁边贴上一个唯一编号。他从宝安回来后就在车间里建了这套记录体系，起初只是应李家港的要求做些内部设备盘点，后来他自己越做越细——每一台机器都有两张索引卡片，一张留在车间设备档案柜里，一张随机器走。贴条码时不加盖日期章，只留一个和内部分册对应的序列号。这些编号不是秘密，但只有他能说出每一个编号对照什么设备，以及这台设备最后一次校准是什么时候。
“被查的时候能说清楚，每台设备最终在哪条产线上都知道。不是做给别人看——万一出事，我们自己站得住。”他把条码用大拇指指甲压紧，检查了一下箱子的铅封和防潮纸，在装箱单上签下名字，然后把笔帽旋好放进工装口袋，拎着工具箱回实验台继续绕线圈。
走水路。这是李家港和麦叔反复商量后确定的路线。从九龙仓码头发货，经零丁洋到珠江口，在内河码头靠岸。这条航线上每天往返的货船数以百计，运的是成衣、玩具、电子零件、建筑河沙，什么都有。几台示波器混在创世纪与宝安培训基地日常往来的教学物资里，从外观到重量都和普通教具没有区别。货船一般是清晨从九龙仓出发，午后到零丁洋，傍晚进珠江口，在宝安的内河码头卸货。麦叔对这条航线熟得闭着眼都能走——每一个浅滩的吃水深度、每一个码头的装卸潮时，都刻在他脑子里。他甚至知道哪个码头的水泥墩子有裂缝、哪条栈桥的木桩在退潮时会露出被船蛆啃过的痕迹。
麦叔是个老海员，在这条线上来回跑了大半辈子。黑瘦，寡言，手上的茧像绞盘上的木柄，掌纹几乎看不见。他父亲当年也是跑船的，抗战时期帮地下党运过物资——把药品藏在煤堆里，把情报卷成纸卷塞在锚链孔里，什么法子都用过。麦叔小时候跟着父亲跑船，在零丁洋上学会了看云识风和从浪花的纹理认出暗礁。他父亲留给他的遗物只有一张旧船票，夹在他那本翻得卷了边的航海日志封面里。船票背面用铅笔画着好几道杠，每一道代表替地下党送过一次货。老爷子走的那年，船票上的杠刚好画满正面的最后一个角落。如今麦叔每次替创世纪从香港往内地送一批“教学仪器”，也沿着父亲在票底留下的铅痕再画一条——他用的是同一支铅笔，笔尖磨得只剩一小截。
出发前一天傍晚，方洁瑛从画室过来，把一个小布包放在传达室桌上。布包里是几张跌打膏药和一小袋炒米饼，还有两包她自己炒的苏州盐渍梅子。麦叔长年在海上，腿脚老伤，每次靠岸都一瘸一拐的。她问过福伯麦叔的伤腿需要什么药，福伯说跌打膏药就行，她就去街市的药材铺买了几贴。
第一批示波器顺利抵达上海。麦叔回来后，在码头卸完其他货物，站在船舷上朝岸边的阿强喊了一声“搞掂”。当天晚上，他送来一张对折的纸条。纸很薄，是从实验记录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笔迹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已收到，精度比我们现有的设备好得多，帮了大忙。署名就不写了，你知我知。”
李家港在车间后面的小巷子里把纸条看了好几遍。小巷子很窄，头顶是晾衣竹竿和横七竖八的旧电线，隔壁五金铺的下班铃从他身后叮叮当当地响了一串。他把纸条夹进祖父笔记本里——翻到那一页，祖父用工楷写着“此乃此生最有意义之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