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公署的人是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来到工厂的。一共两个人，一男一女，都穿着便装。男的拎着一只方角公文包，包带磨得发白；女的拿着记事本，封面上夹着一支黑色圆珠笔。他们没有开公务车，坐的是一辆计程车，付钱时让司机按表收费，没有要求打单。福伯在传达室看到他们从计程车里下来，男的弯腰跟司机要了一张收据，女的站在旁边抬头看了看工厂铁门上的招牌。福伯从窗口探出半个身子问找谁，对方把证件亮了一下。福伯看到证件上“廉政公署”四个字时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把门打开。
他们把谈话地点选在了仓库旁边那间临时腾空的小隔间。隔间里只有一张旧木桌和几把折叠椅，墙上挂着一块已经不再使用的模具排期板，板上还留着几个月前刘师傅用粉笔画的最后一批外壳水路图，粉笔灰被擦过但痕迹还在。男调查员把公文包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是李家港寄去的那封匿名信的原件，已经按廉署内部流程做了编号和归档。女调查员翻开记事本，拧开圆珠笔，把日期和时间写在第一行。
李家港第一个进去。谈话没有开场白，男调查员直接问了一个问题：“这些采购单，你怎么拿到的。”李家港如实答了——采购单分别来自三个被断供的供应商原件对照，码头那边由退休老伙计提供了旧档，运输公司牌照变更记录是金铺何老板从商会存档里翻出来的。他没有隐瞒任何一个环节，也没有夸大任何一份材料的作用。女调查员在记事本上密集记录，偶尔追问某个日期前后的差异，偶尔追问某个供货批次的到货时间和他启用替代渠道的具体操作方式。问到消防整改问题时她的笔短暂停了一下——从前两份意见书到第三次复查通过的间隔，比她预想的短得多。
“那个被调走的督察员，是怎么走的。”她把笔尖重新压回纸面。
“不是我的原因。”李家港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打印的物料审批日期对照表，推到调查员面前——表上几项评标审批日期与陈万金运输公司担保线路的启用日期近乎一一对应，笔迹工整，数据来源清晰。“他在物料采购科的签字日期，与运输公司那边几条固定担保线路的启用日期高度重合。消防署的审批档案和他经手过的供应商调研报告可以验证这一点。”
男调查员接过对照表，对着灯光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折好放进公文包侧袋里。他没有追问更多细节。“你做这些替代采购，都是自己找的？”
“不全是。”李家港从口袋里拿出阿强那张手绘的九龙半岛工业区地图，摊开在桌上。地图上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标注，每一条通往替代渠道的路线都被红笔重新描过——深水埗的二手仪器行、荃湾的台湾电子元件夫妻档、观塘后巷里查师傅的手工碳膜电阻铺，所有路线在九龙塘工业区交汇成一个不规则的网格。“这是我们的维修组长自己画的，花了四五年时间。断供之后我们沿着这张图一个一个找过去，有些还开着，有些搬了，有些已经倒闭了。但还在的那些，每一家都愿意接我们的单。”
女调查员把地图摊开，仔细观察了那些标注。每一个替代渠道旁边都标着被断供的供应商名称和对应切换日期。她对着灯火看了很久，然后把地图还给李家港。她没有问地图上的笔迹是不是他自己的，只是在记事本上又写了一行字。
接下来被叫进去的是刘师傅。他进去时双手还沾着注塑机的水垢，在裤子上反复擦了好几遍。调查员问他在注塑车间干了多少年，他说二十多年。问他模具水路图怎么排的，他把排模顺序讲了一遍，从冷却道到排气槽，每一道的标注顺序都按工序编号排列。问到陈万金的人第一次上门看地时他说了什么，刘师傅把当时跟梁经理说的那句话原原本本复述出来——“呢啲机器系我哋自己整嘅，唔卖。”女调查员记完这句话之后合上了记事本。她看了男调查员一眼，男调查员把公文包的搭扣合上。
整个谈话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调查小组离开时是下午四点多，车间里日光灯管正一盏盏亮起来。男调查员在车间门口停了一下，看着注塑机里刚顶出来的天蓝色外壳，外壳上的紫荆花正对着车间高窗里洒进来的阳光，静然无声。他没有走过去摸，只是站在原地看了片刻，然后问了一句：“这台机现在一天能打多少套壳？”刘师傅告诉了他一个数字。他点点头，走了。
阿强在车间门口目送他们上车。计程车的尾灯在铁门外的街角闪了一下，拐弯不见了。他回头对刘师傅嘀咕了一句：“他们在看产量，不是在挑毛病。”刘师傅把烟斗从嘴边拿下来，用烟嘴敲了敲旁边的工具箱边缘：“产量就是证据。你每天开工的时候不会想这些，但数字自己会说话。”
第二天下午，工厂收到了一份传真。福伯正在传达室里整理电话记录本，传真机忽然发出一阵尖锐的启动音，一张纸慢慢从机器里吐出来。他等纸全部出完，撕下来对着光看——发件方是廉政公署商业罪案调查组，收件人写着“李家电器厂负责人”，措辞极其正式：已受理相关投诉，将对被反映事项进行内部核查，并视情况转介相关事项予其他部门。信末没有结论，没有承诺，什么都没有。只是受理。福伯念完通知之后，把搪瓷缸子搁在电话机旁边。小周从财务室探出头问是不是又来催款了，福伯说不是，然后把传真折好递给刚好从实验台那边走过来的李家港。李家港看完把传真夹进那个已经塞得很厚的档案袋里——紧挨着消防复查合格批复和何老板的手写担保条。
又过了一天，消防署的电话也来了。打电话来的是霍副署长办公室的秘书，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例会纪要：“经消防署内部审查，此前涉及贵厂之查封令因程序瑕疵即日撤销。相关督察员已被调离现职。”福伯接电话时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在电话记录本上慢慢写下“撤销”两个字，又在前面空白的方格纸上画了一个小圈。电话挂断后他坐在藤椅上，从抽屉最底下翻出那张皱巴巴的《星岛日报》分类广告版——就是几个月前他亲手从报纸上剪下来、用红笔圈出“收购破产工厂”广告的那张。报纸已经被反复折叠得起了毛，红笔圈的那行字褪了色。”他拿着这张报纸和搪瓷缸，走到废料桶前面，把报纸撕成两半——撕得很慢，纸张纤维断裂的声音在安静的传达室里格外清晰——两半叠在一起，再撕，直到变成一叠不规则的碎片。然后他把碎片扔进了废料桶。碎片散在螺丝和断铜丝之间，那张“陈生”的广告被撕成了几片，电话号码的几个数字分散在不同的纸片上，再也拼不回原来的顺序。他站在那里，把搪瓷缸里的凉茶一口喝完。喝完他往废料桶里看了一眼，那些撕碎的报纸片被缸底残余的几滴茶水洇湿了边缘，墨迹慢慢化开，像一朵极小的灰色花。
方洁瑛傍晚从画室过来时，经过传达室门口，看见废料桶里最上面那几片还没完全沉下去的碎报纸。其中一片上印着“收购”两个字，旁边有一小团洇湿的茶渍。她没有问福伯，只是把刚从画室带来的新书签放在传达室桌上，指了指铁门方向：“外面那片空地可以重新划线了。之前轮胎压歪的那道裂缝，我下午过来时数了数，已经快被新的车轮印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