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金在消防署的人被调走后，李家港没有松懈。他知道仅凭内部关系的瓦解还不足以完全解除威胁——你可以拔掉对方在体制内最得力的一颗螺丝，但只要舆论场上没有人知道陈万金对九龙塘制造业做了什么，他随时可以找新的经办人来填上旧位。必须把这件事从暗处的公文斗法拉到明处，让上下游的业界都能看清围猎的套路是什么。
那天晚上，他在书房里用铅笔起了一份草稿。起笔就平铺直叙，不是起诉书，不是检举信，是一封读者来信。写给《明报》的。语气控制在一种不卑不亢的克制区间——既不像技术报告那样冰冷，也不像讨伐檄文那样情绪化。他避开任何可能被对方律师团咬住不放的具体人名和公司名，只把矛头指向一种普遍存在的商业围猎现象：在工厂最需要现金流的时候，供应链突然断裂；在工厂刚刚站稳脚跟、用新渠道勉强扛住断供压力的时候，政府公权力又以一种“合规角度”的姿态切入每一次逐条检查；而在工厂被供应链和行政压力双面夹击、流动资金耗尽之后，一份远低于市场价的收购方案恰好出现在工厂主的办公桌上，由一个从来只打交道、从不挂牌的地产中介客客气气地递过来。每一步都不违法，每一步都是合规的。但整套流程走下来，就像一具设计精良的齿轮组，每一齿之间都有人为安排的同步逻辑。落款没有署名，只写了“关心香港工业未来的市民”。地址是工厂传达室，为免被轻易识别寄自何方，收件人写的是“福伯转”。
写完之后他反复改了好几稿。第一稿写得太像工程报告——他把供应链断供的时间序列、行政施压的公文编号、消防复查和供应商停止排单的并发节奏全部用列表方式做成了矩阵，数据清晰但读起来没有任何感情。这样写，报纸不敢登，读者也看不下去。他把第一稿撕掉重写。第二稿又太不像自己了——刻意模仿坊间评论员的激昂口吻，字里行间堆着许多“我们强烈敦促”、“必须有组织有责任地揭发”，读起来像某个行业团体在集会上的公开信。他撕掉了，重新磨墨。第三次用的是他自己在车间里跟工人们说话时的语气，不用华丽词汇，只是把案例讲清楚。他把陈万金对破产工厂常用的四个步骤——断供、行政施压、低价收购、通过第二家公司把原厂拖入旷日持久的商业仲裁——全部写成虚构的“某类现象”，但每一步的细节都精准得足以让同行一眼就看懂。
信寄出去之前，他先让福伯和方洁瑛各看了一遍。福伯戴上老花镜，一句一句地从上读到下，读到“行政压力”那一段时，他用手指在旁边敲了一下——不是别的，是那种亲眼见过消防署的人如何拍下并不存在的隐患照片、然后知道这段话每一个字都站得住脚的老工人，用指节敲下的一个确信。方洁瑛读到那句“最脆弱的时候总有友善面孔在门口停一辆黑色福特轿车”时停了一下。她抬头看他。
“那个人的车也是黑色的。”她说的是梁经理。
李家港点头。他把这一稿誊抄到正式信纸上，信封上不留寄件地址。第二天早上，方洁瑛亲自顺路把它投进了上海街转角那只被漆成墨绿色的铸铁邮筒里。邮筒的投递口有些窄，信封要侧着才能塞进去。她推信的手很稳，信封划过投递口内侧时发出一声极轻的摩擦声，像铜线滑过骨架。
这封信在《明报》刊登出来之后，效果超出了他的预期。编辑部把它放在了“读者之声”栏目的头条位置，还在旁边加了一段语气克制的编者按：“本栏接获一封对香港工业前景深表关切的读者来信。其所述虽未指名道姓，但所言及之弊端，已引起相关业界的关注。编者在此暂不对内容真实性作任何评判，但欢迎各界人士就有关现象发表意见。”这段话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漏洞，但它出现在头条加黑框的位置上，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场。李家港认得这个编辑语气的分寸感——那是楚梦瑶写编者按时惯用的节奏。他没有打电话去问。只是把那期报纸剪下来，叠好，夹在档案袋里，放在梁经理上次送来那份消防整改意见书旁边。
更炸锅的是第二天。《星岛日报》的经济版紧跟着发了一篇五千字的深度调查，标题非常直接：《地产业与制造业之争：九龙塘多家工厂倒闭背后有何共性？》。报道里引用了好几宗近几年被低价收购的破产工厂案例，案发地全部在九龙塘。每一宗案例的收购方背景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但读者只要稍微翻一翻过去两三年的公司注册公报，就能找到陈万金名下那几家地产投资公司的名字。报道中列举的时间线，恰好与陈万金在半年间持续接触的几个工厂项目完全重叠——其中一宗的收购合同签订时间，就在李家电器厂消防复查被宣布合格之后没几天，原来同时摆在陈万金台面上的多个备选项中，只剩下李家这一家还在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