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远在县城跑了两天，把铺面的事基本敲定了。转让费从六万八谈到了五万二，房租从一年一万八谈到了一年五，先交半年。房东老太太被他磨得没办法，最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后生，比我儿子还会砍价。”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夸他，但还是笑着道了谢。
铺面定了，接下来是装修。熊永刚带着人来量了尺寸，说要回去画图纸，让陈志远等两天。陈志远等不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第三天一早，他跟母亲说去县城办事，实际上坐了去市里的班车。
他要去见父亲。
父亲被关在市看守所，已经三个多月了。家里人一直不让他去，说去了也没用，反而影响心情。但他等不了了。他要亲眼看看父亲，要亲口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班车到江城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他下了车，在车站旁边的小饭馆买了一碗面，三口两口扒完，抹了抹嘴，出门打了辆三轮车。
看守所在城北，灰扑扑的一栋楼，被一圈高高的围墙围着，墙上拉着铁丝网，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大门是铁的，漆成深绿色，已经斑斑驳驳地掉了很多块，露出底下的锈。
他站在门口，心跳得很快。
“找谁？”门卫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陈国栋。我是他儿子。”
门卫看了他一会儿，把窗户关上，打了个电话。过了几分钟，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出来，把他领进去，让他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等。
走廊很长，灯管是日光灯，白惨惨的光照在灰色的水泥地上，照出一层冷意。空气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着某种说不清的霉味，钻进鼻子里，让人想打喷嚏。
他等了很久。墙上的钟走得特别慢，秒针一格一格地跳，每跳一下都像是在他心上敲一下。
“陈志远？”一个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
他站起来，跟着那个穿制服的年轻人走进一扇铁门。门后面是一间很小的房间，中间隔着一道玻璃，玻璃那边摆着一把铁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
陈志远站在玻璃前面，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玻璃那边的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那是他的父亲陈国栋。
三个月不见，父亲瘦了一大圈。原来那件蓝色的工装挂在他身上，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头发白了很多，不是那种花白，是大片大片的白，像冬天里落了霜的枯草。脸上的颧骨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进去，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看人的时候还是那种老样子——不躲不闪，直直地看着你。
“爸。”陈志远的声音哑了。
陈国栋笑了一下，嘴角扯了扯，没扯出什么弧度：“来了？”
“嗯。”
“吃了没？”
“吃了。”
“你妈呢？”
“在家。”
“两个弟弟呢？”
“上学呢。”
一问一答，像是在说别人的事。陈志远的手按在玻璃上，玻璃很凉，掌心贴上去，印出五个模糊的指印。
“爸，”他说，“我会想办法的。”
陈国栋看着他，摇了摇头：“你别管。大人的事，你不用掺和。”
“我不是小孩了。”
“在老子眼里，你就是小孩。”陈国栋的语气忽然硬了一下，但很快又软下来，“好好上班，别管这些。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爸扛得住。”
陈志远没说话。他看着父亲的眼睛，那里面有血丝，有疲惫，有某种他不愿意去辨认的东西，但唯独没有害怕。
“爸，”他又叫了一声，声音很轻，“谁举报的你？”
陈国栋的眉头皱了一下，很快又松开：“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过去的事，别提了。”
“我知道是谁。”
陈国栋看着他，眼神忽然变得很锐利，像刀子一样，刮过他的脸：“你听谁说的？”
“姑父。”
沉默。很长很长的沉默。玻璃那边的陈国栋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曾经在黑板上写过无数个字，曾经握着他的手教他写过第一个“人”字，现在那双手搁在膝盖上，微微发抖。
“别管了。”陈国栋终于抬起头来，声音很平静，“爸这辈子，问心无愧。他们爱怎么弄怎么弄，爸认了。”
“你不该认。”陈志远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撞在墙上又弹回来，嗡嗡的，“你没做过的事，凭什么认？”
陈国栋没说话，只是看着他。那目光里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种很深的疲惫，像一个人在泥泞里走了很久，已经不在乎鞋上沾了多少泥了。
时间到了。穿制服的年轻人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陈志远站起来，隔着玻璃看了父亲最后一眼。父亲也站起来，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朝他挥了挥手。
走出看守所大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金红色的，照在他脸上，暖烘烘的。他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泥土的味道、草木的味道、远处炊烟的味道，和看守所里面那种消毒水混着霉味的空气完全不一样。
他把手插进口袋，摸到那张皱巴巴的实习申请表，指尖触到纸边的时候，被划了一下，微微的疼。
他把手抽出来，看了看指尖上那一道浅浅的白印，然后转身往车站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