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伯叫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刚走到巷口。
“等阵。”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枚钉子，把我们钉在了原地。我回过头，看见他站在龙眼树下，一只手扶着树干，另一只手朝我们招了招。晨光已经越过围村的屋顶，照在他身上，把他灰白的头发染成了淡金色。
“有些东西，我刚才没想起来。”他说，“月明走的时候，还留了一封信。她说是给‘邓伯恩公’的，我当时不识字，就没拆。后来事多，也就忘了。”
我和阿敏对望一眼。她怀里的铁盒已经沉甸甸的，但此刻我们谁也没有犹豫，转身跟着邓伯回到了院子里。
邓伯重新在竹躺椅上坐下。这一次他没有倒茶，而是从躺椅旁边的暗格里摸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裹了好几层，最里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封面上用钢笔写着四个字：邓伯恩公。
字迹娟秀而用力，墨迹在收笔处微微洇开，像是写字的人手在发抖。
邓伯把信封递给我。“你拆。我不识字，拆了也白拆。”
我接过信封。封口处用米粒粘过，干透后硬得像石头。我用指甲一点一点抠开，生怕撕坏了里面的信纸。阿敏凑过来，手里举着手机当手电筒。晨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信纸上。
信纸有三页，正反都写满了字。月明的字迹和笔记本上一模一样，工整得像印刷体，只有最后几行开始有些潦草，像是时间紧迫，来不及写完。
“邓伯恩公：
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您别难过，这是我的命，我认。但有一件事，我放不下，只能托付给您。
我留下四张底片，藏在铁盒夹层里。这四张底片，是我在实验室拍了三年的证据。每一张都关系到韩志明和他背后的势力。他们用基因疗法做幌子，实际上是在造一种针对特定族群的基因武器。我发现了，想阻止，但我太弱小了。
我逃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只带了这四张底片和我的孩子。底片我留在这里，孩子我带走了。我不能让韩找到这些底片，也不能让他找到我的孩子。
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我画的地图来找您，请您把底片交给他们。然后告诉他们，去找屯门青山湾的阿潮。阿潮是我最后见过的一个人，她知道我去了哪里。
阿潮在青山湾经营一艘渔船，船名叫‘平安号’。您跟她说‘月明让我来的’，她就明白了。
还有一件事。我留下的那个细路仔，他叫——”
信在这里断了。后面还有半页纸，但全是空白。最后一个字落在“叫”上，最后一笔拖了很长，像是写的人突然被打断了。
我翻过信纸，背面还有几行字，更潦草，像是后来加上去的：
“韩志明有个习惯，每年冬至都会去深水埗那间公司大楼的地下室。那里有他的秘密档案室。底片只是第一批证据，档案室里还有更多。冬至那晚大楼没什么人，是最好的时机。”
“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阿潮。她帮我，但她也有自己的难处。”
“孩子平安。我给他取名叫——”
信到此处，彻底断了。
最后那几个字被水渍洇开了，看不清写的是什么。我把信纸举到眼前，凑着晨光辨认了很久，只勉强看出第一个字似乎是个“林”字，后面被一团墨渍盖住了。
“孩子叫林什么？”阿敏问，声音很轻。
我摇摇头。“看不出来。被水泡了。”
邓伯从躺椅上直起身子。“水？不可能。这信封我用塑料袋裹了三层，放在暗格里，老鼠都咬不到。哪里来的水？”
我把信纸递给他看。邓伯凑近看了很久，那双浑浊的老眼里忽然闪过一丝光。“这不是水，”他说，“这是泪。”
他用粗糙的指尖轻轻摩挲那个墨渍。“月明写这封信的时候在哭。眼泪掉在纸上，把墨化开了。”
我重新拿起信封，把里面翻了个底朝天。信封底部有东西——四四方方的，很薄。我把信封倒过来抖了抖，四张小小的底片滑出来，落在我掌心里。
底片只有指甲盖大小，黑乎乎的一片，肉眼根本看不出内容。但我知道，这里面藏着能让某些人万劫不复的东西。
邓伯看着底片，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想起来了。月明走的那天，她一直在哭。她抱着细路仔，眼泪一滴一滴掉在细路仔脸上。细路仔不懂事，还伸手去抓她的眼泪。”
他抬起头，看着院子里的龙眼树。“那天她跟我说，邓伯，我可能回不来了。我说你别说这种话，你带着孩子，去哪里都能活。她说不一样，邓伯，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厉害。她说了这话之后，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手上写了什么。我问她写什么，她说，孩子的名字，她怕自己忘了。”
“写在手上？”我追问，“写的是什么字？”
邓伯闭上眼睛，像是在努力回忆。“我看不清。她写得很快，写完就把手攥紧了。我只看到最后一个字……好像是个‘安’字。”
“安。”阿敏重复了一遍。她低头看着自己怀里的铁盒，铁盒里的长命锁上刻着“平安”二字。“平安。她给孩子取名平安。”
邓伯点点头。“对，就是平安。她走的时候一直说，平安，平安，妈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晨光越来越亮，院子里开始有了鸟叫声。一只麻雀落在龙眼树上，歪着头看着我们。邓伯站起来，走到院子角落的一口废井旁边，弯腰从井沿上拿起一块压咸菜的石头。
石头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凹槽。他从凹槽里摸出一样东西，用红布包着，只有拇指大小。
“这个也是她留下的。她说如果有一天孩子找来了，就把这个给孩子。”
他打开红布，里面是一枚小小的铜章。章面上刻着一个字：林。
“这是她的私章。她说孩子的名字她想好了，就刻在这个章上面。但她来不及刻，就走了。”
我接过铜章。章面磨得很光滑，边缘有些发亮，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章面上那个“林”字，笔画纤细，和信上的字迹如出一辙。
“邓伯，”我问，“您刚才说，月明走的时候是坐一辆白色日本车走的。您还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吗？”
邓伯想了很久。“记不全了。好像是……粤b开头，后面有几个数字。我只记得最后一个数字是‘4’。”
“粤b”是深圳的车牌。一个从深水埗逃出来的女人，坐着一辆深圳牌照的车消失在元朗的夜色里，然后在附近的鱼塘边出了车祸。车里没人，鱼塘里没尸体。
这条线索像一根针，扎在我脑子里，隐隐作痛。
“邓伯，阿潮这个人，您见过吗？”
“见过一次。”邓伯说，“月明住在这里的第三天，有个女人来找过她。那女人皮肤很黑，一看就是常年在海上晒的。她说她叫阿潮，在屯门开渔船。她跟月明在屋里说了一个多钟头的话，走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她们说了什么？”
“不知道。月明没告诉我。阿潮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她说‘阿伯，你是个好人，但有些事你最好不要知道’。”
我沉默了一会儿。阿潮知道些什么？她为什么让邓伯“最好不要知道”？她和月明之间，到底有什么约定？
阿敏一直在旁边安静地听着。这时她忽然开口：“邓伯，月明在这里住的那七天，有没有人来过？除了阿潮和我——除了阿潮和那个阿远？”
邓伯摇头。“没有。但她每天晚上都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听到她在打电话，声音很小，像是在跟谁吵架。有一次我听到她说了一句——‘你不要逼我，我手里有底片’。”
“她在跟谁打电话？”
“不知道。那时候电话还没普及，她是用我屋里的座机打的。后来我去交电话费，发现那个月的话费特别贵，打了好多个长途。”
“长途？打去哪里？”
“账单上只写了‘外地’两个字，具体哪里看不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月明在逃亡途中还打电话给某个“外地”的人，威胁对方说“我手里有底片”。那个人是谁？是韩志明？还是别的什么势力？
“邓伯，最后一个问题。”我说，“1993年，您收留月明的时候，有没有人问起过她？有没有人来找过她？”
邓伯的眼神忽然变得锐利起来。“有。她走了之后第三天，来了两个人。一个高个子，穿西装，讲普通话。另一个矮一点，本地口音。他们拿着一份报纸，上面有月明的照片，问我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您怎么说的？”
“我说没见过。他们不信，在村子里转了半天，还去祠堂那边问了。后来就走了。”
“他们有没有留下什么？”
邓伯站起来，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张发黄的纸片出来，递给我。“那个穿西装的人走的时候，在巷口掉了这个。我捡起来想还给他，但追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上车走了。”
我接过纸片。是一张名片，边缘已经卷曲发黄，但上面的字还看得清：
“韩氏生物科技集团 高级研究员 陈志远”
电话、地址一应俱全。地址是深水埗长沙湾道某号。
陈志远。我父亲的名字。
“邓伯，您确定这张名片是那个穿西装的人掉的？”
“确定。他上车的时候从口袋里掏手帕，名片跟着掉出来了。我喊了一声，他没听见。”
我把名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和月明的不一样，更潦草，更男性化：
“月明，孩子的事我来想办法。你等我。”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字迹和我记忆中父亲留下的笔记一模一样。小时候他教我写字，他的字就是这样的——笔画急促，像是总有话来不及写完。
“怎么了？”阿敏看出我神色不对。
“这张名片，”我说，“是我爸的。”
阿敏接过名片看了看，又翻到背面。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背面这行字……写给月明的。说‘孩子的事我来想办法’。这个‘孩子’，可能指的就是月明的孩子，也可能——”
“也可能指的是我。”我说。
空气仿佛凝固了。院子里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了，龙眼树的叶子在晨风中轻轻摇晃。邓伯看着我们俩，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我早就猜到了。”邓伯忽然说，“你进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眼熟。你的眉毛，和你爸爸一模一样。他当年陪月明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浓的眉毛，这么亮的眼睛。”
“邓伯，您说我爸陪月明来过？”
“来过。月明住下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来了。骑着一辆摩托车，戴着头盔，在巷口等月明。月明抱着细路仔出去见他，两个人在摩托车上说了很久的话。后来月明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我知道她哭过。”
“他们说了什么？”
“不知道。但我听到你爸爸说了一句——‘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想办法的’。”
“想办法。”我重复着这三个字。想什么办法？是想办法保护月明和孩子，还是想办法对付韩志明？或者，他是在想办法保护什么别的东西？
“邓伯，我爸后来有没有再来过？”
“没有。那是唯一一次。月明走的时候也是他开车来接的。我亲眼看着月明抱着细路仔上了他的车，然后车就开走了。过了没多久，就听到撞车的声音。”
“您确定他们上了车之后车子开走了，而不是被人拦下了？”
邓伯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您说那辆白色车是失窃车辆。有没有可能，那辆车根本就是别人安排好的？我爸和月明上了车，开到鱼塘边，然后有人在那里等着他们？”
邓伯的脸色变了。“你是说……”
“我只是在假设。如果那辆车是有人故意安排的，那车祸就不是意外。而且车里没有人，鱼塘里没尸体——如果有人把他们带走了呢？”
邓伯沉默了很长时间。他走到龙眼树下，扶着树干，低着头，像是在跟树说话。“三十年了，”他说，“我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意外。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想着如果那天我拦住月明，不让她走，是不是就不会出事。”
“邓伯，不怪您。”阿敏走过去，轻轻握住他的手。“月明在信里说您是恩公。她信任您，才会把底片留给您。”
邓伯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我这辈子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基因武器，也不懂什么底片。但我知道月明是个好人，她那个细路仔也是好人家的孩子。我答应过她会保管好东西，等到有人来取。”
他把铜章和名片都递给我。“都拿走。该是你们的东西。”
我接过铜章和名片，感觉手里沉甸甸的。三十年前的秘密像一张网，每一根线都连着不同的人，每一个结都藏着不同的故事。月明、阿潮、我父亲、韩志明，还有那个在信上没写完名字的孩子——他们都被这张网缠住了，谁也逃不掉。
“邓伯，屯门青山湾怎么走？”阿敏问。
“坐西铁到屯门，再转巴士到青山湾码头。‘平安号’就停在码头最里面，蓝色的船身，船头画了一条鱼。”
“谢谢您。”我说。
邓伯摆摆手。“去吧。天亮了，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走出院子，走进围村的巷子。巷子比来时亮了许多，阳光从头顶的缝隙里洒下来，照在青砖墙上，照在墙角的青苔上，照在我们脚下的石板路上。
走到巷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邓伯站在龙眼树下，朝我们挥了挥手。他的身影被晨光拉得很长，像一棵老树的影子。
“走吧。”阿敏说。
我们穿过十八乡的村路，经过邓氏宗祠，经过那个卖豆浆的小摊，经过一大片鱼塘。塘水在晨光中闪闪发亮，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水面上有几只白鹭在飞，翅膀掠过水面，划出一道道白色的轨迹。
“阿敏，”我边走边说，“那张名片上的地址，是深水埗长沙湾道。离我们学校不远。”
“冬至。”阿敏说，“月明信上说，韩志明每年冬至都会去那栋大楼的地下室。今天几号？”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十二月十五号。还有五天。”
“五天。”阿敏重复了一遍。她抱紧了怀里的铁盒，像是在抱着一件比命还重要的东西。“我们先去找阿潮，然后去深水埗。”
“嗯。”
我们走到大路上，等来了第一班开往屯门的巴士。巴士上没什么人，司机打着哈欠，售票员在玩手机。我们在最后一排坐下，阿敏靠着窗，我靠着阿敏。
巴士开动的时候，她忽然说：“你说，月明的孩子叫什么？”
“信上没写完。但长命锁上刻着‘平安’。”
“平安。”她念了一遍。“林平安。”
“也可能不姓林。”我说，“如果月明为了保护他，给他改了姓呢？”
阿敏沉默了一会儿。“不管他叫什么，我们都会找到他的。”
巴士驶过一片又一片的围村，驶过鱼塘和农田，驶过天水围的高楼大厦，驶向屯门。车窗外的风景从绿色变成灰色，从村庄变成城镇，从过去变成现在。
但真相还在过去。在那个1993年的雨夜，在月明抱着孩子坐上白色汽车的那一刻，在那个叫阿潮的女人站在渔船上眺望远方的时候。
我们要回去，回到那个雨夜，找到那个被时间掩埋的答案。
巴士驶上屯门公路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邓伯说，月明住在那里的七天里，每天晚上都在打电话。有一次她对着电话说“你不要逼我，我手里有底片”。
电话那头的人，会不会就是阿潮？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还有那张名片。陈志远，韩氏生物科技集团高级研究员。我父亲在1993年的头衔，说明他在那间公司工作了很长时间。他是什么时候加入的？他参与了多少？他知道韩志明的真正目的吗？
这些问题像一堆拼图碎片，在我脑子里旋转，却怎么也拼不出完整的画面。
唯一的办法，是一块一块地找，一块一块地拼。从阿潮开始，从青山湾开始，从那张没有写完名字的信开始。
巴士驶入屯门市中心时，我握紧了口袋里那枚铜章。章面上那个“林”字硌着我的掌心，像一枚小小的、沉默的誓言。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路牌。路牌上写着：青山湾，前方出口。
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