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街的夜晚一旦真正降下来，和白天的模样简直判若两处。白天的铁架和塑料凳在入夜之后全部复活了，红白蓝帆布棚重新张开，像某种有固定节律的植物在黑暗中展开了花瓣。灯笼亮起来，一盏接一盏地把暖橙色的光洒在摊位间的石板路上，卖煲仔饭的铁锅冒着白汽，电子表的摊档前亮着冷白色的节能灯，卖旧唱片的铺子把喇叭搁在门口，放着什么老粤曲，女声悠悠地拖长尾音，从街这头传到街那头。
我们到的时候阿玲已经坐在门口了。她坐在那棵老榕树的根须下方，仍然穿着那件浅灰色的棉布衫，膝上架着阿财留给她的那把二胡，琴筒擦得干净，弓毛松香均匀。她面前的地上放着一只小小的铁罐，里面零星散着几张纸币，是路过的行人听完曲子随手丢的。她的眼睛还是闭着的，但脸微微侧向人流的方向，像是在用皮肤感受那些脚步声和说话声穿过夜气时的振动。
惠欣拉着我走到斜对面的煲仔饭摊旁边，要了两碗腊味饭，站在摊位的铁皮柜前面吃。从那个角度刚好能看清阿玲的正面，也能听到琴声。阿玲今晚拉的是《平湖秋月》，跟她在白天铺子里拉的那首一样，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指法，但夜晚的街声音色完全不同——白天的安静被夜市的喧嚣代替了，人声、锅碗声、远处的车流和偶尔的警笛，全都涌进来裹着琴声的轮廓，让那支曲子听起来比白天更远、更韧。
她拉完一遍，停下来喝了一口放在脚边的茶。这时候人群里走出一个老人。
我之所以注意到他，是因为他走出来的方式跟周围所有人都不同。庙街的人流是连绵不断的，像一条河，人顺着河走，从这头流到那头，中间不停顿、不回望。但那个老人是从人群里斜着切出来的，步伐不快不慢，稳稳地在人流中开出一条很窄的通道，像是走惯了这种拥挤的地方，身体自带一种让周围的人自动让开半步的气场。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唐装，布料是香云纱的那种质感，在灯笼的光下反射出一层暗沉的光泽。头发花白，梳得整齐，在后脑扎了一根细辫子，辫梢用一根红绳系着。他手里拿着一把折扇，半合着，扇骨在指尖转来转去。
他在阿玲面前停下来，站在那棵榕树的阴影边缘，静静地听完琴声最后一个尾音。然后他弯下腰，往铁罐里放了一张纸币。不是零钱，是一张一百块的港币，折了一下放进罐子里。
多谢阿婆。他说。声音比我想象中年轻，有一种说书人特有的沉和稳，像是每一个字都在喉咙里经过了打磨。
阿玲的头微微动了一下。她没有抬头——她的眼睛本来也看不见——但她的耳朵捕捉到了那个声音，手指在琴弦上按了按，像是在辨认一个很久远的音。陈伯？
老人笑了一声，很短，像是旧折扇被轻轻展开一下又合上了。阿玲的耳朵还是这么灵。隔了这么多年，还能听出我的声音。
师父说您搬去台湾了。
搬了，又搬回来了。老人在阿玲身边的一只塑料矮凳上坐下。矮凳是隔壁摊档的，他坐下去的时候动作从容，香云纱的唐装下摆在他腿上铺开，折扇搁在膝盖上。台湾住了八年，还是觉得庙街的烟火气养人。上个月回来的，在油麻地租了间房，每天夜里来庙街走一圈。
阿玲把二胡从膝上挪开，双手交叠放在琴筒上。您今晚来找我，是有话要说吧。
老人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折扇在掌心里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抬起头。他的目光隔着榕树垂下的根须，很准确地落在了我们站的方向。煲仔饭摊的白汽在中间升腾着，但我能感觉到那双眼睛正在透过白汽看到我们。
那两位，他扬了扬下巴示意了一下，是月明那个孩子吧。
不是问句。
惠欣放下手里的碗，从煲仔饭摊后面走出来。我也跟着走，穿过几顶帆布棚的间隙，在阿玲和那位老人面前站定。老人仰起头来看着我们，目光先是落在惠欣脸上，停了一拍，然后移到我脸上，停了两拍。
像。真像。他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一句，然后把折扇打开来，扇了几下，又重新合上。像月明年轻的时候。眼睛、轮廓，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那个弧度，一模一样。
您认识月明。
认识。老人点了点头，伸手指了指旁边另一只矮凳示意我坐下。我跟她认识了很多年。她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庙街，就是坐在这个位置听阿财拉二胡。那时候我在这条街上摆了个算命摊子，在榕树对面，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块写着陈伯神算的布幌子。她来听过二胡之后顺路到我摊上坐了坐，让我给她批八字。
批了什么？
老人把手里的折扇在膝上慢慢转了一圈，折扇合拢的时候发出很轻的咔嗒声。她八字里带桃花带驿马，命格有一个讲法，叫乱世佳人。意思是一生多风雨，情路沉浮，命途漂荡。她听了不但不怕，反而很高兴，说那我不是很精彩？
老人的嘴角浮起一个很淡的笑，像是想起了当时月明的表情。她那时候才十七八岁，梳着两条辫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问她怕不怕命硬，她说怕什么，我自己选的。我后来又给她批过一次，是1993年秋天。她带着一个男人来庙街，让我给那个男人看相。那男人长得周正，穿着一件蓝夹克，口袋里装着椰子糖。我看了那男人的手相，说他印堂有纹，那年秋天可能会有变动。月明在旁边听了，咬着嘴唇没说话。
陈怀远。1993年秋天他们一起来过庙街，找这位陈伯算过命。
那男人走了之后，月明又单独回来了一次。老人的声音放低了一些，折扇在手指间停住了，她在摊前坐了很久，也不说话，就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后来她忽然说陈伯，你再给我批一次。我看了看她的气色，又问了她的八字。1993年她大约二十五六岁，命格里那个乱世佳人的底色已经显出来了。我告诉她——今年十月有水厄，你命里带水，那一个月你身边的水要小心。
水厄。惠欣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水厄就是跟水有关的劫。十月多台风，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海面容易起浪。她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她笑了。她笑着说——那我就乘水而去。
夜风从庙街的巷口穿进来，把榕树的根须吹得轻轻晃动。阿玲坐在旁边，手指搭在二胡的琴弦上一直没有动，但她侧着头在听，嘴唇微微抿着。
乘水而去，老人重复了一下这四个字，声音比刚才更轻了一些，像在念一句已经念了很多年的旧诗，我当时说你还年轻，说什么乘水而去。她说陈伯，你不懂。有些事情不是我想不想去，是水到渠成。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跟我说了声多谢，就走了。
那是她最后一次来您摊上？
老人点了点头。没过多久她就从庙街消失了。阿财说她在十月里来过一次夜路，浑身是泥，手上带着血。但白天就再也没见过她了。他把折扇搁回膝盖上，双手握着扇骨，我等了很多年，想等她再来一趟，告诉我她乘水而去到底去了哪里。但她没有来。
风又吹过来一阵，比刚才大了一些。榕树的叶子在头顶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无数张纸在同时翻页。铁罐里的纸币被风掀动了一角，阿玲伸手过去把它按住了。
水厄。十月有水厄。惠欣在旁边轻声重复，月明在信里写她梦见妈妈在厨房煎蚝烙，澳门的厨房，有水龙头和灶台。她梦见家。但陈伯批出来的是——跟水有关的劫。她1993年10月因为台风延误了航班，没能飞去里斯本。她手上被碎玻璃划伤的时候，那天下着雨。她最后选择了澳门，那是被海包围的地方。水一直在她身边。
老人安静地听完了惠欣的话。他把折扇的扇骨抵在掌心，像是握着什么旧信的封口。月明那孩子，其实她知道。她自己知道自己选的是什么。她问我的时候，表情不是害怕。是一种——怎么说——像是找到了什么答案。他抬眼看向我，所以她跟我说乘水而去的时候，我信了。她是那种说到做到的人。
阿玲的手指终于动了。她重新把二胡架在膝上，松香涂过的弓毛搁在琴弦上，第一个音拉出来，还是《平湖秋月》。但这次比之前更慢，每一个音都拉得更长，像是琴弓在弦上走得格外小心，要让每一个音符都在夜风里多停留一会儿再散掉。街市的人声在琴声里流动着，灯笼的光把阿玲的灰白色短发照出一层暖色的柔光，她微微侧着头拉琴的样子，被周遭的人流衬得像一个静止的坐标。
老人坐在旁边的矮凳上，折扇合着搁在膝头。他没有再说话，只是听完了那首曲子。最后一个音消失的时候他合了合眼睛，然后睁开，把折扇拿起来朝我们这边微微抬了一下。
月明那个孩子，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个老人隔着十几年重新辨认某一张脸时特有的那种专注和温和，她留了一样东西在我这里。她走之前放了一个信封，说陈伯，如果我有一天没回来，你就把这个交给来找我的人。
他从唐装的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米白色的，边角已经泛黄，封口处用透明胶带贴得很仔细。信封正面没有字，背面用圆珠笔写着阿明亲启四个字。圆滚滚的笔迹，每一笔都写得很满。
我的手伸出去接那封信的时候，指尖微微发麻。信封很薄，像只装了一两张纸的重量。我把翻到正面，看到月明在封口胶带外面画了一朵小小的鸡蛋花，和戒指盒子里的那张纸条上一模一样，五个花瓣张着。
陈伯站起来，把折扇别进腰间，理了理唐装的下摆。信里面写什么，她自己没跟我说过。只说要是来了人，就给他。我等了十几年，今晚算是还了愿了。他看了看阿玲，又看了看我，月明在水里走了一趟，游到了你这里。
阿玲的二胡又响起来了。这一次换了一支曲子，我没听过，调子比《平湖秋月》更短促一些，带着一点民间小调的欢快，像是有风从水面上刮过来又散开的那种轻盈。阿玲拉这首曲子的时候脸上浮出一点很淡的笑，灰白的短发在风里微微晃动，像是在跟什么人打了个无声的招呼。
老人转身走进了庙街的人流里。他的香云纱唐装在人丛中很快就看不见了，只有那把折扇偶尔被灯笼光照了一下，在几个行人的肩膀之间一闪而过。阿玲的琴声从他离开的方向追过去，跟了一段，就被夜市的喧嚣吞没了。
惠欣站在煲仔饭摊的白汽旁边，看着我手里的信封。我低头把封口的透明胶带慢慢撕开，动作很轻，不想撕破那张已经泛黄的旧纸。封口打开了，里面只有一张纸，对折了两次。展开来，是月明的字迹，圆滚滚的，隔了十几年还是那么分明地印在纸上——
阿明，如果你看到这封信，妈妈已经走了。没关系。妈妈是乘水而去的。水不凶，很温柔。澳门有海，有船，有鸡蛋花。妈妈从小在水边长大，在水边等你爸爸回来，在水边等你长大。现在妈妈走了，还在水边等你们。
阿明，别难过。妈妈走过的路都是有方向的。你往前走，水会把路铺平。妈妈走了很远，走成了风和水本身。以后你走到海边，风里卷着的沙就是妈妈在摸你的脸。
信的末尾，她画了一朵鸡蛋花，五个花瓣张开着。花瓣旁边她用很小的字写了一行：替我谢谢陈伯。还有阿玲。还有阿财。还有你爸。还有你。
我把信叠好放回信封里，封口没有重新贴，只是让折痕自然合拢。信封背面的那朵鸡蛋花在我的手心里被体温焐了一会儿，银色的戒指隔着另一只手的口袋也在发着温。庙街的人流还在继续，煲仔饭的铁锅还在冒热气，卖唱的人换了一首歌，口琴的声音从街那头传过来，隔了几个摊档，断断续续的像隔了一层水的回音。
阿玲把二胡收起来，铁罐里的纸币拢了拢放进围裙口袋。她站起来，扶着门框朝我们的方向微微侧了侧头。曲子听完了，她说，该办的事也办完了。你们接下来要去哪？
惠欣看了我一眼。我把信封放进口袋，和戒指放在一起，两件东西隔着布料轻轻碰了一下。我说：去把这封信说的话，再往前多走一步。
阿玲点了点头。她侧身掀开门帘，灰布衫的衣角在灯笼光里一闪，然后她消失在了铺子深处的黑暗中。门帘在她身后合拢，把那盏黄灯的光也收回去了一半，剩下另一半落在榕树根须下的空凳子上。那只矮凳还留着老人坐过后的余温，塑料表面残留着一点香云纱布料压出的细密纹理。
我站在庙街夜市正中央，口袋里装着月明最后这封信。她说她乘水而去，她说妈妈走了很远，走成了风和水本身。她走了十四年，走成了风，吹过赤柱崖壁的灌木丛，吹过湾仔陈记后院那棵芒果树的树冠，吹过石硖尾公屋走廊上晾着的蓝白条纹床单。她也走成了水，涨潮时漫过地下通道排水管的管口，退潮时在黑色礁石上留下一层湿漉漉的反光。
惠欣收好碗筷，把两碗腊味饭的钱压在煲仔饭摊的铁皮柜台上。她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也顺着我刚才看的方向看了一眼那条阿玲的铺子所在的横巷。巷口的灯笼灭了，只剩下路灯的黄光铺在石板路面上，把榕树的根须投影成一排细长的影子。
走吗？
我们转身走入庙街的人流。夜风吹过来，把榕树的叶子带起一阵细响，像有人在远处翻着一本很厚的旧书。街口的红绿灯恰好转绿，斑马线上的人群开始移动，我跟着惠欣的脚步走进了那片流动的光影里。身后的庙街在夜风里越来越远，灯火和琴声都渐渐淡了，变成一种温热的、混着炭火和香料气息的背景嗡鸣。
口袋里的那封信贴着戒指安静地待着。月明在信里写了妈妈走成了风和水本身，此刻走在夜风里的时候，吹过脸颊的那阵晚风确实像是带着一点温的、不凉。像是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把手伸过来，在还没完全入秋的庙街之夜，隔着人潮和光，轻轻碰了一下我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