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我从西环回到自己住处的时候，台风已经过境了。街道上满地狼藉，断枝和落叶被雨水泡成暗褐色，贴着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像一层揭不掉的旧伤疤。我踩着那些枝叶走回家，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手指还在轻微发颤，拧了两下才拧开。
客厅还是老样子。茶几上摊着我之前铺开的那些东西——照片、地图、速写复印件、租约、铜扣、日记摘抄。日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照在那些纸面上，把每一件东西都照得清清楚楚。我站在茶几前面看了很久。之前看它们是碎片，今天看它们变成了一面镜子。每一件东西里都映着我的影子，只是我一直没有认出来。
我走到书架顶层搬下那只樟木箱。朱红色的漆面在日光下泛着暗淡的光，黄铜锁扣上的绿锈比上次更厚了些。我撬开锁，一样一样地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那些摄影集翻开来，里面印着父亲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拍摄的香港街景。以前我看这些照片只是看构图和光影，今天再看，我忽然在每一张照片里都看见了同一种东西——他在拍他即将失去的东西。他拍那些照片的时候，已经在为离开做准备了。他在记录一个他在心里已经告别了的世界。
徕卡m6放在箱底。我把它拿起来端详，机身冰凉，快门布帘上那个小洞还在，光从洞里透过来，落在我的掌心里，一个小小的、圆形的亮斑。父亲当年就是透过这只眼睛看见月明的。他端起相机对准她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他是谁。他按下的每一次快门，都在把她的影像存进底片的乳剂层里，然后他把那些底片带走，藏起来，留给三十多年后一个姓陈的女孩去翻找。
那个女孩是我。
我把徕卡放在茶几上，低头翻出那本1993年的日记。这一次我翻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慢，每一页都停下来看，看到任何跟或者或者有关的字眼就停下来反复读。日记里的文字在台灯下跳跃着，像是故意在躲闪我的目光，直到我翻到11月的一页，看到了一段以前被我忽略的、夹在两张空白页之间的小字，钢笔写的，笔画有些歪斜：
她走了。把那个孩子留给我。我抱着她站在码头上，风很大，船已经开了，阿月站在船尾朝我挥手，孩子在我怀里哭了几声就不哭了。我低头看她，她的眼睛睁着，黑黑的，像两颗小小的玻璃珠。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以后会叫什么名字。但我会把她抚养长大，把她养在一个没有地下通道和证物编号的世界里。这是我唯一能为月明做的事。
钢笔的字迹到这里就断了。下一页是空白的。再往后翻，日记本的后半部分全是空的，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字。
1993年11月，父亲抱着一个婴儿站在码头上。船开走了，阿月站在船尾朝他挥手。那个婴儿在我父亲的怀里睁着眼睛，黑黑的，像玻璃珠。那个婴儿就是我。父亲在那天决定把我养大，把我养在一个没有地下通道和证物编号的世界里。他做到了。我长大的过程中没有听过赤柱地道的事情，没有见过铜佛的照片，没有翻过案卷目录上的二字。他把我藏得那么好，像把一枚胶卷藏进三个不同的地方那样用心。
我合上日记本，顺手拿起旁边一只我从未打开过的扁平纸盒。盒子是牛皮纸色的，边角用胶带封着，没有贴标签。我用美工刀划开封口，里面是一沓照片，用橡皮筋扎着。我解开橡皮筋的时候手顿了一下，因为最上面那张照片里的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小时候，三四岁的样子，穿着一条红色的背带裙，站在一片草地上，手里攥着一只白色的风筝。照片的拍摄角度很低，像是有人蹲在地上拍的。
第二张，我坐在一个男人的肩头，男人的脸被相机的阴影遮住了大半，只能看到他的下巴和衬衫领口。那是我父亲。背景是一片模糊的海滩，沙滩上有一道木栈道延伸向水里。木栈道的样式跟大澳的一模一样。
第三张。我蹲在一个棚屋门口，门前的木板上晒着几条咸鱼，我伸着手指去碰鱼的眼睛，嘴巴咧着笑。棚屋的窗户朝北开着，窗台上放着一只搪瓷杯。
第四张。我骑在一个瘦削女人的脖子上，女人的脸被我的身体挡住了，只露出两条穿着灰蓝色短衫的胳膊和一截脖子。脖子上挂着一根红绳，红绳的末端是一个圆形的、铜色的小坠子。照片里我正用手去抓那个坠子，女人微微歪着头躲开，但没躲利索，铜色的影子在我的手指和她的锁骨之间晃了一下。
父亲在1993年11月抱着我站在码头上，那个晚上风很大，船开了，阿月走了。但后来他带着我回到过香港。他带着我去了大澳，去了那些棚屋，去了那个朝北开窗的房间。照片里的那个女人——瘦的，穿灰蓝色短衫的，脖子上挂着铜色坠子的——是阿月。她抱着我骑在她脖子上，我把手指伸进坠子的红绳里揪着不放。父亲蹲在几步之外举着相机，从取景器里看着我们。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那是谁。他只是把照片拍下来，封进纸盒里，收进樟木箱的最底层，等我有一天自己翻出来看。
我把那些照片一张一张摆在茶几上。红色背带裙的海滩。大澳的木栈道。棚屋门口的咸鱼。阿月脖子上的铜色坠子。我的手指勾在红绳里的样子，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只手，指甲盖像半粒米那么大。照片里的那个女人微微歪着头，低头看我，她的脸被我的身体挡住了，但我知道她在笑。三十多年前她抱着一个裹在军大衣里的婴儿从赤柱码头上了夜航船，然后在雨夜里把她交给了我父亲。后来她又见到了那个婴儿，在一个有木栈道和咸鱼味道的地方，她让那个婴儿骑在自己脖子上，感觉到那双小手指伸进绳子里去勾那枚坠子。
第七张照片翻出来的时候我停住了。这张照片里没有我。照片拍的是一个背影，一个女人坐在棚屋的窗边，面朝窗外。窗外是海和天空的交界线，灰蒙蒙的，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云。女人手里握着一支炭条，面前的画板搁在窗台上。她的背微微弓着，肩膀单薄，头发剪得很短，后颈露出一截灰蓝色的衣领。
那是阿月。她在画海天交界。银姨说她每天都在画那个。
我盯着那张背影看了很久。日光照在照片表面，把女人后颈那截灰蓝色的衣领照成了浅灰色。她的背影瘦而安静，像是被嵌进窗框里的一个影子，又像是那个影子在日复一日地描摹自己的轮廓。
我不认识她的脸。她从来没有让我看过她的正面。在所有的照片里，她要么用身体挡住我的视线，要么背对着镜头。她不想让我记住她的样子。但她让我骑在她的脖子上，让我伸手去揪她的坠子，让她画海和天的背影被我父亲拍下来，收进纸盒里，留给我在三十多年后看见。
我把徕卡m6拿起来，对着窗外按了一下快门。布帘上的小洞让光透进来，在感光元件上形成一道细细的亮痕。相机发出一声很轻的，跟我父亲当年按下快门时一样的声响。他在那些照片里留下的不只是画面，还有他按快门时指尖的温度和凝视的时长。那些凝视穿越了三十多年的时光，落在我此刻坐着的这个位置，落在我手里拿着的这些照片上。
客厅里安安静静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把茶几上的照片照得发亮。我坐在那些照片中间，看着自己从婴儿到幼儿再到成年人的轨迹被定格在相纸的不同时间切片里。父亲在用相机记录我长大的过程，也在记录他守护的秘密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他每按一次快门，都在把我更深地藏进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之中。他用那些照片告诉我，我就是我，我只需要做他的女儿就够了。
但今天，我翻开了樟木箱最底层的纸盒。我看见了阿月的背影，看见了她趴在窗台上画海天交界的样子。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年轻时经历过什么，不知道她为什么愿意用另一个女人的名字活一辈子。但我知道她骑着脖子逗我笑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一定很温和。我知道她把军大衣裹在我身上走进雨夜的时候，她的脚步一定很稳。她知道前面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她没有停过。
我数了数茶几上的照片。一共二十三张，跨越了大约五年。父亲在我五岁之后就没有再拍过阿月的照片了。也许她在那之后就离开了大澳，也许她还在但不再让父亲拍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些照片里藏着所有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我是从哪里来的，是谁把我送到了安全的地方，是谁用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守护了我那么多年。
窗外的阳光逐渐偏西，在地板上拖出一道斜长的光带。我把照片按时间顺序重新理好，扎上橡皮筋，放回牛皮纸盒里。然后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的街道已经被台风清理过了，断枝和落叶被环卫工人扫成了一堆，堆在路边的角落。空气里还有雨后的潮湿味，但风已经停了，天空正在放晴，云层裂开一道缝，露出湛蓝色的天。
我摸了摸脖子上空荡荡的位置。那里什么都没有，但我仿佛能感觉到一根红绳的重量和一枚铜色坠子的冰凉。那枚坠子现在在我背包里，在铅皮盒子里，跟月明的信和复写纸残片放在一起。坠子上的帆船浮雕朝着香港岛的方向，像是刚刚远行归来，正在慢慢泊进可以停靠的港湾。
我忽然想去大澳。今天就去。不用再查什么证据或者线索，就是想去看一眼那扇朝北的窗户，看看窗台上是不是还放着一只搪瓷杯。我想坐那艘慢船过去，在海上漂一个小时，等那些棚屋从水面上慢慢浮出来，铁皮屋顶在阳光下闪着斑驳的光。我想走在木栈道上，踩着那些吱呀作响的木板走到最靠近水面的那间棚屋门口。我想敲敲门，等里面的人应声，然后站在门口说一句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的、最简单的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