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潮修引擎的时候，我们还在船上。
他蹲在甲板上，面前摊着一堆拆散的零件，螺丝、螺母、垫片、火花塞，整整齐齐地排在一块旧抹布上。他手里拿着一把扳手，拧一下，停一下，像是把每一圈螺纹都拧进了回忆里。海风从避风塘的入口灌进来，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也不管。
“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想起来一些事。”阿潮头也不抬地说。扳手卡住一颗锈死的螺丝，他用力一拧，手背上的青筋暴起。“年纪大了，记性像渔网，到处都是洞，得慢慢捞。”
我和阿敏在船舷边坐下来。铁盒放在我们中间，盒盖上的铜锁反射着午后的阳光，像一只半睁的眼睛。
“那天晚上她上船之后，一直没闲着。”阿潮终于拧下了那颗螺丝，拿在手里对着光看了看，摇摇头，扔进一个铁罐里。“她抱着细路仔坐在那个角落，从包里掏出一支笔和一沓纸，开始写信。”
“写信？”阿敏问。
“是。写了撕，撕了写，甲板上全是纸团。我扫了一遍又一遍，扫得我烦了，就跟她说，你写完了再扔，不要一直扔一直扔。她听了笑了一下，说对不起大哥，我太紧张了。然后她就安静了，趴在膝盖上写，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阿潮把扳手换了个角度，继续拧另一颗螺丝。“船到将军澳附近的时候，她忽然叫我停船。我说这里不能停，还没到。她说后面有船跟着。我回头看，果然有艘白色游艇。雾很大，看不清船号，但能听到发动机的声音，是那种大马力游艇才有的声音。”
“你确定是白色？”我问。
“确定。船身白得发亮，在雾里特别扎眼。她让我关掉发动机。我把发动机关了，船在海面上漂。她抱着细路仔躲在船舱里，从舷窗往外看。那艘游艇从我们旁边开过去，离得很近，我听到船上有人在说话。讲普通话，说要检查前面的船。”
“检查什么船？”
“不知道。但那艘游艇过去之后，她松了口气，像是暂时躲过了什么。然后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就是那种牛皮纸信封，已经封好了口。她把信封递给我，说‘大哥，这个你收着。如果三年之后有人来找我问我的事，你就把这个给他’。”
“三年？”阿敏重复了一遍。
“是。她说三年之内，如果有人来问，不管是谁，都不要给。三年之后才可以。”
“为什么是三年？”
阿潮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看着我们。他的眼睛眯着，眼角深深的皱纹挤在一起。“她没说。但她说了一句话——‘三年之内，他找不到这里来。三年之后，就不好说了’。”
“她说的‘他’是谁？”
阿潮摇头。“不知道。但她上船的时候脸上有伤，我猜是被人打的。她说‘他找到我了’，说得又轻又怕，像是说一个鬼的名字。”
我低头看着铁盒。盒子里有笔记本、照片、长命锁、铜章，还有那封没写完名字的信。如果月明在船上又写了一封信交给阿潮，那封信应该是最完整的。她在颠簸的船上写了那么久，撕了那么多纸，最后留下的那一封，一定写得很慎重。
“阿潮叔，”阿敏的声音微微发颤，“那封信，还在吗？”
阿潮从甲板上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他走进船舱，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生锈的铁饼干盒出来。盒盖上的图案已经模糊不清，只能隐约看出是一朵红色的花。他把盒子放在矮桌上，打开盖子。里面堆着各种杂物：几枚鱼钩、一团鱼线、一个打火机、几颗生锈的螺丝。在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已经很旧了，边角卷曲发脆，封口处的胶水早已失效，但信封表面出奇地干净，像是被人反复擦拭过。信封正面写着一行字：
“给我素未谋面的儿子。”
字迹是月明的。和笔记本上的字迹一模一样，工整，娟秀，但笔画末端有些发抖的痕迹，像是写的人在哭。
阿潮把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我们面前。“她给我这个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如果三年后有人来问，就把这个给他。如果是我的孩子来了，就告诉他，妈妈对不起他’。”
阿敏伸出手，手指碰到信封的那一刻，她缩了一下，像是被烫到了。然后她深吸一口气，把信封拿起来，轻轻撕开封口。
信封里只有一张纸，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信纸很薄，几乎透光，叠得整整齐齐，折痕已经发黄发脆。阿敏小心翼翼地展开信纸，平铺在矮桌上。海风从舷窗外吹进来，信纸的一角微微翘起，我伸手按住。
月明的字迹铺满了整张纸。和笔记本上的不同，这封信的字更小，更密，像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拼命塞进更多的话。
“我的孩子：
妈妈写这封信的时候，你还在我怀里睡觉。你才三个月大，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不会叫妈妈。但妈妈已经知道，你一定能平平安安地长大。
你叫陈亨。亨，是亨通的意思。你爸爸给你取的名字。他说，不管你将来做什么，不管你去哪里，都希望你能亨亨通通，顺顺利利。妈妈把你的名字写在你的襁褓上了，用蓝色的线绣的。如果你长大了，看到那块布，就会看到妈妈写给你的第一封信。
妈妈走了。妈妈不得不走。有坏人要抓妈妈，也要抓你。妈妈不能让他们找到你。所以妈妈要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让一个好人照顾你。那个人会像妈妈一样爱你，会给你饭吃，给你衣穿，给你书读。你要好好长大，听那个人的话，不要恨妈妈。
妈妈不是不要你。妈妈只是不能陪你了。这世上有很多事比妈妈的生命更重要，你就是其中一件。妈妈做过一些事，得罪了一些人。那些人很有势力，很危险，妈妈不后悔，因为妈妈做的事是对的。但妈妈不能让你也卷进来。
你爸爸是个好人。妈妈和他认识的时候，他还在读书，戴着眼镜，下巴上有一颗痣。他笑起来很好看，像春天一样。他为了帮妈妈，做了很多危险的事。现在他也不知道在哪里，妈妈找不到他。如果有一天你见到他，请你告诉他，妈妈从来没有怪过他。妈妈怪的是那些坏人，那些做坏事的人。
你要记住几件事：
第一，你叫陈亨，你爸爸叫陈志远。你的生日是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日。你出生在深水埗的玛嘉烈医院。接生的医生姓周，是个女医生，戴眼镜，说话很温柔。
第二，妈妈留了一些东西给邓伯，在元朗十八乡。等你长大了，去找邓伯拿。那里面有妈妈这些年收集的证据，关系到很多人的生死。你要好好保管，但不要轻易打开。除非你找到一个你可以完全信任的人。
第三，不要去深水埗那栋大楼。那里面很危险。你爸爸曾经在那里工作，他会在冬至那天去地下室。如果你见到他，不要喊他的名字。他可能已经不认识你了，也可能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但你只要看他的下巴，看那颗痣。如果他还有那颗痣，他就是你爸爸。
第四，屯门青山湾的阿潮叔，是妈妈最后的恩人。如果有一天你见到他，替妈妈跟他说一声谢谢。妈妈欠他一条命。
第五，你有一个哥哥。妈妈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妈妈知道他还活着。你爸爸姓陈，你哥哥也姓陈。你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你们总有一天会相认的。
妈妈要走了。船在晃，字写得不好，你别嫌弃。妈妈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时间来不及了。你只要记住，妈妈爱你。不管妈妈在哪里，不管妈妈是死是活，妈妈都爱你。
你要好好长大。要读书，要识字，要做一个好人。不要像妈妈一样东躲西藏，不要像爸爸一样身不由己。你要堂堂正正地活着，站在阳光下，告诉所有人，你叫陈亨，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妈妈走了。永别了，我的孩子。
妈妈林月明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七日凌晨于平安号”
信到这里结束了。最后几个字被水渍洇开了，“妈妈”两个字化成一团淡蓝色的墨迹，像是写在纸上的眼泪。
阿敏读完信，很久没有说话。她的手指按在信纸上，按在“陈亨”那两个字上，指腹微微发白。海风从舷窗外一阵一阵地灌进来，信纸轻轻颤动，像一只随时会飞走的蝴蝶。
我看着她，看着她后颈上那弯月牙形的胎记，看着她微微颤抖的肩膀。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堵了一块石头。
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我叫陈亨。”
她说。
“我不叫阿敏。阿敏是我养父母给我取的名字。他们捡到我的时候，我身上裹着一块白布，布角绣着一个字。他们不识字，不知道那是什么字。后来我识字了，把布翻出来看，那个字是‘亨’。”
她抬起头，看着船舱壁上那张月明抱着婴儿的照片。“我就是那个细路仔。我就是信里说的陈亨。”
阿潮站在船舱门口，一直没说话。这时他忽然走过来，伸出手，轻轻拍了拍阿敏的肩膀。他的大手又粗又重，拍在阿敏肩上却轻得像一片落叶。
“你长得真像她。”阿潮的声音沙哑。“眉毛像，眼睛像，连说话的声音都像。月明说话的时候，尾音会往上翘，像在唱歌。你也是。”
阿敏的眼泪终于落下来了。大颗大颗的，砸在信纸上，砸在“妈妈”两个字上面，和三十年前的泪渍重叠在一起。
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手心全是汗。我握得很紧，像是怕她会被风吹走。
“你是陈亨。”我说。“你也是我妹妹。”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嘴唇抖着。“你……你确定？”
“我爸叫陈志远。下巴上有一颗痣，左边。他离开我和我妈的时候，我八岁。我妈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很久才能回来。但他一直没有回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片，翻到背面，指着那行字。“‘月明，孩子的事我来想办法。你等我。’这是他写的。他在跟月明说，他会想办法保护你们。他不是在骗她。他只是在——他只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
阿敏看着我，看着名片上的字，看了很久。然后她低下头，重新看着那封信，看着信上密密麻麻的字，看着母亲留给素未谋面的儿子的最后的话。
“他叫陈亨，”她忽然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嘴角已经翘起来了，“名字里有亨通之意。你说我爸取名字的水平怎么样？”
我也笑了。“不怎么样。亨通，好老土。”
“但比你的名字好听。”她擦了一把眼泪，“你叫什么来着？”
“陈默。”
“陈默，陈亨。一个沉默，一个亨通。”她摇头，“爸的取名水平确实不怎么样。”
我们两个都笑了。在这艘飘着柴油味和咸鱼味的渔船上，在三十年前月明坐过的角落里，我们两个素未谋面的兄妹，终于相认了。
阿潮在一旁看着我们，那张被海风吹皱的脸上，慢慢浮起一个笑容。他弯腰从桌子底下摸出三个杯子，又摸出一瓶酒，是那种很便宜的双蒸酒，标签都褪色了。
“喝一杯。”他说，“月明在天上看着，她高兴。”
他倒了三杯酒，递给我们一人一杯。我接过杯子，酒气辛辣，呛得我鼻子发酸。
“阿潮叔，”阿敏举着杯子，“这杯敬你。谢谢你三十年前帮我妈。”
阿潮摆摆手。“别谢我。我就是开船的。你妈是个好人，好人不该那样。”
我们碰了杯。酒很烈，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阿敏喝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眼泪又下来了。我喝干了整杯，把杯子放在桌上。
“阿潮叔，”我说，“大澳那个阿良的儿子阿全，在澳门的地址你有吗？”
“有。”阿潮从饼干盒底下摸出一张纸条递给我。“阿全在澳门风顺堂区的一间茶餐厅做伙计。他爸去世之后，他一直在澳门。你们去找他，就说是我介绍的。”
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澳门风顺堂区高楼街四十二号，荣记茶餐厅。
高楼街。月明在照片背面写的地址是高楼街三十七号。四十二号和三十七号，在同一条街上。
“阿敏，”我把纸条给她看，“你看。”
她看了一眼，眼睛亮了。“三十七号和四十二号。同一条街。”
“是。可能就在对面。可能是同一栋楼的隔壁。月明去澳门之后住的地方，和阿全工作的地方，可能就在同一条街上。”
阿敏把信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回信封里，又放进铁盒。她合上盒盖，手掌按在上面，像是在按着一样比命还重的东西。
“我们去澳门。”她说。
阿潮站起来，走到船舱门口，把门打开。午后的阳光涌进来，照得他眯起眼睛。“走之前，还有一件事。”
他走到船尾，弯腰从船舷外面拉起一个用绳子系着的网兜。网兜里装着几样东西：一个防水手电筒，一个小铁锚，一卷尼龙绳。
“海上用得着。”他把网兜递给我，“拿着。算是月明留给你们的。这些东西本来是她上船的时候带的，下船的时候没拿走，一直在我船上。”
我接过网兜，翻看里面的东西。手电筒还能亮，光线昏黄，但足够看清脚下的路。铁锚很小，巴掌大，但很沉，是纯铁打造的。尼龙绳很粗，打了几个结，像是曾经用来绑过什么东西。
“阿潮叔，”我问，“月明下船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带走？”
“没带。她只带了那个铁盒和细路仔。其他的都留在船上。我本来想还给她，但她走得急，我也忘了。”
我把网兜收好，放在铁盒旁边。然后我站起来，向阿潮伸出手。
“阿潮叔，我们走了。去澳门。如果找到什么消息，我回来告诉你。”
阿潮握住我的手。他的手粗得像砂纸，掌心里全是老茧和裂口。“不用告诉我，”他说，“找到了就好好过日子。别像月明那样，一辈子东躲西藏。”
他松开我的手，转向阿敏。他看了她很久，像是在看一个很久以前就认识的人。“你妈当年在这船上抱着你，坐了一整夜。她一直抱着你，一直亲你的额头。我跟她说，你睡一会儿吧，孩子我帮你抱。她说不，她说她怕一松手，你就没了。”
阿敏的眼泪又下来了。她上前一步，抱住了阿潮。阿潮僵了一下，然后慢慢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背。
“去吧。”他说，“去澳门。找你妈。不管是死是活，总要有个交代。”
我们走下船，踏上码头。阿潮站在船尾，目送我们。阳光照在他古铜色的脸上，照出眼角深深的皱纹，也照出嘴角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阿潮叔，保重。”我回头喊了一声。
他摆摆手，转身走进船舱。不一会儿，船舱里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播着一首老歌，旋律很慢，像海风一样悠长。
我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经过海鲜市场的后门，经过晾着咸鱼的竹架，经过屯门码头。阿敏走在我旁边，步子比来时快了许多，铁盒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
走到巴士站时，她忽然说：“哥。”
我愣了一下。这是她第一次叫我哥。
“怎么了？”
“你说爸——我爸，他现在在哪里？”
我看着远处青山湾的海面，看着那些泊在避风塘里的渔船，看着海面上偶尔掠过的白鹭。“不知道。但月明说他每年冬至都会去深水埗那栋大楼的地下室。今天十二月十五。还有五天，就是冬至。”
“五天。”阿敏重复了一遍。“我们先去澳门找阿全，然后回香港去深水埗。”
“嗯。”
巴士来了。我们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阿敏靠着窗，我靠着阿敏。巴士开动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摸出那颗白色的石头，放在掌心里，翻来覆去地看。
石头上那个“明”字，在阳光下微微发亮。
“她叫月明，”阿敏说，“月亮很亮的意思。她一定很喜欢这个名字。”
“嗯。”
“哥，”她忽然又说，“你说她还在吗？”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三十年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从香港逃到澳门，从澳门又去了哪里？她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还在某个地方等着？
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是握住阿敏的手，让那颗石头在我们掌心之间滚动，被两个人的体温一起捂热。
巴士驶出屯门，驶上高速公路。车窗外的海面渐渐远去，变成天边一条细细的蓝线。阿敏靠在我肩上，慢慢睡着了。她睡着的时候，眉头还微微皱着，像是有解不开的心事。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铁盒。盒盖上那把铜锁安安静静地扣着，锁扣上那根红色丝线，在夕阳的余晖里泛着暗沉的光。
那颗玉珠，温润得像一滴凝固的眼泪。
我闭上眼，脑子里是月明信上的最后一句话：
“妈妈走了。永别了，我的孩子。”
但妈妈没有走。妈妈的信还在。妈妈的证据还在。妈妈的长命锁、铜章、石头、底片，都还在。妈妈把所有的线索都留了下来，像是布下一盘三十年的棋，等着她的孩子来走完最后一步。
还有五天就是冬至。五天之后，深水埗那栋大楼的地下室，会有一个人出现。
那个人下巴上有一颗痣。
那个人，叫陈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