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工作室的完整制作记录完成固定。
第二件婚衣由四个人共同完成。
一人描稿，两人分区施绣，一人负责合缝。工作室保存着每日工时、材料领用和阶段照片，所有记录都指向最近三个月。
负责凤凰尾羽的绣工在情况说明里写得很清楚：她曾认为两处折线不符合丝线自然转向，向项目负责人申请调整，却被要求“严格执行数字稿”。
她留下的返工记录，反而成了b制作时间最清楚的证据。
调查人员没有公布四人的姓名。
他们按合同制作一件明确标注的现代复原件，不知道旧内衬来自哪件衣物，也没有参与后续鉴定和直播。手艺本身没有欺骗任何人。
真正改变性质的是交付之后。
工作室的出库照片里，b内侧缝着一块白色标签：“现代教学复原样，禁止作为历史原件交易。”标签以四角短针固定，很容易拆除。
罗家第一次看到b时，标签已经不见了。
从冯子昂项目仓库依法调取的物品中，那块标签被找到，连同两段拆下的白线装在同一个透明袋里。袋上手写日期，正是罗家直播前一天。
随后拼起来的是付款和流转链。
冯子昂先取得罗家搬家旧物的处理权限，将旧棉袄内衬送往工作室；再用反向数字母版委托制作b；b完成后，他以“协助比对”为由同时接触A和b；多家接入同一母版库的平台给出相似报告后，他又诱导罗广成公开指控、扩大纠纷。
聊天记录里，他对项目助理说：“争议越大，原件越不好留在他们手里。”
另一条写着：“先把处置授权签下来，索赔只是名目。”
至此，低价报价不再是孤立的商业判断。
万象文博的数据库错误没有因此自动变成犯罪。批量镜像最初可能只是一次粗糙的页面适配，接入系统也只是按已有数据计算相似度。真正跨过界线的，是有人明知母版方向错误，仍把错误当成可以反复利用的工具。
技术制造了漏洞，冯子昂选择把人推进去。
它与提前制作的b、被拆掉的复原标签、刻意保留的扫描错误以及宽泛授权连成一条线：先制造一件更像错误数据库的复制品，再让系统否定原件，最后以解决争议的名义取得A。
冯子昂被通知到场说明情况时，仍坚持b只是复原件。
这一点没有人反对。
“复制品不是假货。”顾临川对罗广成说，“按授权复制、明确标注、用于教学或展示，本身可以合法。把复制品去掉标识，拿它冒充原件，再借它夺走真正的原件，才是问题。”
罗广成沉默了一会儿：“所以我直播里说‘做第二件的人造假’，也说错了。”
“做衣服的人完成了合同。”陆闻锦说，“冒充发生在衣服离开他们之后。”
工作室随后公开了去除客户信息的制作说明。网络上有人追着骂绣工，也有人要求公开名单，都被罗家主动制止。
这一次，罗广成没有再把复杂的事压成一句容易传播的指控。
在合同、付款、搬家清单、平台报告和诱导索赔聊天相互印证后，冯子昂的辩解逐渐只剩一个缺口：他为什么一定要拿到A？
五倍回购价已经远超普通婚衣的市场预期。
更奇怪的是，他从头到尾没有认真询问A的绣工价值、保存状态和未来买家，只反复确认内衬有没有打开。
在进一步讯问中，冯子昂终于承认，低价取得旧绣并不是他最初的主意。
三年前，有人通过境外加密邮箱向他发送第一份母版编号和目标照片，教他利用数据库方向错误制造争议。每拿到一件带暗记的原物，他都会额外收到一笔顾问费。
调查人员把此前四件同源作品的流转时间摆到他面前。
每一次争议开始前，邮箱都会发来一张低清目标图；每一次原物进入冯子昂控制的仓库，另一笔款项都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到账。金额与作品成交价无关，只按是否找到记号计算。
“你怎么确认找对了？”
冯子昂说，对方会提前给出大致位置和拆检方式。他只需拍摄暗记、旁边的旧针孔以及完整尺寸参照。照片通过一次性链接发出，验证通过后，顾问费才会进入指定账户。
“所以你提前知道A右下内衬有记号。”
他没有回答。
沉默已经足以解释那句不该说出口的话。
调查人员继续追问邮箱背后是谁、十二张底片是否对应十二件原物。冯子昂却只见过代号，从未与对方当面接触，也不知道数字的完整含义。他以为自己找到的是一批可被重新包装的老绣，直到“阮·二”出现，才意识到对方从头到尾只在收集某种标记。
对方从不要求他长期持有，也不关心原物最终卖给谁。
“他要什么？”调查人员问。
冯子昂盯着桌面，半晌才说：
“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