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3日，栖霞县衙。
春风把县衙门口的柳树吹绿了一半，另一半还在含苞，像一群害羞的小姑娘，捂着脸不肯出来。县衙的大门敞开着，门口围了好几层老百姓，有站着的，有蹲着的，有骑在墙头的，有趴在窗户上的，还有两个爬到了树上——不是为了看热闹，是为了看得更清楚，树上的视角好，能把大堂里的一切尽收眼底。
孙世尧今天穿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
这身中山装是他在县城最好的裁缝铺里定做的，藏青色，笔挺挺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口袋盖板板正正，纽扣锃亮。他对着铜镜照了又照，捋了又捋，把山羊胡修得整整齐齐，连鬓角都让牛大力帮他刮了一遍。今天是他的大日子——审土匪，审栖霞地面上最大的四个土匪，这个案子审完了，他孙世尧的名字能写进栖霞县志。
他从晚清就当上了知县，那会儿还留着辫子，穿着补服，跪着接旨。民国了，辫子剪了，补服换了，知县变成了县长，但人还是那个人，衙门还是那个衙门。以前审案是受气，现在审案是过瘾。以前是夹着尾巴做人，现在是挺着胸脯做官。以前是“孙某无能”，现在是“本县长说了算”。
孙世尧端坐在县衙大堂的公案后面，腰杆笔直，下巴微抬，目光如炬。公案上摆着签筒、惊堂木、砚台、笔架，还有一杯刚沏好的龙井，热气袅袅升起，在晨光中打着旋儿。
“升堂——”
“威武——”
衙役们的堂威喊得震天响，水火棍杵在地上，咚咚咚的，像打鼓。两旁的“肃静”“回避”牌子擦得锃亮，漆面反着光。孙世尧的五个文吏分列两侧，每人面前摊着厚厚的卷宗，等着记录。
大堂外面，老百姓踮着脚尖往里看，里三层外三层，人头攒动，像一片被风吹动的麦田，一浪一浪的。
“带——人——犯——！”
孙世尧的声音拖得老长，带着一股子“本县长今天要开杀戒”的威严。
张大猛、李魁五、刘绍周、乔志明，四个人犯被押了上来。
张大猛穿着他那件灰扑扑的棉袄，脸上的刀疤在晨光下格外醒目。他被押在最前面，脚步沉重，脸色灰白，嘴唇紧抿，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的地面，不看孙世尧，不看两旁，不看任何人。
李魁五紧跟在后面，穿着一件绸缎褂子，是抓他的时候穿的那件，皱巴巴的，领口敞着，露出一截黑黝黝的脖子。他的表情比张大猛轻松一些——不是不在乎，是破罐子破摔，反正都是死，紧张也是死，不紧张也是死，不如不紧张。
刘绍周走在第三个，他的出场方式最为独特——独特到所有围观百姓的目光都齐刷刷地钉在了他身上，然后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笑声。
他没有穿裤子。
那天晚上从被窝里被拖出来，他只来得及套上一件棉袄，下面光着两条腿。押回县城的路上，马车颠簸，棉袄的下摆被风吹起来，露出了白花花的屁股。押送的士兵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的裤子——可能是掉在路上了，可能是落在那个相好的家里了，可能根本就没有。反正在栖霞县衙的大堂上，堂堂刘绍周，曾经张宗昌手下的兵、如今栖霞南部的土匪头子、手下二百号人的刘绍周，光着两条腿，站在了公堂之上。
棉袄的下摆刚好盖到大腿根，稍微一动就春光乍泄。他站着的姿势很别扭，两条腿夹得紧紧的，屁股往后撅，身体往前倾，像一只正在被威胁的企鹅。
“哈哈哈哈——”
大堂外面笑翻了天。有人捂着肚子蹲了下去，有人笑得直拍大腿，有人眼泪都笑出来了，有一个老太太笑得假牙都掉了，旁边的人帮她捡起来，她擦都没擦就塞回了嘴里，接着笑。
孙世尧的脸色有点不太好看。
他清了清嗓子，拿起惊堂木，本想重重一拍，但看到刘绍周那个样子，一时竟不知道该不该拍——拍了，显得他不严肃；不拍，更显得他不严肃。他犹豫了片刻，把惊堂木放下了，改用嘴。
“堂下何人？”孙世尧的声音端得很正，派头十足，但底气已经被刘绍周的屁股打了个对折。
无人应答。
四个土匪头子直挺挺地跪在堂下，没有一个正眼瞧他。张大猛盯着地面的砖缝，李魁五仰头看着房梁，乔志明闭着眼睛嘴唇微动不知道在念叨什么，刘绍周忙着夹紧双腿，根本没空搭理。
“堂下何人？！”孙世尧拔高了音量，再次发问。
还是没人理。
刘绍周把棉袄的下摆往下拽了拽，拽不动，因为棉袄就那么长。他又夹了夹腿，夹得更紧了，大腿内侧的肉都挤出了褶子。他抬起头，看着公案后面那个穿着崭新中山装、胡子一翘一翘的老头，用一种近乎诚恳的语气开了口。
“县长大老爷，能给条裤子吗？”
孙世尧的嘴巴张了一下，又合上了。大堂外面，笑声再起，比刚才还大。
“刘绍周！”孙世尧拍了一下惊堂木，这次拍了，“你可知罪？！”
“知罪知罪。”刘绍周点头如捣蒜，但话题还是没离开裤子，“能给条裤子吗？这棉袄太短了，下边凉飕飕的，风一吹——”
“闭嘴！”孙世尧又拍了一下惊堂木，脸都红了，不知道是因为生气还是因为憋笑，“本县长在问你知罪不知罪！”
“知道，死罪。”刘绍周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枪毙就枪毙呗，认了。能给条裤子吗？死也死得体面点。”
四个土匪头子，跪成一排，最右边那个屁股明晃晃的，最左边那个刀疤脸一言不发，中间那个绸缎褂子仰头看房梁，紧挨着他的那个闭着眼睛念念有词。孙世尧坐在上面，脸一阵红一阵白，手里的惊堂木举起来又放下，放下来又举起，像一只不知道该不该下蛋的老母鸡。
“哈哈哈哈——”
李魁五先绷不住了，仰着头哈哈大笑起来。他一笑，张大猛也跟着咧嘴，乔志明睁开眼，嘴角也翘了起来。四个土匪头子，跪在公堂之上，笑成了一团，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直流，笑得刘绍周差点没夹住腿。
孙世尧深吸一口气。
他想起了冯诺审判张财主的那天——没有废话，没有审问，没有“你认不认罪”，就是惊堂木一拍，“枪毙”。两个字的审判，干净利落，快刀斩乱麻。张财主到死都没想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孙世尧握紧了惊堂木，高高举起，卯足了劲，猛地往公案上一砸。
“啪——！”
那声音炸开，在大堂里来回撞了好几圈，震得匾额上的灰尘簌簌地往下掉，震得签筒里的签子跳了两跳，震得堂外的笑声戛然而止。
“枪毙——！”
两个字，干脆利落，没有前因后果，没有铺垫过渡，跟冯诺那天一模一样。孙世尧的嘴还保持着“毙”字的形状，胸口剧烈起伏着，山羊胡一翘一翘的。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冒着火——这四个王八蛋，给脸不要脸。
大堂里安静了三秒钟。
然后刘绍周又开口了。
“枪毙认了，给条裤子行吗？”
“哈哈哈哈——”笑声比刚才还大，震得房梁上的灰尘又掉了一层。
李魁五笑出了眼泪，一边笑一边拍大腿，拍得啪啪响。张大猛也笑了，脸上的刀疤扭曲成一条弯弯的蜈蚣，看着又凶又可笑。乔志明没大笑，但嘴角翘得老高，连念诗的心情都有了。
孙世尧的脸从红变成了紫，从紫变成了铁青。他一把抓过签筒里的令签，狠狠地甩了出去。
“枪毙！现在就枪毙！拉下去！菜市口！立刻！马上！”
令签落在地上，清脆的一声。四个士兵上前，把四个土匪头子从地上拽起来，推搡着往外走。刘绍周被两个士兵架着胳膊，棉袄的下摆又飘了起来，屁股蛋子在晨风中无遮无拦。
“给条裤子啊——！”他的声音从大堂一路喊到了县衙门口，“你他妈给老子一条裤子啊——姓孙的——我擦你妈——”
声音在县衙门口回荡，围观的百姓笑得直不起腰来。一个老太太笑得坐在了地上，一边笑一边说：“这孩子，光着屁股骂街，造孽哟——”
菜市口。
行刑台是连夜搭好的。
几块木板，几根木桩，一个简易的行刑架。台子不高，但站在上面能把整个菜市口尽收眼底。台子周围已经站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比县衙门口还多。卖菜的、卖肉的、卖馒头的、卖豆腐的——摊位都收了，不卖了，看杀头比做生意重要。孩子们骑在大人的脖子上，伸着脖子往前看，眼睛瞪得溜圆。
张亚博坐在监刑台上。
他的椅子放在行刑台的左侧，比行刑台高出一截，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军帽扣得端端正正，腰间别着手枪，双手搭在膝盖上，面容冷峻，目光如刀。
张亚博的长相和刘文杰不一样。
刘文杰是那种俊美——剑眉星目，鼻梁高挺，线条柔和，像是画里走出来的人物，大姑娘小媳妇看一眼就脸红。张亚博是硬朗——方脸膛，浓眉毛，下颌线利落得像刀削过的，眼神里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刚毅。他不笑的时候像一块铁板，笑了——他基本不笑，所以他永远像一块铁板。
这块铁板，偏偏特别招少妇和中年妇女的喜欢。
大姑娘小媳妇不好意思看刘文杰，那是真的不好意思。但少妇和中年妇女不一样，她们不怕不好意思，她们大大方方地看，理直气壮地看，甚至边看边起哄。
“张团长——！”
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中年妇女站在人群最前面，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声音又尖又亮，像一把剪刀划破了布。她的手里还挎着一个菜篮子，篮子里装着几根葱和一块豆腐，显然是买菜买了一半就跑来看热闹了。
张亚博的眼皮跳了一下，没有理。
“张团长，一会来我家啊！我给你炖鸡！”
旁边的几个妇女笑成了一团，你推我搡，笑得花枝乱颤。另一个胖乎乎的妇女也跟着起哄：“来我家！我家今天包饺子！猪肉白菜的！”
“我家炖排骨！”
“我家——”
“够了！”张亚博终于忍不住了，声音不大，但带着一股子让人后背发凉的寒气。他的目光从那些妇女脸上扫过去，像一把钝刀，不快，但够吓人。
妇女们安静了一瞬，然后笑得更欢了。
“哎呀，张团长害羞了！”
“你看他耳朵尖都红了！”
“别逗他了，人家是来监刑的，严肃点！”
“哈哈哈哈——”
张亚博深吸一口气，忍着没发作。他的耳朵尖确实有点红，但不是害羞，是气的。他堂堂第一团团长，曾经一个人端着重机枪打退三百土匪的战斗英雄，现在被一群中年妇女当街调戏——这事儿传出去，他还怎么在部队里带兵？
旁边一个新兵实在没忍住，偷偷笑了一声，被张亚博一眼瞪了回去。
“那个——”一个胆子更大的年轻姑娘从人群里探出半个身子，脸有点红，但嘴已经张开了，“张团长，刘团长怎么没来呀？”
“对呀对呀，刘团长呢？”
“刘团长今天怎么没来？”
“刘团长——”
张亚博的脸色当场就黑了一半。
刘文杰。又是刘文杰。每次他出现在公共场合，总会有人问“刘团长呢”。上次在训练场，有个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张团长啊，你跟刘团长说说，我孙女想见见他”。上上次在城门口，几个大姑娘堵住他，问他“刘团长有没有对象”。今天，行刑现场，还有人问刘文杰。
他张亚博是来监刑的，不是来替刘文杰相亲的。
“在部队，”他的声音冷得像冬天的井水，“办公。”
那个年轻姑娘“哦”了一声，有点失望，缩回了人群里，不死心地又补了一句，“那他什么时候来呀？”
旁边的几个妇女又开始起哄：“姑娘，张团长也不错啊！你看人家多精神！”
“我不要，我就喜欢刘团长那种的！”
“张团长怎么了？张团长也能——”
“行了行了，别吵了，要杀头了！”
四个土匪头子被押上了行刑台。
张大猛走在最前面，脸上的刀疤在晨光下格外刺眼。他的脚步还算稳，但嘴唇在抖，眼皮在跳，喉结上下滚动，说明他的内心远没有表面那么平静。他被绑在了第一根木桩上，绳子勒得紧紧的，动弹不得。
李魁五第二个上台，绸缎褂子在风中飘着，他的表情比张大猛轻松一些，但腿在抖——他自己没发现，但台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两条腿像两根被风吹动的芦苇，晃个不停。
乔志明第三个上台，表情最平静。他被绑在木桩上之后，闭上了眼睛，嘴唇微动，不知道是在念诗还是在念经。
刘绍周最后一个上台。
他的出场把行刑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或者说，推向了最不该有的高潮。
棉袄的下摆还在飘。
他光着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上行刑台，台下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老太太们——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
“哎呦——这个还露着呢！”
一个老太太捂住了眼睛，但手指缝张得大大的，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没眼看没眼看！”另一个老太太嘴上说着没眼看，眼睛却瞪得最大，恨不得拿个望远镜。
“这孩子，都快死的人了，连条裤子都混不上，造孽哟——”
“哈哈哈哈——”
台下一片哄笑，比过年还热闹。
刘绍周的脸涨得像猪肝。他这辈子没这么丢人过——当土匪这么多年，绑过票，杀过人，抢过粮，被官府追过，被仇家砍过，但从来没有光着屁股被几千人围观过。他把头低得不能再低，恨不得把脑袋塞进棉袄里。
“快点吧——快点行刑——”他的声音带着哭腔，不是怕死，是怕丢人。他现在只求一死，死了就不用在乎这些了。
士兵们把他绑在第四根木桩上，棉袄的下摆还是遮不住，两条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也不知道是冷还是怕。
张亚博站了起来。
他从腰间的枪套里拔出手枪，“咔嚓”一声，子弹上膛。台下瞬间安静了，连孩子们的哭声都被大人捂住了。
“预备——”
张亚博的声音不高不低，但每个字都像是从铁板上凿下来的，铿锵有力。
刘绍周闭上了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放——”
“砰、砰、砰、砰！”
四声枪响，几乎连成一片。四个土匪头子的身体猛地一震，然后软了下去，脑袋耷拉着，血顺着木桩往下流，在木板台上汇成一小片暗红色的水洼。
行刑台上安静了。
台下也安静了。
安静了很久，久到有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聋了。然后，一个孩子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爷爷，那个光屁股的死了吗？”
“死了。”
“他不丢人了？”
“……不丢了。”
老太太们放下了捂着眼睛的手，长出了一口气。卖菜的重新支起了摊子，卖肉的重新挂上了肉，卖馒头的掀开了笼屉，白花花的蒸汽升腾起来，在春风中飘散。
几个中年妇女又朝张亚博喊了一嗓子：“张团长，中午来我家喝汤啊！”
张亚博把手枪插回枪套，转身就走，步子迈得又大又快，像后面有鬼在追他。
身后，笑声又响了起来。
他走得越急，笑声越大。他走得越快，起哄声越响。最后他几乎是跑着离开了菜市口，留下一路皮靴踩地的咔咔声和一个落荒而逃的背影。
新兵在后面追他：“团长——团长您等等我——”
“不等！”
“团长您脸红了——”
“没有！”
“团长，她们就是开玩笑——”
“我知道！”
“那您跑什么？”
张亚博忽然站住了。新兵差点撞在他背上。
张亚博转过身来，那张铁板一样的脸上，果然没有红。但他的眼神有点复杂，像是想骂人，又不知道骂谁，最后说了一句：“告诉刘文杰，下次让他来监刑。”
新兵愣了一下：“刘团长不是说不——”
“告诉他，我说的。”
新兵缩了缩脖子：“是。”
冯诺在指挥部里听到了枪声。四声，不多不少，正好四声。
他躺在摇椅上，闭着眼睛，毛毯拉到胸口，摇椅吱呀吱呀地响。牛大力蹲在旁边给骡子喂草料，骡子嚼得嘎嘣嘎嘣的，比枪声好听多了。
“牛大力。”冯诺开口了。
“到！”
“今天中午吃什么？”
“炊事班说炖排骨，还加了白菜粉条。”
“多加点粉条，我爱吃粉条。”
“是！”
冯诺翻了个身，面朝椅背，毛毯往上拉了拉，盖住了耳朵。
菜市口的血迹被沙子盖住了，卖豆腐的推着车从上面碾过去，留下一道浅浅的车辙。卖菜的重新摆好了摊位，吆喝声此起彼伏，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老太太们还在议论：“那个光屁股的，死了倒体面了。”
“体面什么呀，死都没穿上裤子。”
“下辈子投胎，记得多带几条裤子。”
“哈哈哈哈——”
笑声在菜市口上空飘荡，飘过县衙的屋顶，飘过训练场的围栏，飘过栖霞城的城墙，飘向远处的田野和山岗。
春风拂面，阳光正好。
栖霞地面上的土匪，从今天起，真的成了历史。
如梦令·行刑
四个贼头伏法，
一个露腚尴尬。
县长拍案时，
吓得裤裆湿拉。
枪打，枪打，
从此太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