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二月初六，南京。
秦淮河上的薄雾还未散尽，画舫的灯火在晨雾中晕开朦胧的光晕。但与往年不同，河岸两旁的酒楼茶肆少了往日的喧哗，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的寂静。
南京吏部尚书钱谦益站在文德桥上，望着远处的紫禁城——南京的皇宫自永乐北迁后已沉寂两百余年，如今却因皇帝南巡而重新焕发生机。宫墙上新刷的朱漆在晨光中刺眼，仿佛一道血痕划破金陵古城温婉的天空。
“牧斋先生好雅兴。”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钱谦益转身，看到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缓步走来。这位在南京经营了二十年的内廷大珰，此刻脸上挂着惯常的恭顺笑容，但眼中却有一丝难以察觉的阴郁。
“韩公公。”钱谦益拱手，“不知圣驾何时入城？”
“快了，就在这两日。”韩赞周走到桥栏边，与他并肩而立，“牧斋先生是东林领袖，江南文宗，圣上此番南巡，少不得要向先生请教江南民情。”
这话说得客气，但钱谦益听出了弦外之音——皇帝南巡，首要之事便是推行新政，而新政触动的正是江南士绅的利益。作为东林党在南京的代表，他的态度至关重要。
“韩公公说笑了。”钱谦益谨慎道，“老朽年迈，早已不问政事。江南民情……自有地方官吏向圣上禀报。”
“地方官吏？”韩赞周笑了，笑容有些冷，“牧斋先生可知，苏州知府王之心为何被革职查办？杭州织造太监李实为何突然‘病故’？还有松江、常州、镇江……这半年来，江南官场换了多少人了？”
钱谦益沉默。他当然知道。自从周延儒倒台，皇帝借着假币案、军火案的由头，对江南官场进行了一次大清洗。那些与周党有牵连的官员，轻则革职，重则下狱。而新上任的，多是北京派来的“新党”官员，或是理工学院出身的年轻吏员。
“圣上这是要……在江南推行北京那套了。”韩赞周压低声音，“清丈田亩，改革税制，设立银行，推广新学。牧斋先生，您在常州的那三万亩良田，在苏州的十三家绸缎庄，在扬州的盐引……恐怕都保不住了。”
钱谦益心头一紧。他一生清誉，晚年却因家族产业与新政冲突而陷入两难。支持新政，等于自毁根基；反对新政，又恐步周延儒后尘。
“韩公公有何高见？”他试探道。
韩赞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望向北方：“听说圣上这次南巡，带了一百名理工学院的学生，还有二十名锦衣卫千户。他们要在江南各府县设立‘新政推行司’，专司清丈田亩、核查税赋。牧斋先生，您说……这江南的天，是不是要变了？”
正说着，远处钟鼓楼传来悠长的钟声——九响，这是圣驾即将入城的信号。
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复杂情绪。
皇帝来了。
带着他的新政，他的野心，他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