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二，龙抬头。窗外的雨从清早开始下，淅淅沥沥，像是要把整个冬天积攒的灰尘都冲进黄浦江里。
我坐在书店二楼的窗前，手里是刚送来的《申报》。头版那张照片拍得真清楚——陆振华坐在轮椅上，黑色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礼帽压得很低，可谁都认得出来是他。标题字很大：“昔日司令取保候审，陆家辉煌终成泡影”。
可心轻手轻脚推门进来，放下一杯热茶：“依萍姐，佩姨她……真的去了？”
“去了。”我把报纸折起来，放在桌上，“法院今天开庭，她做担保人。”
茶杯在手里转着圈，热气扑在脸上。可心站了一会儿，小声说：“我爹早上说，李副官他们几个老部下也去了，站在法院门口，远远地看着，没敢上前。”
“他们不敢。”我说，“现在谁跟陆家扯上关系，谁就是同党。”
雨打在玻璃上，一道道水痕蜿蜒而下。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也是在雨天，我攥着刚撕碎的日记本，站在福煦路的弄堂口，浑身湿透，心里却烧着一把火。
那把火烧了整整一年。
楼下门铃响了。我听见顾慎之的声音，和可心低声说了几句，然后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他推门进来，肩头湿了一片，手里拿着把黑色的伞。伞尖在地板上顿了顿，水珠滴成一圈。
“都安排好了。”他把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放在桌上，“圣玛丽医院，三楼东侧的单人病房，预付了三个月。护工找的是两个退伍兵，话少，手稳。”
我翻开文件夹。病房的照片是黑白的，铁架床，白墙，一扇窄窗。窗外的树影模糊，像是棵梧桐。
“条件一般，”顾慎之说，“但干净。”
“够了。”我合上文件夹，“他现在要的不是舒服，是没人看见。”
顾慎之在我对面坐下。他今天穿了件深灰色的长衫，袖口挽起一截，露出腕表。表盘上的指针走得稳稳当当，不慌不忙。
“何家那边有动静吗？”我问。
“何书桓的父亲昨晚去了南京。”他说话时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应该是去找人疏通。不过他儿子上报纸的次数太多，想完全摘干净，难。”
我把报纸推过去。第二版还有张照片，是何书桓躺在医院床上，胳膊打着石膏，床边坐着眼睛红肿的如萍。标题是《英雄救美？涉案家属关系引争议》。
顾慎之扫了一眼，没说话。
窗外的雨声密了些。远处传来卖报童的吆喝，声音在雨里断断续续，像断了线的珠子：“看报……陆振华……取保候审……”
“依萍，”顾慎之忽然开口叫我的名字，声音比平时轻了些，“你去看他吗？”
我想了想，摇头。
“不知道该怎么站，怎么开口。”我说，“是骂他一顿，还是问他疼不疼？好像都不对。”
顾慎之点点头。他懂我的意思。
门又被推开，可心探头进来：“依萍姐，电话，是可云姐。”
我下楼接电话。听筒里传来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细细簌簌的，然后是可云的声音：“依萍姐，我看到了。”
“看到什么？”
“报纸。”她说，“他坐在轮椅上那张。我绣花的时候，对门阿婆拿报纸来包东西，我瞥见了。”
针线声停了停。
“活该。”可云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这是我爹早上说的话，也是我想说的。依萍姐，你不用觉得过意不去，他活该。”
我没说话。
“我在绣一幅《松鹤延年》。”可云又说，针线声重新响起，“云裳阁的老板娘说，有位老先生七十大寿，点名要这个。我绣的时候就在想，有些人活得长，是福气。有些人活得长，是报应。”
挂了电话，我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玻璃柜台下压着几份旧报纸，有我们书店开业那天的报道，有我第一次专栏结集出版的消息，还有方瑜画展的预告。
每一张报纸都是一个脚印。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顾慎之下来了。他手里拿着大衣：“我得去趟印刷厂，新一期《新女性》要下厂了。”
“我跟你一起去。”
“外面雨大。”
“正好，”我说，“看看雨里的上海。”
车开得很慢。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左右摇摆，划出两个扇形的清晰区域，又迅速被雨水覆盖。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在灰色的天空下像一幅水墨画。
经过圣玛丽医院时，我让司机停了车。
“我就在这儿看看。”我说。
顾慎之点点头，没跟下来。
医院门口没什么人。雨中的建筑显得格外肃穆，红砖墙上爬满了枯藤，要等春天来了才会重新变绿。三楼的窗户有几扇亮着灯，其中一扇拉着白色的窗帘，后面隐约有人影晃动。
我不知道那是哪一扇。
站了大概五分钟，雨水打湿了鞋尖。正想转身上车，医院大门里走出来一个人。
是如萍。
她撑着一把浅绿色的伞，伞面很小，遮不住多少雨。她怀里抱着个保温桶，低着头匆匆往外走，没看见我。走到路边时，她脚下一滑，保温桶掉在地上，盖子摔开了，汤汁洒了一地。
她蹲下去捡，伞歪到一边，雨淋湿了她的头发和肩膀。
我走过去，把伞撑到她头顶。
如萍抬头，眼睛红肿，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她看见我，愣了愣，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摔着没？”我问。
她摇头，手忙脚乱地收拾地上的碎片。汤汁在雨水里晕开，油花漂着，很快就被冲散了。
我帮她捡起几块大的碎片。她的手在抖，手指被划破了，渗出血珠，混在雨水里，淡得几乎看不见。
“他……”如萍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厉害，“他今天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护工喂他喝汤，他喝了两口就吐了。”
我没接话。
“姐。”如萍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很冰，“你恨他，恨我们，我懂。可现在他这样了，妈也在牢里，书桓家不要我了……你满意了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很多东西：恐惧、怨恨、绝望，还有一点点残留的、天真的不理解。
“如萍，”我说，“你问我满不满意，不如问问你自己——如果今天坐在轮椅上的不是他，而是我；如果今天在牢里的不是王雪琴，而是傅文佩；如果被退婚的不是你，而是我——你会怎么做？”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你会哭，会难过，”我替她说，“但你会去法院做担保人吗？你会每天炖汤送去医院吗？你会为了我去求何家吗？”
雨水顺着伞骨流下来，在我们之间形成一道水帘。
如萍松开了手。她慢慢站起来，保温桶的碎片还攥在手里。
“我恨你。”她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我恨你比我聪明，比我有本事，恨你把一切都毁了。”
“那就恨吧。”我说，“恨至少比自欺欺人强。”
我转身要走，她忽然在身后说：“梦萍下周末回来。”
“我知道。”
“她说她要考医学院。”如萍的声音里有一丝古怪的笑意，“她说以后要当医生，治好所有因为愚蠢而生病的傻子。”
我回头看她。她站在雨里，浅绿色的伞歪在肩头，脸上有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姐，”她说，“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
“会吧。”我说，“上海就这么大。”
我回到车上。顾慎之正在看一份稿子，见我上来，合上文件夹。
“见到如萍了？”
“嗯。”
车重新启动。雨刷器又开始工作，左右，左右，规律得让人昏昏欲睡。
“依萍。”顾慎之叫了我一声。
我转过头看他。
“你之前说，人要求个心安。”他看着我，“我现在告诉你，心安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你做了该做的事，这就够了。”
车停在印刷厂门口。顾慎之先下车，撑开伞，然后绕过来替我开车门。
伞很大，足够遮住两个人。我们并肩走进印刷厂，机器的轰鸣声立刻淹没了雨声。
厂长老陈迎上来，手里拿着校样：“陆小姐，顾先生，这期样刊出来了，您看看。”
我接过那份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杂志。封面是方瑜设计的，一个女子的剪影，站在窗前，窗外是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但天边已经有一线微光。
翻开内页，我的专栏在第三页。标题是《财产权：女性独立的第一个台阶》。
“印吧。”我说。
机器轰隆隆地运转起来。纸张在流水线上飞驰，油墨滚过，字迹显现，一页，又一页。
顾慎之站在我身边，我们谁都没说话，就看着那些崭新的杂志一沓沓堆起来，越堆越高。
从印刷厂出来时，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斜斜地照下来，把湿漉漉的街道染成金色。
顾慎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这个给你。”
我打开，是一支黑色的钢笔，沉甸甸的。
“笔帽能旋开。”他说，“里面有个小机关，必要的时候能拍照。笔身是实心的，握紧了，能当个防身的物件。”
我把钢笔握在手里。金属的凉意透过皮肤，但很快就被体温捂暖了。
“下周我要去南京。”他说，“一两个月。”
“有危险吗？”
“没有。”他笑了笑，“就是些学术会议，还有……见几个人。”
我把钢笔别在衣襟上：“什么时候走？”
“下周二。”
“我送你。”
“依萍，”他看着我，“你忙你的，不用送。”
我们站在印刷厂门口，阳光越来越亮，地上的积水反射着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远处有电车驶过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像是这座城市的脉搏。
“顾慎之。”我说。
“嗯？”
“谢谢。”
他侧过头看我，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微微弯起：“谢什么？”
“谢你这把伞。”我说，“谢谢这笔，谢谢你在手术室门外握了我的手，谢谢你说‘足够配得上你’。”
阳光照在他的镜片上，反射出两个小小的、明亮的光点。
“依萍，”他说，“路还长。”
“我知道。”我说，“所以才要谢谢你陪我走这一段。”
我们沿着湿漉漉的街道往回走。阳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积水里，随着水波轻轻晃动。
街角报摊的老头正在收摊，看见我们，拿起一份报纸：“陆小姐，今天的《申报》，您看了吗？”
“看了。”我说。
老头把报纸放回去，嘴里嘟囔着：“世道变了哟，陆司令那样的人物，说倒就倒……”
我没回头。
走到书店门口时，可心正在擦玻璃。看见我们，她挥了挥手，脸上带着笑。
玻璃擦得很干净，映出街道，映出天空，映出刚刚放晴的、湿漉漉的上海。
顾慎之在门口停下：“我就不进去了。”
“好。”
他转身要走，又回过头：“对了，傅阿姨的旗袍店下周有新款式出来，她让你得空去看看。”
“我会的。”
他点点头，撑开伞——虽然雨已经停了，但伞骨上还挂着水珠，一抖，就簌簌地落下来。
我看着他走远，深灰色的长衫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那把黑色的伞在肩头，像是某种沉默的陪伴。
可心凑过来：“依萍姐，佩姨刚才来电话，说晚上炖了汤，让你回家吃饭。”
“好。”我说。
我推开书店的门。风铃叮咚响了一声，屋里的暖气扑面而来，夹杂着纸张和油墨的味道。
柜台上的电话安静地趴着，报纸整齐地叠在一旁，茶杯里的茶已经凉了，水面没有一丝波纹。
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
雨彻底停了。天空洗过一样干净，云层散开，露出一整片淡蓝色。阳光照在对面屋顶的瓦片上，那些青黑色的瓦片闪闪发亮，像是铺了一层碎金。
街道上的人多了起来。黄包车夫拉着客人跑过，溅起细小的水花。卖花的阿婆重新摆出摊子，白兰花在竹篮里，香气仿佛能透过玻璃传进来。
一切如常。
上海还是上海，日子还是日子。
只是有些人走了，有些人倒了，有些人还在路上。
我摸了摸衣襟上的钢笔。金属的凉意还在，但已经和体温融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窗外，一只麻雀落在电线上，抖了抖羽毛，水滴四散。
它歪着头，看了看天空，然后振翅飞起，消失在巷子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