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码头的青石阶被百年的船桨磨得发亮，潮气顺着石缝往上爬，在墙根洇出一片片青黑色的苔藓。沈青梧站在“安福号”货船的甲板上，指尖划过舱壁上刚刷的桐油，一股刺鼻的气味混着河水的腥气扑面而来。她身后，漕运使周砚之正拿着本账册，眉头拧成个疙瘩。
“沈姑娘，不是我驳您的面子，”周砚之把账册往船板上一拍，纸页被风掀得哗哗响，“这趟漕粮实在运不了。您瞧——”他指着其中一页，“苏州府的新米要占三成舱位，可无锡的桑苗、湖州的蚕种占了近一半空间，剩下的地方连扬州的绸缎都塞不下，更别说还要给沿岸驿站留补给。”
沈青梧弯腰捡起块被船桨带起的碎木片，木片上还沾着点河泥。“周大人，您去年也是这么说的。”她把木片扔进水里，看着它打着旋儿漂向远处，“结果呢？您让桑苗挤在米袋上，蚕种箱垫在绸缎捆底下，不也顺顺当当到了通州？”
“那是去年！”周砚之提高了声调，喉结上下滚动，“去年运河水势稳，船走得慢，压着货也不怕晃。可今年开春雨水少，南运河段浅了三尺，船吃水深一点就容易搁浅。您再这么塞，别说桑苗被米袋压得烂根，万一搁在张家湾那段浅滩，耽误了朝廷的春播，谁担待得起？”
甲板另一头，几个漕工正扛着桑苗往舱里搬，苗根裹着的湿布滴着水，在舱板上积成小小的水洼。领头的漕工老刘直起腰，用袖子抹了把脸：“沈姑娘，周大人说得实在。昨儿‘顺昌号’就在骆马湖浅滩搁了一夜，卸了两成货才脱开身，光是雇人卸货再装货，就赔了五两银子。”
沈青梧没回头，却扬声问：“老刘，去年你说蚕种箱太占地方，要把它们扔在码头，是谁连夜找了竹篾匠，编了二十个分层的架子，让蚕种箱一层层架起来，还不耽误放绸缎？”
老刘挠了挠头，嘿嘿笑了：“那不是沈姑娘您有主意嘛……”
“所以啊，”沈青梧转过身，从随身的竹篮里拿出张折好的纸，展开是幅运河分段图，上面用朱砂标着浅滩位置，“我早让人测了水情。南运河浅滩那段，我让木匠把船底的龙骨削薄了半寸，吃水就能浅两寸。桑苗呢，我让人把苗根的湿布拧得半干，根须用麻纸裹紧，这样既保水，又轻了三成。”她指着图上的红圈，“至于搁浅，我让人在浅滩处插了芦苇杆当标记，船到那儿就往货舱里掺河水——桑苗多浇点水不碍事，米袋吸了水沉一点，正好帮船身稳重心，一举两得。”
周砚之盯着图上的朱砂标记，手指点在“张家湾”三个字上：“掺河水？米袋吸了水会发霉的！”
“不会，”沈青梧从竹篮里掏出个小陶罐，倒出把米粒，“这是苏州府新磨的糙米，我让他们在米袋外层缝了层油布，水渗不进去。掺的河水只过船底，够稳重心就行，离米袋还远着呢。”她把米粒撒进水里，看着它们浮在水面，“您看，新米干燥，油布隔得严，潮不了。”
这时，一个小厮从码头跑来，手里举着个竹筒：“沈姑娘，湖州那边送新的蚕种箱来了，说是按您的意思，箱底加了透气的竹孔，比原来轻了一半！”
沈青梧接过竹筒，里面是蚕农刚写的字条，墨迹还带着点湿意：“蚕种箱改得极好，三层架子正好嵌进舱壁凹槽，不晃。”她把字条递给周砚之，“您看，法子总比难处多。去年您说蚕种经不起晃，我们就给箱子装了弹簧似的竹片减震；今年说怕搁浅，咱们就削龙骨、做标记、掺水稳船。”
周砚之捏着字条，指腹蹭过上面凹凸的竹纤维纹路——那是蚕农特意用竹笔写的，为的是让字迹更清楚。他忽然叹了口气，把账册往沈青梧怀里一塞：“罢了罢了，你这脑子怎么长的？去年的架子是你画的图，今年的龙骨是你找的木匠，连芦苇杆标记都是你让人提前插的。我这漕运使，倒像个盖章的傀儡。”
沈青梧笑着把账册推回去：“大人是掌舵的，我们不过是划桨的。您掌好方向，我们就有法子让船走得稳。”她朝老刘喊，“把新到的蚕种箱往二层架子上放，记得垫上麦秸，别让它们磕着！”
老刘应着“哎”，指挥漕工们忙活起来。周砚之看着沈青梧蹲在舱口，手把手教漕工怎么把桑苗捆成倾斜的角度，既能节省空间，又不压折苗杆。阳光穿过她鬓角的碎发，在舱底投下细碎的影子，和去年教他们编蚕种架时一模一样。
船桨又开始转动，“安福号”缓缓驶离码头，留下一圈圈涟漪。周砚之望着沈青梧在舱里忙碌的身影，忽然对身边的文书说：“记着，下次沈姑娘再来找咱们运桑苗蚕种，直接让账房按她的意思算舱位，别再费口舌了。”
文书笑着点头：“大人去年也是这么说的。”
周砚之哼了一声，嘴角却忍不住往上扬——这漕运难题，被这姑娘用桑苗的潮气、蚕种箱的竹孔、龙骨的薄厚，化解得像运河里的水波，看着复杂，实则顺顺当当，连带着这趟船的木头味儿里，都多了点桑苗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