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府的粮仓被搬空那日，朱常洵躲在书房的暗格里，听着府外老兵们搬运粮草的号子声，气得浑身发抖，肥肉颤个不停。直到卢象升带着人走了，他才被家丁们搀扶出来，看着空荡荡的十六间粮仓，还有被撞坏的朱漆大门，一口老血险些喷出来。
“反了！反了！”朱常洵瘫在太师椅上，指着洛阳城头的方向，声音尖利得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卢象升！秦良玉！两个匹夫！竟敢闯王府、抢粮草，这是以下犯上，是谋逆！”他身边的管家战战兢兢地递上一杯参茶，被他挥手打翻，茶水溅了满地，“本王要上折子！要告御状！我要让圣上看看，他的好将军，是怎么欺辱皇亲、践踏皇权的！”
那一日，福王府的灯火亮了一整夜。朱常洵亲自执笔，写了一封长长的奏折，字里行间全是委屈与愤怒。他避而不谈自己坐拥万贯家财却见死不救，只说卢象升“擅闯王府，劫掠粮草，目无皇权”；不提洛阳军民断粮的惨状，只骂秦良玉“纵容部将，助纣为虐，藐视宗室”。他还在奏折里添了许多“细节”——说老兵们“破门而入时，伤及府中仆妇”，说卢象升“手持长枪，直指本王卧房，言语威胁”，最后更是哭诉说“王府存粮被掠一空，本王与家眷日后只能啃树皮为生，恐难再为圣上尽忠”。
奏折写好，朱常洵让人快马加鞭送往京城，又特意派了自己的贴身侍卫随行，再三叮嘱要“务必将卢、秦二人的恶行，一字不落地禀明圣上”。做完这一切，他才觉得心头的火气消了些，却依旧坐立难安——他怕卢象升和秦良玉报复，更怕圣上不信他的话。毕竟卢象升刚打了大凌河大捷，是朝廷的“有功之臣”，秦良玉也是屡立战功的女将，他一个常年在地方享乐、名声本就不好的藩王，能不能告倒他们，还是个未知数。
可朱常洵没想到，他的奏折刚到京城，就被一群“清流”官员当成了攻击卢象升的利器。
当时的朝堂上，本就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卢象升、孙传庭为代表的“实务派”，主张练兵强兵、以战止战，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边境和重镇；另一派则是以礼部尚书徐光启、翰林院学士刘谦益为首的“清流派”，他们大多出身科举，饱读诗书，却不懂军事，更看重“礼法纲常”，认为“皇权不可侵，宗室不可辱”，哪怕是为了救百姓，也不能“以下犯上”。
福王的奏折一到，清流们立刻如获至宝。刘谦益拿着奏折，在朝堂上慷慨陈词：“卢象升身为总兵，不思恪守臣节，竟敢擅闯藩王府邸，劫掠粮草！福王殿下乃圣上亲叔父，是皇室血脉，卢象升此举，是对皇权的践踏，是对纲常的漠视！今日他敢抢福王，明日便敢反朝廷！若不严惩，日后武将皆效仿之，我大明的江山，还能安稳吗？”
徐光启也跟着附和，语气沉痛：“古语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卢象升虽有战功，却不知‘君臣之礼’；秦良玉虽为女将，却不懂‘尊卑之别’。他们眼中只有百姓，没有圣上；只有战场，没有皇权。长此以往，武将骄横，宗室受辱，我大明的礼法何在？纲纪何存？”
一群清流官员纷纷响应，有的说要“将卢象升、秦良玉押解回京，打入天牢，听候发落”；有的说要“削去卢象升的兵权，贬为庶民，以儆效尤”；还有的更激进，说“秦良玉一介女流，本就不该掌兵，此次又助卢象升犯上，当处以极刑，以正纲常”。朝堂上吵成一团，清流们唾沫横飞，把卢象升和秦良玉骂得狗血淋头，仿佛他们不是救了洛阳数十万军民的功臣，而是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而实务派的官员们，则据理力争。兵部尚书杨嗣昌站出来，沉声道：“诸位大人，洛阳被围四十日，军民断粮三日，若不是卢将军、秦将军冒险借粮，洛阳早已城破，数十万百姓早已死于敌军刀下！福王府存粮如山，却见死不救，卢将军此举，是救民于水火，是为大明保住洛阳！何错之有？”
“杨大人此言差矣！”刘谦益立刻反驳，“救民固然重要，可礼法纲常更重要！皇权不可侵，这是立国之本！卢象升即便有救民之心，也该先奏请圣上，待圣上下旨，再向福王借粮，怎可擅自行动？这便是目无圣上，是大逆不道！”
“奏请圣上？”杨嗣昌冷笑一声，“洛阳到京城，快马加鞭也要十日！等圣上下旨，洛阳的军民早就饿死了，城也破了！到时候，诸位大人是不是又要骂卢象升‘见死不救，贻误战机’？”
朝堂上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从清晨吵到正午，依旧没有定论。崇祯皇帝坐在龙椅上，脸色如常，一言不发。他心里清楚，卢象升和秦良玉救了洛阳，是有功之臣；可福王是他的亲叔父，卢象升擅闯王府，确实让他有失颜面。可是这些藩王的所作所为呢！自大凌河胜利以来，崇祯皇权日盛，加上内阁的文官外派赈灾，军机处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可他也不能严惩卢象升。大凌河大捷后，卢象升威望正高，是北方战场的支柱；秦良玉的白杆兵，也是大明为数不多能打仗的精锐。若是杀了他们，或是削了他们的兵权，日后再遇到战事，谁来替他领兵？谁来替他守江山？
他望着朝堂上争吵不休的官员，又想起了福王奏折里的哭诉，还有卢象升之前送来的洛阳解围捷报，只觉得这帮清流徒惹心烦。他挥了挥手，疲惫地说：“此事容后再议，退朝！”
退朝后，崇祯皇帝回到后宫，独自一人坐在御书房里，翻看着卢象升送来的捷报，又拿起福王的奏折，看了一遍又一遍。捷报里，卢象升详细描述了洛阳被围的惨状，还有士兵百姓断粮的困境，最后写道：“臣深知擅闯王府，罪该万死，然洛阳数十万军民性命攸关，臣不敢顾个人安危，不敢守区区礼法，只求保住大明疆土，护住百姓性命。若圣上降罪，臣愿一人承担，与秦将军无关，与麾下士兵无关。”
而福王的奏折里，全是颠倒黑白的控诉，字里行间透着一股骄横与自私。崇祯皇帝看着看着，心里渐渐有了数——卢象升是忠臣，是良将，他的心中有百姓，有江山；而福王，不过是个贪图享乐、不顾大局的宗室子弟。
可他还是不敢公然偏袒卢象升。清流们的势力不小，若是处置不当，怕是会引起朝堂动荡。而且，“皇权不可侵”的道理，他也不能不考虑。
他不能寒了忠臣的心，不能让百姓失望，更不能因为一个自私的藩王，毁了大明的栋梁。
就在崇祯皇帝犹豫不决的时候，洛阳又送来一封急报——不是卢象升或秦良玉写的，而是洛阳知府写的。知府在信里详细描述了洛阳被围时的惨状，还有百姓断粮的困境，说“若不是卢将军、秦将军冒险借粮，洛阳早已化为焦土，臣与数十万百姓，早已是敌军的刀下亡魂”。他还说，福王府的存粮“足够洛阳军民食用三年”，而福王“围城四十日，从未拿出一粒粮食赈济军民，反而日日饮酒作乐，府中炊烟不断”。最后，知府恳请圣上“明察秋毫，不要严惩有功之臣，不要寒了将士和百姓的心”。
紧接着，又有几封奏折送到了京城——有洛阳乡绅联名写的，有守城士兵代表写的，甚至还有几个从洛阳逃出来的百姓，跪在宫门外，哭着为卢象升和秦良玉求情，说他们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若是圣上严惩他们，“洛阳百姓愿一同受罚”。
几日后，朝堂再议此事。崇祯皇帝拿着洛阳知府和乡绅的奏折，掷在地上，对清流们说：“卢象升、秦良玉，救洛阳数十万军民，保住大明重镇，功大于过！福王坐拥万贯家财，见死不救，本就有失宗室颜面，朕尚未追究他的责任，他倒先告起御状。”
清流们见状，还想再争辩，却被崇祯皇帝打断：“此事已定，无需再议！日后若有武将为救民、守城而不得已行事，只要本心是好的，朕便不会严惩！但朕也警告诸位武将，不可借‘救民’之名，行不法之事，否则，朕绝不姑息！”
朝堂上的风波，就此平息。消息传到洛阳时，卢象升正在城头上巡视，秦良玉陪着他，两人望着远处的田野，正商量着如何组织百姓春耕。当亲兵把京城的消息告诉他们时，卢象升只是淡淡一笑，说：“我就知道，圣上会明察秋毫。”
秦良玉也笑了，她望着卢象升，眼中带着一丝欣慰：“看来，咱们不用怕被问罪了。”
卢象升转过头，望着她，又望向城下正在忙着春耕的百姓，还有正在操练的士兵，声音温和却坚定：“我从来不怕被问罪，我只怕对不起弟兄们，对不起洛阳的百姓，对不起大明的江山。”
秦良玉点了点头，深以为然。她知道，这场朝堂风波，虽然平息了，但他们肩上的担子，却更重了。乱世之中，还有无数的仗要打，还有无数的城要守，还有无数的百姓要护。但只要他们心中有信念，有百姓，有江山，就不怕任何风雨。
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洛阳的城墙上，洒在卢象升和秦良玉的身上，也洒在城下忙碌的百姓身上。洛阳城，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又迎来了新的生机。而卢象升和秦良玉，这两位并肩作战的将军，也将继续守护着这座城，守护着这里的百姓，守护着他们心中的大明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