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操作，虽短期内让国库稍有充盈，但其潜藏的弊端很快便暴露无遗。
纵观中国古代史，真正称得上盛世的时期寥寥无几，拿得出手的不过是“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期”“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以及“康雍乾三代”这几个大一统王朝缔造的治世。其余时期，要么盛世转瞬即逝，要么深陷战乱纷争。耐人寻味的是，亲手终结这些盛世的，恰恰是曾开创或延续盛世的帝王：汉武帝晚年的“穷兵黩武”耗尽国力，唐玄宗后期的“骄奢淫逸”引发安史之乱，而摧毁中国古代最长盛世的，正是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这一切的祸端，皆始于“议罪银制度”。
议罪银制度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以钱赎罪彻底破坏了国家法律的公正性，官员们有恃无恐地违法乱纪，清廷腐败愈发严重，甚至形成集团化腐败趋势；
2. “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员为筹措议罪银，只会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与商人，直接导致社会动荡，乾隆后期民变接连不断；
3. 官员录取逐渐以敛财能力、行贿多少为标准，行政能力被抛诸脑后，政府官员素质大幅下降，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
而类似的“罚银抵罪”，在明朝也早有先例。当时朝廷缺饷，嘉定伯夫人又大闹后宫，崇祯帝虽震怒，却不便诛杀嘉定伯一家，于是采纳温体仁的建议，将明朝旧有的罚银制度变通，以罚抵罪。这样一来，既充实了国库，又保全了嘉定伯一家，也给了崇祯帝一个台阶下。
经过一个时辰的缓和，又喝了一壶茶水，崇祯帝的心情渐渐平复，怒气也消了些。他深知，嘉定伯一家毕竟是皇后的娘家人，如今已将皇后的弟弟关进北镇抚司，多少还是要给皇后留些颜面。
其实崇祯帝很清楚罚银制度的弊端，可这一制度自明朝中后期便已存在，朝中官员到地方官员，牵扯其中的多达数千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1955年，四川洪雅县一座明墓出土了一批银锭，多件银锭上刻有铭文，其中就有“赎罪”“赃罚”类银锭，比如“犯人周明钦罪米伍拾石民纸壹刀共银贰拾伍两壹钱贰分伍厘银匠陈中”“龙溪县犯人蒋初郭义原侵正德八年分盐钞银重十两八钱正银匠刘承一”。1986年，浙江余姚明代袁炜墓也出土了一件“赃罚银”锭，铭文为“巡抚直隶监察御使臣周京谨进天工赃罚银伍拾两正江宁县县丞张中立吏匠王正心银匠丁文”。
此外，《明万历实录》二十九年记载的进税名目中，既有税吏张晔进“赎罪银”、沈永寿进“罚赎银”，也有李敬进“赃罚银”、陈增进“赃银”、暨禄进“赃赎银”等记录，当时每年入库的赃罚银就有十七万两。由此可见，明代中叶以后，以银抵罪、折罚赎罪已成为普遍现象，且涉及的收纳范围极广。这种皇室与官府敛财的手段，看似让获罪官员、皇室、官府各取所需，一派“和谐”，实则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陛下，嘉定伯在外候见。”
“宣！”
嘉定伯一进殿，便跪地叩首：“陛下，臣有罪啊！臣教子无方，让犬子冲撞了陛下，臣罪该万死！”此前嘉定伯府被围时，这位周老先生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本是个摆摊算命的普通人，只因生了个好女儿，先嫁入王府，后又机缘巧合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自己才得以被封为嘉定伯。
看着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老丈人，崇祯帝心中也生出几分不忍。
一旁的李标见状，连忙开口：“嘉定伯，你一家深受皇恩，本应尽心报效皇上……”他故意历数了嘉定伯几件无伤大雅的罪状，实则是想为嘉定伯开脱，免得真要治罪时，影响崇祯帝的名声。
“阁老不必为他开脱，”崇祯帝淡淡地对李标说，“让嘉定伯自己说说，他都犯了哪些罪过！”
可嘉定伯跪在地上，只是一个劲地磕头求饶，反复说着“求皇上开恩”“臣再也不敢了”之类的话，丝毫没有提及具体罪责。
崇祯帝见状，无奈开口：“温体仁！”
“臣在。”
“你给嘉定伯讲讲，如今赎罪的法子。”
崇祯帝看了半天，知道这个便宜老丈人是没领会自己的意思，只好让温体仁提点他。
温体仁耐心地给嘉定伯讲解了罚银抵罪的规矩，嘉定伯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崇祯帝是冲着他的钱来的！可他心里却打定了主意：想让自己出钱赎罪？没门！
于是，嘉定伯又挤出几滴眼泪，哭喊道：“陛下，老臣家中贫寒，平日里全靠皇后娘娘接济，才勉强维持生计，实在拿不出银子抵罪啊！望陛下开恩，饶恕老臣这一次吧，臣是真的没有钱！”
他这副哭天抢地的模样，若是不知情的人，恐怕真会被他蒙骗。可事实上，嘉定伯周奎并非真的贫寒。他祖籍苏州，祖上是顺天府大兴县人，原本只是一介普通百姓。天启六年，周奎的二女儿被选为信王朱由检的王妃，他也因此被授予南城兵马司副指挥的虚职。一年后，信王朱由检即位，成为崇祯帝，周奎作为皇帝的岳父，待遇也随之提升，升为都督同知。
由于周皇后性情贤惠，崇祯帝对周家颇为照顾，不仅将周奎升为右都督，连周奎的儿子也升任都督同知。崇祯三年，周皇后的长子被册封为皇太子，崇祯帝加恩群臣，又赐予周奎嘉定伯的爵位，“食禄一千石，给以诰命”。虽说周奎没有实际职务，但作为皇帝的岳父，巴结他的人不在少数。
周奎也趁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大肆敛财，很快便从一介普通百姓，一跃成为明朝京城的巨富。可以说，周奎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女婿崇祯帝得来的。可他却鼠目寸光、视财如命，是个典型的“铁公鸡”。身为大明王朝末年的国丈，即便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依旧吝啬无情，连为朝廷纾困都不愿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