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清晨六点十分驶入温州站。
天刚蒙蒙亮，站台上却已经人声鼎沸。挑着担子的小贩、举着木牌接站的、还有背着巨大编织袋的旅客，把狭小的站台挤得水泄不通。
“温州……到了？”刚子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跟着林卫东下车。
“到了。”林卫东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一股海腥味，还夹杂着煤烟和早点摊的油香。
和上海不同，温州的站前广场更“野”。没有整齐的排队，没有统一的制服，到处都是乱哄哄的讨价还价声。几个男人围上来：“住店不？五块钱一晚，有热水！”“去乐清、柳市，马上发车！”“换外汇券，比银行高！”
林卫东拉着刚子挤出人群，在广场边找了个相对安静的角落。
“现在去哪？”刚子看着周围陌生的一切，有些茫然。
“先找人。”林卫东从怀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到第三页。上面是他根据前世的记忆写的几个关键词：
“温州，1988年国库券黑市：1.五马街邮电局门口；2.解放南路与人民路交叉口；3.小南门附近茶楼。”
“走，去五马街。”
两人在路边找了个早点摊。豆浆三分钱一碗，油条四分钱一根。林卫东要了两碗豆浆、四根油条，花了三毛四分——这是他们身上最后一点钱。
“吃完这顿，咱们要么发财，要么要饭。”林卫东咬了一口油条，开玩笑道。
“要饭我也跟你一起要。”刚子闷头喝豆浆。
吃完早饭，林卫东问摊主：“师傅，五马街怎么走？”
“前面坐5路公交车，三站地。”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妈，说话带着浓重的温州口音，“你们外地来的？做生意的？”
“嗯，收点东西。”
“收国库券吧？”大妈一边炸油条一边说，“这段时间好多外地人来收，都往五马街跑。我儿子也在那儿摆摊，你们要是想收，我可以带你们去，给个介绍费就行。”
林卫东和刚子对视一眼。
“大妈，您儿子收什么价？”
“看年份。85年的，一百块面额给一百零二块，比银行高！”大妈压低声音，“不过要现金，不赊账。”
一百零二块？比林卫东预想的还高两个点。
“那如果我们要卖呢？”
“卖？”大妈打量了他们一下，“你们有券？”
“有点。”
“卖的话……一百块面额能给一百块。我儿子是二道贩子，他也要赚点。”大妈很实诚，“不过我建议你们直接去找‘陈老四’，他是大庄家，收得多，价格也公道。我儿子也是从他那儿拿货。”
“陈老四在哪能找到？”
“这个点……”大妈看看天色，“应该在‘香茗阁’喝茶。就在五马街那头，是个茶楼，你们一问就知道。”
林卫东谢过大妈，和刚子一起往公交站走。
“卫东，这大妈靠谱吗？”刚子小声问。
“一半一半。”林卫东说，“但至少有个方向。咱们先去五马街看看，实在不行再找她儿子。”
5路公交车来了。没有门，就是个铁皮箱子，里面塞满了人。林卫东和刚子挤上去，车开了，售票员扯着嗓子喊：“买票买票，一毛钱一位！”
车晃晃悠悠地开了二十多分钟，在一个繁华的路口停下。
“五马街到了！”
一下车，林卫东就感受到了这里的不同。街道不宽，两边是两三层高的老式建筑，但几乎每个门面都开着店。服装店、鞋店、五金店、电器行……琳琅满目。更显眼的是街边的人行道，摆满了地摊，卖什么的都有：打火机、计算器、电子表、太阳镜、丝袜、牛仔裤。
“这……这能摆摊？”刚子看得目瞪口呆。在滨城，摆摊属于“投机倒把”，抓住了要没收东西还要罚款的。
“温州不一样。”林卫东低声说，“这里私营经济发达，政府管得松。”
两人顺着街道往前走，很快看到邮电局。门口果然聚集着一群人，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说话，手里拿着小本子或计算器。但没有人摆摊，也没有明显的交易迹象。
“怎么没看见买卖？”刚子疑惑。
“都在暗处。”林卫东观察了一会儿，“你看那些人，谈几句就往小巷子里走，或者进旁边的茶馆。这是黑市，不能太张扬。”
正说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凑过来，穿着花衬衫、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兄弟，收券还是卖券？”
“卖券。”林卫东说。
“什么年份？多少？”
“85年的，一百五面额。”
男人从兜里掏出计算器按了几下：“85年的……今天行情一百块面额给九十八。一百五的，给一百四十七。”
“这么低？”林卫东皱眉。
“行情就这样。”男人耸耸肩，“你要卖就卖，不卖拉倒。我告诉你，这几天卖券的人多，价格跌了。”
林卫东摇摇头：“我再看看。”
男人撇撇嘴走了。
“卫东，他说的是真的吗？价格跌了？”刚子有些紧张。
“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压价。”林卫东冷静地说，“但他说卖券的人多，这倒是可能。温州这边单位急着用现金，肯定不止一家在收。收多了，价格就往下压。”
“那咱们怎么办？”
“找陈老四。”林卫东说，“大庄家，价格应该稳定些。”
两人继续往前走，在街尾找到了“香茗阁”。这是个两层木结构的老式茶楼，门口挂着红灯笼，里面人声鼎沸。
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劣质茶叶和烟草混合的味道。一楼大厅摆着十几张八仙桌，几乎每张桌子都坐着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下棋，更多的是在谈生意。声音嘈杂，各种口音混杂在一起。
“两位喝茶？”一个伙计迎上来。
“我们找人。陈老四在吗？”
伙计打量了他们一下：“陈老板在二楼雅间。不过……他一般不见生客。”
“你就说，滨城来的，有点券想出手，数量不大，但以后可能有长期合作。”林卫东学着电视里的腔调。
伙计迟疑了一下：“那你们等等，我上去问问。”
伙计噔噔噔跑上楼。林卫东和刚子站在门口等着，能感觉到周围不少目光落在他们身上。两个年轻的外地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和布鞋，一看就不是什么大客户。
“卫东，咱们……”刚子有些不自在。
“沉住气。”林卫东低声说，“咱们虽然钱少，但态度要稳。记住，是做生意，不是要饭。”
过了约莫五分钟，伙计下来了：“陈老板请你们上去。左边第二个雅间。”
二楼安静得多。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作响，走廊里挂着几幅山水画。林卫东走到第二个雅间门口，敲了门。
“进来。”
推门进去，雅间不大，一张茶桌，四把椅子。靠窗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普通的白衬衫、黑裤子，戴着老式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个中学老师。但他手里拿着的计算器是日本进口的卡西欧，桌上放着两包中华烟。
“坐。”陈老四抬抬手，示意他们坐下，“滨城来的？听口音是北方人。”
“是，滨城。”林卫东不卑不亢地坐下。刚子站在他身后，没坐。
“有什么券？”
林卫东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三张国库券，放在桌上。
陈老四拿起来，对着窗户的光线看了看，又用手指捻了捻纸张，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看水印和印章。
“真的。”他放下放大镜，“85年的，一百五面额。想卖多少？”
“陈老板开个价。”林卫东把问题抛回去。
陈老四笑了：“小伙子，有点意思。一般人来卖券，都急着问价，你倒让我开价。”
“买卖嘛，总要谈的。”
“好，那就谈谈。”陈老四喝了口茶，“85年的券，现在市面上收的话，大概九十八到一百。看人，看量，看急不急用。你们这点量，说实话，不够我动次嘴皮子。”
“量确实不大。”林卫东承认，“但这趟是探路。如果陈老板价格公道，以后我们可以长期合作。滨城那边，国库券不少，价格也低。”
“哦？”陈老四来了兴趣，“你能搞到多少？”
“看价格。如果陈老板这里能给到一百零二，我回去凑个万把块没问题。”
“一万块面额？”
“是。”
陈老四盯着林卫东看了几秒，然后笑了：“小伙子，口气不小。你知道一万块面额的国库券要多少本金吗？”
“大概九千二。”林卫东脱口而出。
陈老四眼睛眯了眯。能这么快算出来，说明这年轻人不是生手。
“一百零二太高了。”陈老四摇头，“一百零一。一万块面额，我给你一万零一百现金。但有个条件——十天之内，你要能拿来。拿不来，以后别在我这儿做生意。”
“可以。”林卫东毫不犹豫，“那这三张……”
“这三张，按一百零一收。一百五面额，我给你一百五十一块五毛。现在给现金。”陈老四说着，从桌下拿出一个黑色人造革包，拉开拉链。
包里是成捆的钱。十元面额的，用橡皮筋捆成一沓一沓。林卫东目测，至少有两三万。
陈老基数出十五张十元的，又拿出一张一元的，最后从零钱袋里数出五毛硬币。
“点点。”
林卫东接过钱，仔细点了一遍。然后又拿起每张十元，对着光看水印，用手摸盲文——这是前世练出来的本事，1988年假钞已经出现了，尤其是在这种现金交易的黑市。
“真的。”他点完，把钱收好。
“小心是对的。”陈老四点点头，“现在外头假钞多，特别是广东那边过来的。你这么年轻，能这么仔细，难得。”
“陈老板过奖了。”林卫东站起身，“那咱们十天为约。十天之内，我带着一万块面额的券来温州找您。”
“我一般上午在这儿喝茶。”陈老四递过来一张名片——很简单，白纸黑字，印着“陈国华”三个字，下面是一个电话号码，“来之前打个电话，我不一定在。”
“好。”
从茶楼出来，刚子才长出一口气：“我的天，刚才紧张死我了。卫东，你真能搞到一万块面额的券？”
“能。”林卫东捏了捏怀里的一百五十一块五毛钱，“这就是种子。用这钱当本金，滚起来，十天够了。”
“可……可本钱还是不够啊。一万块面额，就算按九十二收，也要九千二本金。咱们现在才一百五……”
“所以要借钱，要融资。”林卫东边走边说，“回滨城，我有办法。”
两人找了个僻静处，林卫东把钱重新数了一遍，然后分开放。一百块贴身藏好，五十块放在上衣口袋，剩下一块五毛零钱放在裤兜。
“走，去火车站，买回程票。”
“不在这儿多转转？”刚子看着繁华的街道，有些舍不得。
“下次。”林卫东说，“下次来，咱们住最好的招待所，吃海鲜大餐。但现在，得赶紧回去。我算算时间……”
他算了算，现在是上午八点。回上海的火车下午一点有一趟，晚上九点到上海。再从上海转车回滨城，最早是明天早上七点的车，下午三点到滨城。
到家是7月20日下午。而大伯一家，就是7月20日上午上门。
来得及。
“得赶在大伯走之前到家。”林卫东加快了脚步。
到了火车站，林卫东买了两张下午一点回上海的硬座票，二十八块。然后又用剩下的钱买了四个馒头、两包榨菜，当作路上的干粮。
“等回到滨城，我请你下馆子。”林卫东对刚子说。
“不用，能赚到钱就行。”刚子憨厚地笑，“对了卫东，咱们这趟……赚了多少？”
“本金一百三十八，收回一百五十一块五，毛利十三块五。扣除来回车票、吃饭，净赚……大概五块多。”
“五块多？”刚子有些失望，“就赚这么点？”
“这趟是探路。”林卫东耐心解释，“但咱们打通了渠道，认识了陈老四。这比赚五块钱重要得多。而且，咱们知道了两地的差价——上海收92，温州出101，九个点的利润。一万块面额就能赚九百，十万就是九千。”
刚子瞪大眼睛：“九……九千？那得多少本金？”
“十万块面额，本金九万二。”林卫东说，“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搞本金。不过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回滨城再说。”
两人在候车室等到中午，上了回上海的火车。这趟车人少些，他们找到了座位。
林卫东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开始盘算。
一百五十块钱，太少了。要做大，必须有本金。而最快的办法，是借钱。
向谁借？亲戚朋友都穷。银行？没有抵押，贷不出来。唯一的办法，是民间借贷。
温州有民间借贷，但利息太高，月息三分五分都有，借不起。滨城也有，但得找对人。
他想起一个人——王大海。父亲的老工友，前世在九十年代初辞职下海，开了家小饭馆，后来做建材发了财。这个人胆子大，脑子活，手里应该有点闲钱。
但怎么说服他投资？
林卫东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整理说辞。必须让人相信，这生意稳赚不赔，而且回报快。
国库券地区差价生意，有几个优势：第一，合法——国库券是国家发行的，允许转让；第二，风险低——券是真的，价格透明；第三，周转快——上海到温州，三天一个来回。
但王大海会信吗？一个十八岁的高中落榜生，说要带他做“大生意”？
“得先做出点样子。”林卫东喃喃自语。
“什么？”刚子问。
“没什么。”林卫东睁开眼睛，“刚子，回到滨城，你帮我办件事。”
“你说。”
“你去找你那些战友、朋友，问问谁家有余钱，哪怕五十、一百也行。就说，借十天，还的时候多给十块钱利息。”
“借一百还一百一？”
“对。但只借十天。十天后，连本带利还。”林卫东说，“这生意，咱们自己做。等本金大了，赚了钱，再分给投资人。”
“这……能借到吗？”
“试试看。你人缘好，朋友多。而且十块钱利息，不少了，够买七八斤猪肉。”
刚子想了想：“我试试。我有个战友，他爸是屠户，应该有点钱。还有个在供销社开车，手里也活络。”
“好，这事儿交给你。”林卫东拍拍他的肩，“记住，只借十天，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是咱们的信誉，不能坏。”
火车轰隆前行。
林卫东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开新的一页，开始写：
“7月20日，温州之行结束。成果：1.打通上海-温州国库券渠道；2.结识大庄家陈老四，约定十天供货一万面额；3.获得第一笔利润5.2元（实际）。”
“下一步计划：1.回滨城解决大伯逼婚事件；2.筹集本金，目标：十天凑够九千二百元；3.二次赴沪收购国库券，完成与陈老四约定。”
“筹资方案：1.民间借贷，短期高息（10天10%）；2.说服王大海投资；3.动用家中存款（需先解决医药费和学费）；4.如有可能，用纺织厂批条做布匹生意，快速变现。”
写完，他合上本子，看向窗外。
天色渐晚，夕阳把田野染成金色。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有农人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
这是一个平凡的日子，1988年7月19日。
但对林卫东来说，这是新人生的第三天。
三天，他从一个绝望的高中落榜生，变成了一个赚到第一笔利润的“生意人”。虽然只有五块二毛钱，但这是从零到一的突破。
“卫东，你看！”刚子突然指着窗外。
铁路边，一个放牛的孩子朝火车挥手。他穿着打补丁的衣裳，赤着脚，但笑得灿烂。
林卫东也朝他挥了挥手。
火车呼啸而过，把那孩子甩在身后。
就像这个时代，正在呼啸前行，把所有跟不上的人甩在身后。
而他，林卫东，这次要坐在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