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钢筋下的名字
看守所的会见室比想象中明亮，阳光透过铁窗在桌面上切割出菱形的光斑。张科长穿着囚服坐在对面，头发一夜之间白了大半，手指反复摩挲着桌上的搪瓷杯，杯沿的磕碰痕迹和林定军办公室那只一模一样——都是检察院的老物件，当年两人还开玩笑说要比谁的杯子先用坏。
“定军，”张科长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他从口袋里摸出个用纸巾包着的东西，推过桌面，“这个，你该看看。”
纸巾散开，露出半截生锈的钢筋，上面用红漆写着个歪歪扭扭的“安”字。林定军的指尖刚触到钢筋，怀表突然在口袋里发烫，表盘的裂痕中浮现出模糊的画面：十年前的工地仓库，李建国举着这截钢筋，对着张科长的脸吼道：“这是给安县希望小学用的！你敢换劣质料，就不怕天打雷劈？”
“安县希望小学……”林定军的喉结动了动。这个名字在李建国的日记里出现过三次，每次都跟着“孩子们的课桌”“新操场”这样的字眼，却从未提过和工程质量有关的事。
张科长灌了口凉水，喉结滚动的幅度很大：“2018年春天，财政局批了笔款给安县建希望小学，我是项目负责人。当时我儿子在国外赌博欠了高利贷，催债的把照片都寄到家里了……”他的声音开始发颤，“我鬼迷心窍，让施工队把国标钢筋换成了非标料，每吨能省八百块，前后贪了三十七万。”
怀表的光斑在桌面上晃动，映出更清晰的画面：张科长蹲在仓库角落数钱，李建国突然踹门进来，手里的施工图被捏得发皱。“老张，你可知这钢筋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李建国指着图纸上的承重数据，“地震烈度7度设防，你用的料连5度都扛不住！”张科长当时的脸，白得像纸。
“他发现了。”张科长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说要上报，说‘孩子们的命比什么都金贵’。我求他，给他下跪，说等我儿子的事了了就自首，他……他答应再等我三个月。”
林定军盯着钢筋上的“安”字：“这是李建国写的？”
“是他亲手漆的。”张科长的眼眶红了，“他说每根钢筋都要写上个地名，让施工队知道这是给谁盖的房子。出事前三天，他还去安县看了趟工地，回来跟我说‘孩子们在画黑板报，上面写着谢谢叔叔’……”
会见室的门被推开，小陈拿着份文件走进来，脸色凝重：“林检，技术科在张科长家的铁皮箱里发现了这个。”文件袋里是叠泛黄的照片，最上面一张是安县希望小学的奠基仪式，李建国穿着监理服站在碑前，手里举着的钢筋上，正是这个“安”字。
照片背面有行小字，是李建国的笔迹：“2018.5.20，钢筋进场，每根都验过，放心。”日期正是他和张科长第一次争吵的第二天。
“他没告诉任何人。”张科长看着照片，突然笑了，笑得眼泪直流，“他自己垫了十五万，让施工队悄悄把东楼的钢筋换了回来，说‘至少让孩子们的教室结实点’。他说等我把钱还上，就一起去给孩子们道歉……”
林定军的指尖划过照片里李建国的肩膀，那里别着枚褪色的徽章，和自己现在戴的一模一样。怀表的裂痕中，光斑突然聚成一团，显现出李建国坠楼前的最后画面：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攥着这截写着“安”字的钢筋，对着电话说：“老张，别躲了，我在天台等你，要么去自首，要么……我把钢筋寄给纪检委。”
“我去了。”张科长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本来想求他再等等，可他说已经给纪检委寄了举报信。我一时糊涂……”他猛地用头撞向桌面，“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安县的孩子们！”
林定军拦住他，将钢筋小心地放进证物袋：“东楼的钢筋换回来了，其他楼呢？”
张科长瘫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我不知道……施工队的头头早就跑了，我只知道剩下的楼用的都是非标料。”
会见结束时，张科长突然抓住林定军的手腕，力气大得像要捏碎骨头：“定军，求你去看看那些孩子，告诉他们……不是所有叔叔都像我这样坏。”他从囚服口袋里掏出张存折，“这是我仅剩的钱，五万块，给孩子们买新书包。”
走出看守所，阳光刺眼得让人睁不开眼。小陈把车开过来，车窗上贴着张便签，是技术科的留言：“安县希望小学的结构图已调阅，除东楼外，其余建筑的钢筋标号均不达标，建议立即排查。”
林定军把存折递给小陈：“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然后直接去安县。”他摸出怀表看了眼，裂痕中的光斑已经散去，指针稳稳地走着，像在倒计时。
安县希望小学的红砖墙在阳光下泛着暖光，操场上的孩子们正在追跑，笑声脆得像玻璃珠子。林定军站在校门口，看着教学楼顶的五星红旗，突然想起李建国日记里的话：“等学校建好了，要在这里种满向日葵，让孩子们知道，活着就得朝着光。”
校长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听说他们的来意，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去年汛期，西楼的墙皮就掉过，我们找施工队来看，他们只说是正常沉降……”她领着林定军走进西楼，指尖划过墙面，能摸到明显的裂缝，“孩子们总说这里冷，冬天墙角会渗水。”
检测人员很快有了结果：西楼的承重墙钢筋锈蚀严重，承重能力仅为设计标准的60%，属于危楼。林定军站在教室门口，看着黑板上孩子们写的“我的梦想”，突然在最后一排的课桌上看到个熟悉的图案——用粉笔涂画的向日葵，花盘里写着“李叔叔”。
“这是孩子们画的。”校长叹了口气，“建校那年，有个姓李的监理叔叔总来，给他们带糖果，教他们画向日葵。孩子们说他像太阳，可惜后来再也没来过。”
林定军的眼眶发热，他从证物袋里拿出那截写着“安”字的钢筋，放在讲台上：“这个叔叔叫李建国，他很想来看看你们，只是……来晚了。”
孩子们围过来，好奇地摸着钢筋上的红漆。最小的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突然指着“安”字说：“老师说，‘安’就是家里有女有子，平平安安。”
检测人员在东楼的地基下有了新发现：李建国当年悄悄更换的钢筋上，除了“安”字，还刻着十几个小字，是孩子们的名字——都是建校前登记的贫困生。“这些钢筋的标号，比国标还高。”检测员举着仪器，声音带着敬意，“他是把最好的料，用在了最需要的地方。”
傍晚的夕阳把教学楼染成金红色，林定军站在操场上，看着工人开始拆除西楼的危墙。张科长寄来的五万块钱，已经换成了崭新的书包，整整齐齐地堆在东楼的教室里，每个书包上都别着朵纸折的向日葵。
小陈拿着手机跑过来，屏幕上是张科长的忏悔视频：“……我对不起李建国，对不起孩子们，我愿意用余生赔偿所有损失……”视频的背景是看守所的墙，上面贴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正是安县希望小学的孩子们。
林定军摸出怀表，裂痕中的光斑彻底消失了，表盘变得异常清晰。他知道，李建国没说出口的牵挂，张科长迟来的忏悔，还有钢筋下那些被守护的名字，终于在阳光下汇成了完整的答案。
离开安县时，孩子们追在车后挥手，手里举着画着向日葵的画。林定军摇下车窗，看着那栋用良心撑起的东楼，突然明白：有些守护从来不需要声张，就像钢筋沉默地扎在地基里，却能撑起一片让孩子们奔跑的天空。
怀表在口袋里轻轻跳动，像在应和着什么。林定军知道，这起横跨十年的案子还没结束，但至少此刻，阳光正好，孩子们的笑声正穿过车窗，落在他心里最软的地方。